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刷新吏治不是简单的反贪反腐可以做到的，靠尚方宝剑反腐从来就是一个笑话。
雍正反腐能够成功，是因为他操作几项大政改革都成功落实，带来的制度红利；而嘉庆则因为种种原因，积重难返，无力做出任何有针对性的制度改革，反腐自然变成一个笑话。
这才是雍正和嘉庆最大的不同。
我们来看看雍正做的几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火耗归公、改土归流、摊丁入亩、设立军机处、设立养廉银制度五件事，军机处是为了集权，将权力从八爷等勋贵和满清旗主手中夺权；改土归流是加强一统；而火耗归公、养廉银、摊丁入亩则是雍正重建国家财政系统，反腐能够成功的关键。
贪腐的根源有二，一是欲望，二是缺少监督。缺少监督必然导致贪腐，但在雍正嘉庆时代，甚至追朔到中华上下五千年来说，靠的都是御史台和官员间的检举揭发，效果都不明显。
雍正能够反腐成功，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是成功的基础。这两件事，前者将收税中的利益空间收归国有，摊丁入亩扩大税基，这是雍正朝反腐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火耗者，加于钱粮正额之外。盖因本色折银，镕销不无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费，州县徵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数钱，轻者钱馀。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徵，名色繁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
其实说白了，所谓火耗，是清廷征税收归国库的是银两，但老百姓没有银两，只能交实物或者铜钱甚至杂银，那押解到中央就要换铸成官锭。而铸银就必然有耗损。这个耗损就有了操作的空间。因为此前国家没有明确规定，一分、两分乃至七八分的都有，收的火耗越重，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而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实惠，火耗都被地方政府和官吏贪了。
火耗归公则将这部分投入和收益直接收归中央，不给地方政府暗箱操作的机会，等于中央税收增加了。
而摊丁入亩则更容易理解。此前中国历朝历代收的都是人丁税，或者说是人头税。有几口人收几口人的税，具体的规定有很多细则，这里就不列举了。
这会造成几个问题。一是农民家徒四壁，但因为有人就得交税，逼死无数；而大户人家土地、财产众多，就是按人头交税，也交不了多少；另外，在很多朝代，官员、士绅（有功名的）都可以按照各种条件免税，很多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主动将自己的田土交给官绅，从自耕农变成佃户，就是为了少交点税，能有条活路。
但隐籍于大户，大户本就不交税，现在农户的税收又变成租子给了大户，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极大浪费，而人头税更是放大了不公。
于是雍正搞了这个摊丁入亩，等于家徒四壁只有人的，不要交税了；大户人家资产多，土地多，按亩交税，当然更公平，税收自然大增。
别以为我这里扯得有点远。
干什么都要钱，雍正反腐其实也是要钱的。国库充盈，养御史和反腐机构都能养得起；剥夺了官吏在火耗上的猫腻，养廉银就应运而生，毕竟打了一巴掌还得给颗枣，还得靠他们办事。
又大又拉，才是雍正反腐成功的关键。
等于以前靠火耗靠贪腐得来的钱，现在变成火耗银，虽然没有以前多，但现在是光明正大的拿，再加上雍正的高压政策，抄家皇帝，算是刹住了贪腐之风。
也就是说，雍正反贪，绝不仅仅是依靠铁血，而是依靠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才成功的。这也是这些年雍正民间名声越来越好的原因。
但到了嘉庆朝，嘉庆已经没有了操作的空间。
我们反过头来看，雍正的反腐其实就是开源，增加税收；导流，将部分灰色收入变成养廉银，提升官员积极性，配合反腐。
到了嘉庆时期，他要如何去开流呢？
他没有办法了。他爹，也就是雍正他儿子，乾隆，经过和绅天才班的操作，在开矿（个旧铜矿）等方面做了不少文章，主要就是议罪银和纳捐制度。他爹增加收入，是于民于官都有好处的大事，乾隆的纳捐则是向天下公开表示，可以直接到朝廷来买官；议罪银则表示，贪腐没事，贪了拿出部分收入给朝廷，你就洗白了。
捞钱都捞到这个程度了，嘉庆还能怎么去捞？
不仅没法捞，他爹的两项天才政策纳捐和议罪银，更是让他想反腐也反不成。事大了，大不了交议罪银，你能奈我何？
所以，嘉庆要反腐，一则要废除纳捐制度和议罪银，但“祖宗家法”不可动，既得利益者是绝对不会放任嘉庆去取消这些政策，而且嘉庆一向以孝闻名，他也不可能去冒天下之大不讳去更改他的皇阿玛的政策。
至于开源，其实有个很好的办法，毕竟玛格尔尼都来觐见他爹几十年了，放松海禁，加强国际贸易，关税能够带来的收入远大于摊丁入亩。可惜，嘉庆也没有这见识，更没有这魄力。
大清海关是外国人打出来的，首任海关总税务师赫德是英法联军的产物。
当然，引入报纸等舆论监督工具，改革政治制度，比如像清末一样，引入议会制度，这些都有助于嘉庆反腐。但嘉庆和他儿子，道光，都没有这个才华，也没有这个见识，更没有这个胆略。
所以就只能放任贪腐而束手无策，政以贿成，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就是最直接的结果。
积重难返，非大魄力不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