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针对北宋“积贫”现象，王安石提出变法应以理财为中心，其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在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观念根深蒂固，而对于出生于南方的王安石来说，却十分重视商贾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朦胧地认识到富国强兵应先从经济领域抓起，从理财开始。但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如青苗法限制了私人高利贷的发展，它以“国贷”取代了“私贷”，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也抑制了土地兼并；募役法向不服役的官僚、地主收取免役钱；方田均税法按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扩大了税收标准和范围；均输法通过国营商业机构，对全国商品实行强制性收购、运销，限制了商人操作；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因此，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有些地方官拒绝执行新法，守旧派代表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宋神宗死后，保守派司马光当政，废除了王安石的全部新法，变法派成员相继被排挤出朝廷。
二、变法靠山（宋神宗）的动摇和去逝
王安石变法是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变法派代表着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势必要改革现行的法度，势必要限制或损害大地主、大官僚的某些局部利益。实际上，保守派只顾眼前利益，安于现状，苟且偷安而且对改革派还有压倒的优势。因此，要变法就必须冲破保守派的阻挠，要抵制保宗派的强大的进攻，保证新法得以贯彻，必须应有皇帝的强有力的支持才行，故此，宋神宗成为变法的靠山。
新法推行后，保守派进攻变法破坏了社会安定局势，造成了天下纷扰，“上自朝野，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纷纷扰乱，莫安其居”。变法派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全仰仗宋神宗的支持，御史丞吕诲弹劾王安石十大罪状，宋神宗遂罢吕诲。御史刘述、刘琦、钱凯***同上书攻击王安石，皆遭贬，伺候苏氏兄弟亦发表了长篇大论反对变法，神宗也毫不动摇。
但人无完人，在宋神宗身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气魄不够宏大，性格不够刚毅果断，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容易产生动摇。如在各地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时（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这些抨击变法，说这些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熙宁七年（1074），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他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预警，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正在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所描绘的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惨不忍睹。神宗本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恢复，但也充分说明神宗对新法的信心不足，摇摆不定，之后又两次罢免王安石。
这些局限性造成的一些失误，使新法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如果说王安石变法失败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那宋神宗的局限性就是变法失败的主观因素。
三、用人不当，出现危害百姓现象
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变法触及了大地主、大财阀的利益，因而引起了以两宫太后为首的利益集团的反扑，导致变法失败。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王安石的变法也没有得到广大穷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民间就流传这样的段子，村妇喂鸡时，嘴里念叨的就是，安石，进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用人不当。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王安石变法在用人上有很大的失误，起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却阴险狡诈之徒，最终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何谓小人？以司马光之见，就是德行不立，无论其多有才华。小人通常有两个突出特征：为求功名可以不择手段，为泄私欲可以不计后果。而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用人唯亲，排除异己，并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可以做出种种人所不齿的事情来。
例如，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的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章敦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可他后来在迫害“元佑党人”(反对急进变法之人)时，可谓穷凶极恶，空前绝后，一点君子风度都没有。王安石的另一得力助手邓绾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他曾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至于蔡京，那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气熏天。
四、王安石性格偏执，树敌过多
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个性特征非常突出，品质优良。如淡泊名利、酷爱读书、清廉朴素等等。即使他的对手，司马光也承认他的个人品质高尚。但有些个性在官场上就有碍于执政。不与人交谈，有所领悟则自己大笑，旁若无人。他下围棋，但与人对局，若觉得要输了就不下了。平时也不拘小节，有一次上朝，衣领中爬出一个虱子，宋神宗看到笑了出来，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些琐事若在一般人也无所厚非，但居高官，行变法事，则易形成孤军作战的局面。
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也是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
又如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神宗皇帝听了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王安石如此极端看问题，使其更加孤立，连极其信任他的宋神宗也经不住左右惑言，两次罢免王安石。这种偏执的性格使其树敌过多，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却为他变法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总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主要是其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变法过程中用人不当，出现了危害百姓的现象。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是：改革不仅仅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还要注意变法的策略，协调各种关系，在变法中“以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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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