转帖于某位藏家的部分观点
「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
麻沙是个地名，位于福建北部建阳地区。当地盛产榕树，起木质松软，适宜雕版刻印，故宋代开始盛行印书业，但因质量粗糙，常出现脱文错字，误人子弟，逐渐失去了市场信誉。“麻沙本”遂成为一个错版书刊、误人子弟的典故。
研究古陶瓷，如果对版本目录学缺乏了解，很容易犯“麻沙本”的错误。最近有人撰述文章，论及柴窑与耀州窑的关系，即是一个典型范例。
最早提到柴窑产地的文献是《格古要论》一书，该书作者为曹昭，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但洪武刻本今已无存，该书传到景泰七年（1456年）时，即已残缺。王佐根据当时的老个版本进行增补，修订《格古要论》,历时4载,只天顺三年（1459年）完成，刊刻于世，易名《新增格古要论》，***13卷。王佐修订《格古要论》时，距曹昭成书时间仅68年，而且有传世版本为据，王佐的修订工作做得十分认真，脱文漏字的地方均已补齐，不能补的和没有确切把握的，也都注明了“原文缺”。而王佐新增订的内容，也都注明了“后增”、“新增”。可以认为王佐的书完全保留了曹昭《格古要论》的原貌。《新增格古要论》柴窑条目注明：“出北地河南郑州”，且没有“后增”、“新增”字样，说明该条目就是曹照原书所载。
而现存最早的《格古要论》刻本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夷门广牍》本，据曹昭原刻本已有209年，据王佐修订时也有141年，且该本校刻不精，伪误较多，属于“麻沙本”一类的劣质书刊，只能用于校勘参考，不能用于引经据典的学术研究。在这个刻本中记述柴窑条目时，仅对其产地记述了“出北地”三个字。而论述柴窑与耀州窑关系的人，引文都是出自《夷门广牍》本的这个“麻沙本”，却对于校刻精良的增订本视而不见。根据目前存世的各种版本来比较，仅人用《格古要论》一书，只能以王佐的增订本为据。
笔者并非写论文论述柴窑问题，仅是提出做学问应该具备版本目录学的基础常识，少走弯路，否则就要出“麻沙本”的笑话，会贻笑大方的。顺便提醒一下，研究柴窑问题，另有两本书也是不能引用的，一是《宣德鼎彝谱》，二是《宣德彝器图谱》，这两本书不但是“麻沙本”，而且是明末或清初人精心编撰的伪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认真读读原书，便会知其伪在何处了。
再论“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
《“麻沙本”与版本目录学》一文发表后，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说谈到柴窑产地的最早文献是《格古要论》，某某专家不是引经据典地讲到，欧阳修《归田集》就论述过柴窑吗？
我原想从侧面提醒诸多研究者，少走些弯路，不想出任何人的丑，但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果不去纠正，势必会引起诸多误会。
闲谈《归田集》一书。故宫图书馆藏书够丰富的了，但平装书中未见有《归田集》，仅在线装古籍中发现清人乔莱所著的一本《归田集》，发行量很少，且未见刊刻年代，书面有红色印章“江苏省长送”字样。如果有人能发现欧阳修的《归田集》，肯定是一个特大重要的发现。欧阳修著述颇丰，在他的著述中仅有一本《归田录》，而无《归田集》，这在文史界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如果我没猜错，可能使编辑同志或排字同志将“录”字误排为“集”字。欧阳修《归田录》一书仅有15000多字，***继续是115条，中华书局在1981年出版过校对注释本，李伟国同志点校相当认真，在这个点校中精良的版本中，我们找不到欧阳绪论及瓷器的一句话。我不知引经据典着引自何书，只好照抄其所谓的论述柴窑的文献如下：“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着，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晴与果实。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
稍有些文学史常识和陶瓷史常识的人，都会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伪处。第一，欧阳修《归田录》一书着于1071年，欧公时年65岁，第二年便去世了。汝窑的设置是在1086年宋哲宗登基以后的事情，欧阳修不可能见过汝官窑瓷器。第二，像文中那样的诗的水平，如果是出自欧阳修之手，恐怕他也不会被后人评为著名的文学家了。第三，欧阳修不是预言家，怎么会知道宋朝会分为北宋和南宋呢，故于1072年欧阳修身值北宋中朝，如果他没在南宋时复活，怎么会说出“北宋汝窑”之语呢？总之这段文字漏洞百出，只能出于明中朝以后的某个“麻沙本”。不过也有可能使我孤陋寡闻，读书不精，如果真是那样，希望前辈和智者指出我我的错误，也让我少走一些弯路。
三论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
《再论麻沙本和版本目录学》一文发表后，有人问我：“即使别人引错了文献，可是你又凭什么断言那首关于汝窑和柴窑的诗不可能出自欧阳修之手呢？”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现在流行对文物的真赝对比，几乎每期的收藏杂志上都刊有相关的文章，从造型、纹饰、画风、工艺特征上，掌握真品的特征，找出赝品的败笔，从而断其真伪。这也是科学，其要领是掌握真品的特征，总结其规律。文学也有辨伪之说，且早已流行于文坛，其要领也是掌握真品特征，总结其规律，如果你多读读欧阳修的诗文，肯定也能熟悉他的艺术风格，再去辨伪应该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把欧阳修的诗比作官窑精品水平，则那首关于汝窑和柴窑的诗只能算普通的民窑水平，二者差距太大，一望便知。当然，详细论证每一个细节，恐怕也要写上数千甚至上万字的论文，故在此不再赘笔。但是有一点应该指出，欧阳修治学精神十分严谨，流行至今的写作掌故中，如果辑录出书，他似乎是最多的，最起码也是最多者之一。到了晚年他仍然在一丝不苟地校对自己写过的诗文，连他的夫人都感到有些厌烦了，指责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还要这样自讨苦吃呢？找个人帮忙抄一抄就行了。你又不是小学生，难道还怕先生来责备你吗？”欧阳修答道：“我哪里是怕先生生气，二是怕后生笑啊!我不把他抄清楚，难道还要子孙们去考辨不成？”欧阳修留下的“怕后生笑”的这段佳话，实在最耐人寻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想到千年之后居然因一个麻沙本，一生治学严谨的大文学家，却被莫名其妙地推上了汝窑和柴窑的论争之中。欧阳修在天有灵，恐怕也会哭笑不得。
在陶瓷史的研究中，引用文献务必要核对原文，找到原始之处，才能做到言之有据，图省事是做不了大学问的，投机取巧找快捷方式，也难攀上顶峰。不怕前任笑，难道还不“怕后生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