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通佯，假装，佯装。
出处：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
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
白话释义：
从前卞和献宝，楚王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忠，秦二世处他以极刑。因此箕子装疯，接舆隐居，是怕遭受这类祸害啊。希望大王看清卞和、李斯的本心，置楚王、秦二世的偏听于脑后，不要使臣子被箕子、接舆笑话。臣子听得比干被开膛破心，伍子胥死后被裹在马皮囊里扔进钱塘江，臣子原先不相信，今天才清楚了。
希望大王深思明察，稍加怜惜。俗话说：“有相处到老还是陌生的，也有停车交谈一见如故的。”为什么？关键在于理解和不理解啊。所以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用自己的头交给荆轲来帮助太子丹的事业；王奢离开齐国投奔魏国，亲上城楼自杀来退齐军以保存魏。
扩展资料写作背景：
汉景帝时，吴王蓄谋反叛朝廷，他上书以谏，劝诫吴王勿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不见用，乃改投梁孝王门下。
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有嗣位之意，母亲窦太后也希望景帝能将帝位传给孝王，但是西汉的帝位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所以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邹阳虽在孝王门下，亦力争以为不可。于是孝王旧臣羊胜、公孙诡乘隙进谗。孝王怒，将其系于狱中，欲杀之。这封上书便是他在狱中所写。
文章赏析：
从结构看，全文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言明自己以忠信蒙冤，请求孝王察释。在以“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开端后，便引用正反事例予以说明。
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卫先生为秦策画灭赵之精诚已达“变天地”的程度，却仍得不到二主理解之事，是从反面证明“虚语”之故；箕子佯狂、接舆隐居的逃世之行，是从正面证明“虚语”之故。作者之意，并非要否定忠信，而是“愿大王孰（熟）察”己之“尽忠竭诚”之心。
“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一句，便点明了本意。于此，作者再以比干因上谏纣王而被开膛剖心、伍子胥因劝阻夫差而被抛尸江中两个古代因忠信而蒙冤之事例，加一层复勒，以求进一步引起大王的深思明察。
第二部分提出士贵相知，不当以新进而有疑的观点。作者先从“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谚语，引出“知与不知”的话题。
由于相知，所以樊於期从秦国逃到燕国，用自已的头颅帮助太子丹报秦王之仇；由于相知，所以王奢由齐国投奔魏国，亲上城楼自刎以退齐军而保魏。
就交往时间而言，樊於期于秦、王奢于齐，都要相对比燕与魏长得多，他们之能够离开秦、齐二国而为燕、魏两君效死，完全是因为行为与志向相合。
同样，苏秦失信于诸国而独为燕国所信赖，白圭为中山国作战连失六城而却为魏国攻取了中山，亦在于相知。作者指出，苏秦在燕、白圭在魏，并非没有遭到谗毁之言，但燕、魏二主却不因谗言而有所改变，反予以赐赏，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这段论述，引出了刺谗本意。
第三部分承上文作转，就人主不当信谗发议。作者指出，嫉妒往往于才士尤甚，如中山相司马喜以前在宋国时被割去膝盖骨，秦应侯范雎以前在魏国时被打得肋断齿脱，其原因即在于他们“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殷之申徒狄自沉雍河、周之徐衍负石跳海，也就是为国家利益而不肯与世俗苟合。
至此，作者将笔锋转向人主身上：才士之行如此，那么人主当如何待之呢？他通过秦穆公任乞食者百里奚为宰相、齐桓公举饲牛者宁戚为大夫两个事例，说明了人主于不党之士，当“感于心，合于行”，信之不惑，以至“昆弟不能离”。
接着，作者又作进一步的阐发，以鲁国国君听信季孙的坏话赶走了孔子、宋国国君采用子罕的诡计囚禁了墨子，结果二国因此而危急，以及秦国任用了戎人由余遂称霸中国、齐国任用了越人子臧而强盛一时的正反事例，说明偏听独任则失、公听并观则明的道理。
第四部分指出人主有欲善之心，出于至诚，士未有不为之用者。作者认为，人主欲成就大事，不仅要不信谗言、远离阴谋者，还得“欲善无厌”。
晋文公之能“强霸诸侯”，齐桓公之能“一匡天下”，在于人主“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以至仇敌亦为所用；商鞅使秦强盛于天下而终被车裂，文种使越称霸于中原而卒至诛身，在于人主未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故孙叔敖三去宰相之位而毫无悔色。
陈仲子宁辞三公之聘去为人灌园。作者因此下结论说：人主用士，须披露心腹，坦现真情，肝胆相照，同甘共苦，无所吝惜。只有如此推诚，士必会如荆轲、要离一样义无反顾、为己所用。
最后一部分直接针对本事，阐明人君待士为左右人牵制之弊。作者指出，近者易亲，近者易疏乃是常理，正如无故将明月珠、夜光璧投人，人们必会按剑斜视，而弯木头、老树桩经过粉饰，倒能成为国宝。
士之进退，亦常有此种情况，致使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虽怀大オ，因无“左右先为之容”，无法尽忠于当世之君。由此作者亮出了自己的主张：“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于卑乱之语，不夺于众多之口。”
在以秦始皇听信宠臣之言而差点亡身、周文王任用偶遇之士而成就王业作例证后，便转入对孝王接士为左右人所牵制的正面指责：“今人主沈于谄谀之辞，牵于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
结尾处再转到士人身上，指明士之立身，品地高绝，若由左右而进，必不肯，从而表明了自己的坚贞节操，并以“忠信”二字照应篇首。
据史载，梁孝王读了此信后，立即释放了邹阳，并把他敬为上客。历来人们一直予此文极高的评价，其艺术特色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文章气盛语壮，邹阳这封上书乃是希望求得自脱，但他并没有通常人在这种处境中的哀求乞怜之状，而是理直气壮、激昂慷慨地陈述人主沉谄谀则危、任忠信则兴的道理。
他不仅借古喻今，暗责梁孝王之“偏听”、“惑于众口”、“牵于卑乱之语”，也正面直刺，指出梁孝王已沉陷在逢迎奉承的包围圈里，受到近侍妃妾的牵制，致使那些不受羁缚的才识高超之士与牛马同槽。
作者遣词用意虽颇有些“不逊”（司马迁《邹阳列传赞》），然所言全是至理，故反为孝王器重。
所以《史记》称邹阳“抗直不挠”，《汉书》称邹阳“慷慨不苟合”，此文气骨挺然、不迎合媚上之特征，无疑是其人品的直接反映。
其次是比物连类，梁孝王听信了谗言而将邹阳系于狱中，要打动他，仅靠说大道理定必难以见效。因此作者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反复申说，从而使文章极有力度，颇有战国游说之风。
如第三段在阐述人主须“不惑于众口”时，便援引了大量史实，正说反说，横说竖说，将事理说得透彻畅尽。
第一层从女子无论美丑如何，一入后宫都会遭到妒忌；士人无论才能怎样，一进朝廷都将遭到排挤的现象，指出嫉妒乃是人之常情。
第二层先引战国时代司马喜、范睢两个事例，说明才士因不肯党同，故遭嫉妒尤甚；再引殷周时代申徒狄、徐衍两个事例，说明才土之立身，与其苟合，毋宁跳江蹈海。
第三层顺转，以百里奚、宁戚之所遇，指出人主于不党之士当信之不惑。第四层再从人主角度阐述“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与“公听并观，垂名当世” ，先是反说，以鲁逐孔子、宋囚墨翟为例，说明惑于谗则国危；后是正说，以秦用由余、齐任子臧为例，说明不惑则国强。
至此，作者还感意犹未尽，再添朱、象、管、蔡四例，说明有更惨于孔、墨者。行文真是千翻百转，如九级浮图，层层复叠，愈出愈高；如万里黄河，滚滚不竭，终归大海。在此等文字面前，梁孝王之有感于邹阳提出的“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最后是以赋为文，一般说来，用古过多不免伤气，议论过多不免伤格，而此文则不觉有此弊，其原因在于作者以赋手为文章。
文章句式大致整齐，且多偶俪，故读来朗朗上口，不觉其累，且又在行文衔接处，多用“是以”“何则”“故”“至夫”“臣闻”等词转折，因而似连而断，似断而连，形成了一笔呵成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