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前一直关心中国人的道德面貌。他笔下诲人不倦的藤野先生，将受伤老妇送到巡警分驻所的人力车夫，就都是职业道德的楷模。但他笔下也讥讽了那个向死人推销明版《公羊传》的唯利是图的书店小伙计，揭露了那位不顾事实、强卖布鞋的青云阁胖伙计。这些作品距离今天都已七、八十年了，但我们的职业道德仍然有待提升。最近宣判的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赵安受贿案和张俊以行贿案，双方通过权钱交易，炮制质量平庸的主旋律歌曲欺世盗名，牟取钱财，极大损害了中央媒体的威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河南一男子，为推销纯水机，向蓄水池投毒，造成64人中毒。通州某小学教师陈有海，利用职务奸淫8至10岁学生十名，另对16名未满16岁的女生进行猥亵（见2003年12月18日《北京青年报》法制版）。广西有11名医护人员协助52名人贩，售卖了118名婴儿，50元收购，3000元卖出。广东某戒毒所工作人员受贿，竟将决心改恶从善的戒毒女卖给鸡头，让她们当街卖淫。山西繁峙县去年金矿爆炸，明明死了38人，但11名记者受贿，只报2死4伤。去年九月，赴南京经营饮食店的个体户陈正平，因妒忌同行，竟然投毒，造成38人死亡。出租车司机应该是为乘客服务的，但北京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李某，因嫉妒出台小姐赚钱容易，从去年12月开始，半年内杀了五名小姐，并将其中某些人的内脏生吃了。
跟职业道德比较起来，鲁迅更为关注官场道德。因为在所有职业中，能够产生全局性影响的莫过于官。为官一任，可以造福一方，也可以为害一方。民谣中所说的“匪来如梳，官来如篦，”控诉的也是贪官的危害。官场人格的核心，是为谁用权的问题：是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已。在鲁迅心目中，前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孙中山。鲁迅称赞这位民国的缔造者是永远的革命者。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后者是一群白蚂蚁式的腐败分子，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他们一路吃过去，而遗留下来的只是一条排泄的粪。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知县做寿，因为他属鼠，属下就凑钱给他铸了一个金老鼠做寿礼，不料知县受礼之后立即宣布：明年恰巧是他太太整寿，而他太太属牛。鲁迅建议，对于这种贪官，不仅不能送金老鼠，而且死老鼠也不要送，万一再给他太太送一头金牛，他还会接着宣布他的小蜜属大象——这就叫做欲壑难填。
我们国家当前的干部队伍，大部分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是事实；但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也是事实。据公开报道，这些年有4000名贪官外逃，卷走了50亿国有资产，仅此一个数据，就已经令人震惊的了。但50亿还不是一个大数目，前些年曝光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数百官员，逃税额达800亿。对付贪官的办法是完善法制，加大监督力度。当前，正在抓紧制定《中国***内监督条例》。今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一条例，向腐败宣战，既治标，又治本。今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纪委、中组部有关请示，成立了中纪委、中组织的巡视组和巡视工作办公室，加强了对地方党政班子及领导身边人的监督力度。今年以来，象程维高、田凤山、刘方仁、王怀忠这样的省部级贪官，揪出来的将近十个。仅北京市查处的党政干部就有788名，人们在备感振奋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鲁迅在剖析中国国民劣根性时，揭示过一种“围观”现象，亦即“看客”现象。中国人喜欢看热闹，比如一个人蹲在地上看自己吐的痰，很快就会有人同看，围成一圈又一圈。如果有人哇地大叫一声，撒腿就跑，立即就会有一群人尾随其后，不知此人从何而来，也不问此人往何而去。鲁迅的小说《药》中描写了革命者夏瑜就义的场面。夏瑜是为民众牺牲的，但当他被清兵杀头时，就有一群民众围成一个半圆看热闹，一个个“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鲁迅还有一篇专写看客围观的小说，就是收在《彷徨》一书中的《示众》，写的是北京西城一条马路上，有一个犯人被巡警拉出来示众，很快就围了四层人观看，但大家并不知道这个犯人究竟犯了什么事。在这篇作品中，被鲁迅拉出来示众的其实并不是这个犯人，而是围观的民众。这些看客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麻木不仁，不辨是非；二是将他人的苦难趣味化，正如作品中搧胖孩子一耳光的胖大汉说的：“好快活！你妈的······”我们看到，鲁迅笔下这种令人痛心的画面竟然在今天的中国重演。大约两个月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放了一个节目，叫“美丽玉林最漫长的一个黑夜”，讲的是广西玉林有三个女孩（最小的十四岁），扒光了另一个小女孩的衣服，让她在街头示众三小时，数百人围观，无一人干预。这三个女孩叫喊着：“谁愿意带她走？谁愿意搞她？”结果四个男孩挺身而出，轮奸了这个女孩。中央台的主持人说，这不是这个女孩的耻辱，而是玉林人的耻辱。不迅速制止这种现状，就难免不使这个被伤害的女孩子对我们这个社会感到绝望。
鲁迅一生寄希望于青年，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结尾，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希望拯救那些被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摧残的青少年。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杂文中，他又明确提出青少年应该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我们痛心地看到，目前青少年犯罪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全国刑事犯罪总数当中，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经达到70%以上；而十五、六岁少年的犯罪案又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在当前的吸毒人员中，也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吸毒者已经占到了吸毒人群的65%，最小的只有九岁。今年12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了一个十三岁少年的堕落经过。他是安徽人，随父母到福建泉州打工。他羡慕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有七个老婆的韦小宝，便多次跟异性发生性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胁迫两个16岁的少女卖淫，因为他的父母从事的正是色情行业。更令人恐怖的是，我国的少女群体中出出现了暴力化的趋势，一些人名副其实地变成了野蛮少女。今年夏天，一个十五岁的少女用木棍抽打另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使她惨遭八个小伙子轮奸。详情见今年12月14日《北京晚报》第五版报道。今年9月13日，广西师大一个女生用水果刀行凶，造成一死七伤。今年12月11日下午，一个未满14岁的少女用砖头砸死了一位78岁的老太太李秀英。她偷过老太太四次钱。老太太生气，把她头上打起了一个小包，她便转身抄起两块砖头，结束了老太太一条性命。今年9月25日，深圳宝安区一所贵族学校，有四名初二女生对同室另一女生实施性虐待，手段卑劣，难於描述。
以上触目惊心的事例表明，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道德水平并不会随之自然提升。品德跟财富之间少有必然联系；相反，财富往往成为了品德败坏的诱饵并为堕落提供了物资条件。我国当前推进的现代化跟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地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健康的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跟文化、生态、经济、政治、环境都不可分割。邓小平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现代化的基本点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是第一位的；或者说，跟物质的现代化比较起来，人的现代化具有更为广泛、更为深远、更为本质的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靠人，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或者说人的思想道德面貌，体现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对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和方向把握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光有钱不行，还要有精神，有灵魂。用毁灭良心的手段赚钱，用损害健康的办法花钱，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