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虹红学，已被公认为是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立的当代“显学”，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既然如此，现在还要提出“”这个话题你是不是感到很奇怪?的确，不要说专门的研究者，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红学爱好者都能告诉你，红学不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吗?这个回答是不错的。然而，对任何学科的界定又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红学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对“”，红学家们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并曾引发了一场关于的争论。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先生关于“红学”的这种见解，在许多文章中都表述过。如他在给梁归智《石头记探佚》一书写的序言中就指出：“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并认为，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在《红学辨义》一文中，他又说：“红学的真正‘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至于一般的角度，方式、方法去把《红楼梦》当成与一般小说无所不同(即没有它的独特性)的作品去研究一般的小说技巧、结构、语言……等等，那其实还是一般小说学，而并非红学——或并非真正的红学，正宗红学。”周先生的观点表述的十分清楚，他强调“红学”的独特性，强调研究曹雪芹家世、版本、探佚、脂评是正宗红学，而把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归入一般小说学的范畴，排除在“红学”之外，这显然是过于偏颇了。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最早提出批评的是上海红学家应必诚教授，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发表了《也谈》一文，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如果红学的殿堂，只允许‘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进去，那也可以，我们就在红学之外，另立一门学问，叫《红楼梦》小说学亦无不可。但是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对应先生的驳难，周先生在1984年第六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进行了反批评。认为：“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无所区别、或全然一样的。”又说：“这实质上，是不承认事物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是主张把‘红学’一般化，亦即取消红学——存其名而废其实。”“在我看来，不是应该把红学拉往一般化。而是应该有‘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它们‘二位’应当分工;分工是为了便于协作，殊途而同归(“殊途而同归”下有着重号)，合衷以共济(“合衷以共济”下有着重号)。”在周汝昌先生这篇批评的文章发表之后，《文艺报》1984年第八期又刊出了赵齐平先生《我看红学》一文，对周先生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与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然而被认定与甲骨学、敦煌学鼎立为‘三大显学’的红学，偏偏存在着‘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的问题，人为地划分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各自领域。”赵齐平还认为不以研究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以上就是那场讨论的大致情况。虽说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并不多，但影响颇大。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场关于的讨论，其实讨论所涉及到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对‘红学’这一概念的解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周汝昌先生在那一段时间之所以一再提出“”这个话题，恐怕是与美籍华人余英时教授两篇很有名的文章，即《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以及当时对考证派红学的议论有些关系。余英时的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二期与一九七六年第二期上。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中，提出了“曹学”的概念，他说：在最近五十年中，《红楼梦》研究基本上乃是一种史学的研究。而所谓红学家也多数是史学家;或虽非史学家，但所作的仍是史学的工作。史学家的兴趣自然地集中在《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上。他们根本上不大理会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这个空中楼阁，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一砖一石。在“自传说”的支配之下，这种还原的工作更进一步地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转到了作者所生活过的真实世界。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红学”其实只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余英时更是直接了当地指出：“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并说：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的“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归趋。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从以上的两大段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余英时对考证派红学、曹学及红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评价、批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据说周先生在1980年美国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曾针对这些论点作了回答，提出了“内学”“外学”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周先生后来在《国际红学会》(载《献芹集》)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件事，并认为“此事为最有意义。”他认为：“所谓‘内学’‘外学’，是我当场‘创造’的红学新名词(借用佛家用语)，因为国外早已发生一种论调，认为红学考证并非真正的红学，而是‘曹学’(后来国内才有了学语者);主张红学必须以‘作品本身’的研究为正途，那才是真正的红学云云。我个人对此另有理解与看法，但为了‘方便’，就把‘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之为‘内学’(其实，从红学本义讲，这恰恰不再是红学了，已是一般性的小说研究了，这在世界上多得很，但并不叫什么特殊的‘学’)，把对历史背景、作者家世生平、其它有助于理解这部特殊性极强的小说的研究、分析、考证、讲解(但不是一般性的对情节、艺术的论述)等等称之为‘外学’。”由此可见，周汝昌先生提出“”的问题，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当我们了解了周先生关于“红学”的观点形成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汝昌与应必诚、赵齐平等人的辩论正是前一场讨论的继续，当然论争的内容有所不同了，或者说论争的内容更集中、更深入了。在这里我们不想对余英时的论点作什么评价，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胡适以来，有关曹雪芹家世、版本、脂评的考证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不可能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有这样的深入认识，乃至红学能否成为一门“显学”，能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都是个问题。因此抹煞考证派红学的历史功绩是不公正的。实事求是地讲，曹雪芹家世、《红楼梦》版本、脂砚斋及其批语等多方面的考证、研究，对红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但这能成为把《红楼梦》文本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的理由吗?红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是由许许多多方面的研究组成的，曹雪芹家世研究也好，版本研究也好，探佚也好，它们都是红学的一个个组成部分，这些方面的研究说到底都是为了使人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能有更科学的认识，而不是为了其它。比如说“曹学”，任何鄙视、贬低它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都是没有道理的。但如果把“曹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或者说与《红楼梦》作品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门姊妹学科，这同样是不科学的，不仅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也不利红学的建设和发展。红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不应把它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全面地科学地认识红学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特性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十分赞成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关于“红学”一词的解释：“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它包括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创作经验、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佚、脂评，等等。”应该说这个解释比较准确、全面。当然，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凡是与此有关问题的探讨研究都应属于红学范畴。红学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样人们对红学这门学科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在清代光绪年间“红学”一词在士大夫中还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词语，并不是作为一门学问的称谓，尽管那时红学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只有在本世纪初、特别是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以来，人们对红学的认识才有了质的飞跃，“红学”不再是调侃的用语，而是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堂而皇之地步入学术之林。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主要原因，一是《红楼梦》不同于一般的作品，它具有宏大的容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力量，二百多年来它以其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使之百读不厌。一部博大精深的不朽的文学巨著，就是一座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宫殿，它的影响和生命力是超越时空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会从这样的文学巨著中获取智慧和营养，每一个人都会从阅读和研究中获取新的感受和独特的认识。总之，《红楼梦》经得起人们去阅读，值得人们去探讨、去研究。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赋诗云：“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二是曹雪芹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家世及其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还有复杂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情况以及脂批、续书等等特殊的因素，吸引了诸多专家学者去考证、研究，这些不仅增加了人们阅读、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也大大丰富了红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