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能在欧洲一体化的形成时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战后英国历史上代价最为惨重的错误之一。而且这个错误是两大主要政党犯下的。根本性错误在于，英国没有参与那些奠定基础的谈判，也没有试图将它们引向更符合英国利益的方向。相反，英国方面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大陆国家”不可能齐心协力。这种对先前的战时敌人或脆弱盟友的自满甚至傲慢的心态被人称为“胜利的代价”。
1950年，工党内阁拒绝参与打造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他们虽然对该计划有望让法德两国捐弃前嫌表示欢迎，但考虑到英国只有5%的钢铁出口到西欧，他们怀疑该计划对英国经济的好处，也不信任该计划中“欧洲联邦”的含义。贝文宣称：“如果你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你绝对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特洛伊木马跳出来。”他对那些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美国人激动地说：“英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不是像卢森堡那样的国家。”
不管怎样，英国的决策者都认为舒曼计划会流产，届时伦敦方面就能提出一套有利于自己的应对方案了。结果，欧洲煤钢共同体在1952年宣告成立。这一误判在1955年再度重演，当时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邀请由安东尼·艾登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参与进一步一体化的谈判——在原子能或可能的共同市场领域。在这一阶段，提出的方案都还比较模糊，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如果英国“不是作为观察员而是和其他有关国家一样”全面参与的话，英国可以对谈判施加“更大的影响”。
但麦克米伦的主要政治对手、财政大臣拉布·巴特勒宣称，考虑到英国多种多样的全球利益，这些方案“充满了特殊的困难”。最终政府只派了贸易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作为观察员列席谈判，不带任何承诺。其他国家大多派了外交部长作为代表参会。日后在布鲁塞尔的后续谈判也萧规曹随。更糟糕的是，在英国看来，自己的步伐基本上是被荷、比、卢三国决定的——它们热衷于推进欧洲一体化，这一进程在过去常常被法德矛盾所扼杀。
欧洲一体化的首要推广者是荷兰外长约翰·贝延，巴特勒后来说他“非常热心”，“总是叫你做这做那”。巴特勒并不把他当回事：“我还是宁愿看更大的国家怎么做。”一个由财政部领衔并主持的跨部门委员会在1955年对共同市场的想法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它“在总体上”对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弊大于利——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其利益不应被限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欧洲圈子里。
英国政府内的大多数人比较喜欢放长线，大家普遍相信，鉴于法国政局剧烈动荡，布鲁塞尔谈判可能会自行破裂。令人惊奇的是，内阁基本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按照巴特勒的说法，“艾登觉得这很没意思……甚至比我觉得还没意思”。骄傲自满的英国人没有预见到两个关键性的事态发展。首先是从1956年1月开始担任法国总理的居伊·摩勒与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出人意料地结为同盟。
摩勒是社会主义者，而阿登纳是信奉天主教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但两人都致力于法德和解，而艾登在1956年秋天英法联合企图推翻纳赛尔的行动中退缩后，摩勒的决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据说阿登纳曾对摩勒说：“欧洲就是你报复的手段了。”阿登纳急于让德国重返欧洲大家庭，而摩勒凭借阿登纳做出的让步和付出的代价，说服了批评共同市场的法国人。所提出的好处包括给予法国及其全体海外领地成员资格，并对法国效率不高但政治势力很大的农业部门开出了优惠条款。
其次，阿登纳不顾其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反对，促成了这件事。要知道后者可是被许多德国人誉为1945年后德国“经济奇迹”的设计师。艾哈德想要的是一个更大、更宽松的自由贸易区，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这与联邦德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英国和美国多样的贸易联系非常相称。但阿登纳坚持让政治因素压过经济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与法国达成协议。所以艾哈德基本上是被命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法国能够发号施令的真正原因。
就这样，《罗马条约》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于1957年3月签署。法国和德国历经3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战争，在希特勒的战争结束10多年后，最终实现了和平。假如英国像艾哈德希望的那样参与谈判，那么其中的态势必将迥然不同，结果也会少一点保护主义、多一点自由贸易。或者说，假如英国愿意接受一个关税同盟，历史学家米丽娅姆·坎普斯认为“他们在这一阶段为农业和英联邦谈出这种广泛的例外条款不会有什么困难，而他们在后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
虽然英国的症结常被描述为国家主权原则，但更准确地说——鉴于北约在麦克米伦国防政策中的核心地位——是英国不愿因为欧洲以及跨大西洋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削减主权。给这些战略错误雪上加霜的是，英国也没有算到在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六国深化经济合作的步伐那么快。短短几年后，六国达成协议，对世界其他国家筑起关税壁垒，并制定共同农业政策来保护农业部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部分预算都用于共同农业政策。法国再一次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说了算。
因此英国再度面对它在历史上的梦魇——英吉利海峡对岸又一次出现了一个由法国主导的欧洲大陆同盟。而到1960年，尽管“参与其中”的经济考量仍旧利弊参半，但“置身事外”的地缘政治影响已经再也无法忽视了。一个跨部门的特别委员会建议道：“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一股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势力，那么它将成为欧洲的主导势力，成为唯一能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比肩的西方同盟。
英国如果置身事外，那么它在欧洲的影响力将相应减少。”鉴于“这将与我们海外领地的缩水同时发生”，该委员会警告说，英国“有无法继续宣称自己是个世界大国”的危险。英国意识到没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草创时期参与其中的后果时，已经太迟了。为了抗衡六国而匆匆拼凑的七国欧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得太晚，力量太弱——人们笑话说，这让欧洲变得“乱七八糟”。
英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恐惧并不仅仅像它经常宣称的那样是出于经济原因，也有大国政治方面的因素。1961年9月，麦克米伦政府开始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但其申请在1963年1月被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否决——他仍然为1940年溃败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他的“自由法国”视为小兄弟耿耿于怀。戴高乐的农业部长用充满沙文主义的论调向英国相关大臣解释了否决的理由：
“我亲爱的伙计，这非常简单。现在的六国有5只母鸡和1只公鸡。如果你们加入，母鸡可能会变成七八只。但到时候就会有2只公鸡。这就不好办啦。”后来英国总是将他们没能加入完全归咎于法国——这与过去的历史规律完全吻合。而且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显然其他五国不愿意与戴高乐作对，特别是非常看重新法德联盟的阿登纳。但麦克米伦政府也是授人以柄，因为伦敦方面总是高估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