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的底蕴是生命情调。政客与艺术家是两种偏材，更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而且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生命状态，如果彼此越俎代庖，对两种生命都是悲剧，甚至会引发出社会历史的悲剧。
什么是成功的政治?其实只有一个评价标准，说白了。只要在当时取得了成功，就是成功的政治。历史原本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道理很简单，历史是由一段一段的成功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评价搞政治的人往往也十分简单：成功者是政治家，失败的就是政客。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搞艺术的人就不一样，艺术并不将就当下的成功，甚至当时的成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某种艺术的肤浅，真正的艺术价值是需要历史检验的。众所周知，艺术如果依附政治，就极容易取得所谓的“成功”，但这种昙花一现的“成功”正是速朽的根源。因此，艺术家也是一样，决不可以当下的成败来论英雄，真正的艺术家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显然，政客与艺术家是两种不能混淆的生命状态。
然而，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某些属于艺术偏材的人却被命运捉弄，偏偏被迫去搞政治，结果就弄出许多笑话、佳话，更多的还是悲情与悲剧。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却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中国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秉赋素质来讲，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因此。他们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无数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秉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一个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竟至把陈后主的歌曲当作了亡国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艺术家的气质”，他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在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均是。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苍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抒发他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他们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政治只会越来越腐败，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一个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还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的表达。一个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的人，在常人看来，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让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坐在朝堂上，一板一眼地做那些需要冰冷的理性来处理的事，那是只能做坏，不会做好的，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产生的。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一个第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地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打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饮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只有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他的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诗词不仅使国家灭亡，据说连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惟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的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颂听教坊乐手演奏的《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彩女寻欢作乐了。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妨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是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的；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客多是戴着王冠的强盗，艺术家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然而，人看眼前三寸，谁能顾得长远?唯知兴亡成败，怎管身后是非。不过，只要考虑上面的道理，大概也就应该算是艺术家或是书生了。
才能绝不仅仅是才能，才能的底蕴是生命情调。生命情调主要源白天赋秉性，后天的境遇是很难移易的。人无生而贵贱，但贵贱其实早就选择了人。说道此处，才知上面的道理都错了。原来，真正的政治家在生命的底蕴处与真正的艺术家是相通的。难道，怀着诗意的文化理想去处理政治，不正是我们的理想政治吗?正是唐尧禹舜式的理想凝聚了我们的民族，使之历经磨难而不摧折，生生不息地发展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