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青春热线”开通三个月后，第一次碰到想要自杀的人。
陆小娅刚进报社大门，便被传达室的师傅叫住了。“有人给你留了张条子，他一边写一边抹泪呢。”
她接过条子一看，大惊失色。上面写到：
中国青年社“青春热线”电话主持人：
由于父母的包办婚姻及望子成龙的心情太强烈，使我深受其害。我有我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可现实生活竟是如此残酷和无情。我真没有想到一个九十年代的青年要冲破包办婚姻的阴影竟是如此的艰难，生活对于我来说，已失去了所有的意义。
一个月前，我在一位朋友的资助下离家出走，四处奔波。我渴望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可惜中国之大却无我的容身之处，我连付出劳动和汗水去换取生存的权利都没有。找朋友、劳务介绍所，一个个希望在我的苦苦气球中接踵而来，又在我的苦苦等待中成为泡影。生活为什么就这样不公平呢？既然我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那不如让生命就此结束。
在我生命即将结束的这个时候，我有一个请求，希望通过贵报向社会呼吁，希望全国的家长们，都能理解和尊重下辈人的感情、理想和追求，使他们成为真正对社会有用之人。我不希望别人再来重演我这个悲剧，让我成为中国包办婚姻、望子成龙的最后一个牺牲品吧！也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所有的青年。
一个退伍兵
一看便知这个退伍兵是到北京打工的农村青年。虽然“青春热线”开通后，知道早晚会遇到这种事，知道要帮助这些处于心理状态下的青年朋友，可事到临头，陆小娅还是有些紧张和束手无策。
她赶忙问：“人呢？”
“走了，也没说去哪儿。”
她判断，他既然留了条，肯定还会通过某种方法联系。从心中可以看出他还有话要说。
她赶忙上办公室，在电话的自动应答上留下一句话：“南方来的退伍朋友，请马上到报社来，我们等你。”
晚上九点多，他终于来了电话。他来了。为了逃婚，他离家出走，先下广东，后上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四处碰壁。他把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定在了北京。他带着一脸的疲惫，一脸的失败感和绝望。
在交谈中，她们知道他十多天栖息在建国门立交桥下，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吃过一顿饭。寒冬腊月，蜷缩在立交桥下，怎么可能睡得着呢？只好跑步取暖，每晚都要跑几十公里。先是由南二环跑到丰台再折回，后来就在长安街上奔跑。他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一路上的高楼大厦都在笑话他。他好像是空气中一粒漂浮不定的微尘，一粒还稍稍有点儿热量的微尘。他想定位，但是定不住；他想停下来，也停不下来。黑夜中传来北京火车站和电报大楼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和报时声。“当！——当！——当！——”这报时钟声揪得他心痛！他期待着夜的消失和白天的来临，又对某种时间的步步迫近而深怀恐惧，进而从内心深处慢慢的涌出来一股不可遏止的绝望。他是唱着《东方红》“呼儿嗨哟”长大的。“可谁真正为我们农民谋过福利？”他说。他想停下来稍稍休息一会儿，然而不能。他衣着单薄，北京午夜攫人心魄的寒气顷刻间掠走他刚焕发出来的少得可怜的热量——每天只吃三个面包所积蓄的热量。他奔跑时，经过了国际饭店、北京饭店、贵宾楼、民族饭店、燕京饭店，他知道里面的富人们正在一掷千金，淑女们正在谈情说爱；他奔跑时，经过了天安门、新华门，他知道，而不能成眠。当然，他也知道，城墙里面的北京人不会也无暇来关心他这个靠奔跑来取暖的流浪者。社会真是如此不公平么？这不公平像是电影中的画面和杜甫的诗篇，分不清虚构和真实。他奔跑时，可能不知道，在其他空间里，还有近两亿农村青壮年被迫从土地上走出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酸甜苦辣在奔跑。他只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为了生存而流浪，为了精神而流浪，他已走投无路。
他真是幸运！或者是天无绝人之路！他找到了“青春热线”，遇到了陆小娅。
她安顿他住下，让他在报社招待所美美得睡了一觉。第二天中午她去叫醒他，他说，“有半个月没有在床上睡觉了。”
“走，洗洗手，吃饭去，你一定很就没吃饭了。”她说。
陆小娅洗完手回来时，他一把拉住她的手，“扑通”跪下了，哭着说：“大姐，要不是你，我现在就不会活着了！”
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有没有思想准备。她说：“我当时竟吓了一大跳！惊慌失措和难堪尴尬，使我的心‘通通’直跳，手忙脚乱地将他拉起来。”
她动员他回家。她转身从钱包中拿出一些钱，对他说：“我知道你现在没钱了，想回家也回不去，这点钱借给你当路费吧。”说“借”，“一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二是让他在人世间多点牵挂，好好的活下去。”她说。
但是她的心情和他的心情一样的复杂。她明明知道他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跑出来的，如果回去，意味着与命运的抗争失败了，意味着又要面临那不情愿的婚姻和农村贫穷、单调、沉闷的生活，还有人们嘲笑、鄙视的目光。她说：“我突然感到自己很残忍，仿佛在把他往火坑里推。毕竟这一切痛苦和压力都不是由我来承受，而是由他来承受的呀！可是，似乎有没有别的路可供选择。身边没有钱，居无定所，又找不到工作，还会再一次陷入绝望中。‘两害相权取其轻’，面对残酷的命运，活下来是第一位的。”
老百姓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一切都还有可能。否则，连一点可能都没有。对于普通人，死亡对死者没有任何意义，对生者也没有意义。后者要求一切活着的人，必须敢于拿全部生命过程作赌，去承受苦难。“那么，活又活不好，死也死不了，又会怎样呢？”我说。他正处在这种困窘和矛盾中。
陆小娅和青春热线其他同事劝说他打消轻生念头时了解到，他喜欢文学，曾在一本杂志上结识了一个“笔友”，是个残疾女孩。他说女孩很善良，天下只有她能理解他。这次出逃，这个女孩借给他一百块钱。
她观察到，他在说到这个女孩时，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儿温情。
“喜欢她？”她轻声地问道。
“喜欢。”他似乎在一种沉思与迷茫中。
“为什么不去告诉她？”
“不可能。”他的眼睛暗淡了。
“怎么不可能？”
“我是农村的，她是城里的。”
他凄然而无可奈何的一笑。“爱情”也是要身份的。他因为“农民”的身份，连提出爱的勇气都没有！对方还是个残疾女青年。即使回去，这种处境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那么，抗争又有何意义呢？所以，他的出逃、他的流浪、他绝望，就不单单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了。
这便是“邹斌仔”的意义。
农村人口膨胀，人多地少，迫使邹斌仔们从土地里，从乡村社会出来。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什么固定的观念儿在那里坐以待毙。他们不会满足祖祖辈辈留给他们的就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去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能抗拒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诱惑。没有什么人回来怜悯他们，要改变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只能靠自己。于是，一个人类工业化进程中农村数亿剩余劳动力像非农业转移的极其悲壮的历史景观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多少有点惶惑。
我们多少有点忐忑不安。
这股不可阻逆的社会潮流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这股潮流的发源地——中国乡村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未知数。
于是，邹斌仔朝我们走来。
2、
邹斌仔深刻的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区别，不是在长安街上奔跑取暖的时候。那时候他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现象，一种外在的符号。她的绝望来自于一段哀伤的爱情故事。
农村青年的出路大概仅有那么几条：考学、当兵、获得持商品粮的城镇户口。其中当兵不能一步到位的解决问题，如果不是入党提干，不转志愿兵，仍然可能在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家当农民。邹斌仔一九八七年当了兵。他的麻烦是不善于随机应变，不善于言谈，不会看眼色，自然不太合群。他与部队大多数农村战士一样，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理想，努力奋斗，想要混出个人样来，摆脱那个生他的旧故土地。家里为他的前途，也操尽了心血。农闲的时候，父亲早早的出门，走村串门，收购鹅毛鸭毛，赚几个钱，一者贴补家用，二者以备急用。为了到时候能转志愿兵，家里寄来五百元钱，让他能见机行事，打点各路神仙。并且在信中说，只要他能当志愿兵，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同时还在家里给他安排了婚事。这门婚事，父母主要有两个顾虑，一是女方的一个亲戚是市里专管退伍兵安置工作的某局长，二是女方在镇里有很硬的关系，斌仔万一复员回家，能有一个城里的固定工作。他们为斌仔好，给斌仔来个双保险。收到钱后，他真是苦笑不得，心里沉甸甸的，不敢退回去。他知道这钱来之不易，左思右想，拿出三百六十块，报名参加了一家文学杂志的函授班。可是，当家里写信告诉他，已给他在邻村说了门亲事，女方如何如何好，家里已经做主了。这个消息不啻晴天霹雳！
“天哪！他们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啊。这不是逼着接受一个我根本没有见过的女孩吗？信上还说，家里已经付给女方三千二百元的定亲礼。”邹斌仔说：“我不干。”亲戚朋友都来劝导。有的甚至说，为了那可能拿不回来的三千二百元，也该同意这门亲事。三千二百元，在农村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农家，猴年马月才能挣回来呵！
邹斌仔的父亲邹许昌对我说：“当时，斌仔不在家，女方问我们能不能作主，我们说能作主。这下好了，全砸了。”他们给斌仔通报这个消息时，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斌仔已是心有所托了。
“她真是个好姑娘。”邹斌仔说。他在述说这段爱情故事时，脸上充满着怀恋和温情。这是个多愁善感、自尊心很强的年轻人。这种性格既支撑了他，又害了他。煤油灯在他黑黑的脸上闪烁着。
“那个脸黑的孩子，站起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初中地理老师指着他。
从此同学们都叫他“非洲饥民”。这件事对他的莫大侮辱。一气之下，再不上学了。谁劝也不听。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理解他。心里孤独寂寞，有话也不知能与谁说，在部队时，他在一本杂志的“征友”专栏上，看见了一个江西女青年写的一段话，大意是，当一个人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丧气，要有勇气正视人生，做生活的强者，要去奋斗，要为改变环境而努力。这番话打动了他的心。他给她去了封信，四页纸的信，倾诉着他内心的痛苦和烦恼。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女青年长得什么样，干什么工作，芳龄几许。这些对于他来说，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对象来诉说心中的没有地方说的郁闷，去寻找一种理解，一种心灵的慰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如果压抑得不到宣泄，身心损害的后果将是严重的，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他找到了一个宣泄渠道，他们未曾见面，互不相识，可能正因为如此，他有一种极大的安全感。何况对方是位青年女性，她那段话里强烈的传递着一种女性独有的信息，一种让他敞开心扉的暗示和鼓励，一种朦朦胧胧的期待和共振。他对这一双完全被他抽象化的女人眼睛，壅堵在胸中的话奔涌而出。
信寄出去后，他突然感到了不踏实，甚至有点后悔。她接到一个陌生人这封不期而至的信后会怎么想？她会回信吗？她不会以为这是闲极无聊得逗闷子玩？他坐立不安，不敢抱任何希望。一颗心悬在了半空中。
“我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报。”他对我说。没几天，她回信了。整整八页纸的回信，是他去信的两倍！他的心兴奋的蹦蹦直跳。女孩的回信热情洋溢，让他激动万分。没多久，他又收到了一张女孩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当你孤独的时候，当你失去勇气的时候，当你造一条船去彼岸，你遇到风浪很累的时候，别忘了，还有我这个朋友。”
“朋友”，这两个字，此时在他的心中有何等的珍贵呵！“我邹斌仔从小长那么大，从来就没有一个能突肺腑之言的朋友呵。我真是太幸运了！”他捧着明信片，躲在一个没人的去处，轻轻的啜泣，进而又嚎啕大哭。
从此，他们从未中断通信。你来我往，每逢心都不少于十页，厚厚的一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每封信都充满了激情，仿佛又说不完的话。渐渐的，互相产生了爱意。有一天，他告诉她，他要复员回家了。想去看她。她说，你来吧。这对通信两年之久的青年男女终于见面了。
这种背景下的恋人第一次见面，能给文学家提供多少罗曼蒂克的想象呵！仿佛到处都是快乐的蓝颜色，到处都是世间的温情，唱诗般在为幸福而歌唱。生活中缺乏快乐、温情和幸福，所以当它们一起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愿为它们祝福。文学在本质上，就是这种祝福的产物。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与那真是的人生有着多么大的距离！
他在她家等她。奇怪的是，他的心情异常平静。他来到了一位朋友的家，一位披肝沥胆的恋人的家，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一进屋，便看到了她的影子，闻到她的气息。一切都自在而熟悉，“好想回到了自己的家。”
她进来了。她走路颠簸，是个残疾人。
“你好。”她向他伸出手。
“你好。”他握住她。
她以那种残疾人特有的敏感在搜索着对方的某种反应，她看着他那双热情澎湃的眼睛，握着他的手，心里有一种温热和踏实。邹斌仔对我说：“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会相信。我在认识这个姑娘之前，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说，我将来必定要跟一个有残疾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必定要有我来照顾她，陪伴她度过我的一生。”他说这番话时，一次在穿湖下村而过的蒙水河畔，一次在北京昌平县的一排白杨柳树下。这番话令我动容。
我不知道人世间是否有心灵感应，是否有超生命现象在左右着人们的命运。事实是，他在她家度过了平生最愉快的三天，当天晚上，她父母弄了十几个菜，两瓶酒来热情款待他。他们聊天，他们散步，他们谈着未来的打算和抱负。她鼓励他与包办婚姻抗争，甚至与家庭断绝关系。
三
“后来，我意识到，我们见面是一个错误。当我们有梦幻的期待走到真实来的时候，走到必须对许多具体事情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时候，我们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比如说，她对我父母高包办婚姻十分反感，进而对我父母十分反感，这怎么行呢？无论怎样，父母就是父母，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总要报答吧？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建议我去学一门手艺，比如说美发，她可以跟我开一个发廊维持生计。可是我根本没有学一门手艺的兴趣，我在萍乡一家很大的塑料厂找了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干的比较出色。可是我看不惯厂里的很多事情，写信给她。可她非常实际的跟我说，‘你能保住工作，自己不饿死就不错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更严重的是，我感到了我们之间对话的不平等，她是工厂的绘图员，个子比我矮，可她总是让我仰视着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现在还是个没有摆脱农民身份的农村青年，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可我还是男人，男人有男人的自尊呵！”邹斌仔说。
两个人的观念冲突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
一个是残疾的城市女青年，一个是一文不名屡屡失败的农村男青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喜欢文学。怀里都揣着一个“嘭嘭”弹跳的梦想，都看重和珍惜生命的历程，都不甘心命运的摆弄，同时又都有着先天的敏感和自卑。这种先天的敏感和自卑又在社会选择和社会竞争下，被强化被夸大了。在没有生存保障的情况下，两个极其脆弱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我还在痴想。为什么“见面是个错误”？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是天涯沦落人，怎能不同病相怜，相依为命？怎能不抛开世俗的牵累，在爱情的制高点上展翅高飞？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为这对充满反抗精神的恋人设计出无数条光辉灿烂的道路来。为什么走到如此地步，彼此再往前走一步便是另外一番天地。却根本挪不动脚步了呢？本来就像是插满了翅膀，轻盈的从天南海北飞到一起来了，却突然变得如此沉重了呢？
对于思想空间无限活跃，生活中又缺乏自理能力的少女来说，她是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的，她要创造自己的生活，当然需要强有力的东西来承载她的全部梦想。
然而，邹斌仔暂时做不到。
“你去学一门手艺吧！”她提出了建议。
当他们在一个超现实的空间飞奔的时候，当他们不能不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邹斌仔便尴尬不堪了。
“学手艺撇开兴趣不谈，我算了一下，至少需要一千块钱，我到哪里去找着一千块钱？再说了，学成后，我和她搞一个店，没有万把块钱，是拿不下来的。”邹斌仔说。
如果说，第一次见面时轻松的、愉快的，可是一个月后的第二次见面却是另外一番心境了。邹斌仔回到了家，又不得不逃出来。他面临着必须结婚的压力，没有任何余地。天天灌进耳朵里的都是没完没了的劝说和议论。
他一脸颓丧来到少女的家，她和她家里人都支持他到外面去闯一闯，或许还有出路。她给了他一百块钱。
等她直到他的消息时，便是北京陆小娅打来的电话。
“他要轻生？你们要救救他呵！”她在电话中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哭得那么没有着落，哭得那么绝望。她曾经在明信片上写过“别忘了，还有我这个朋友。”
无论如何，还有我呀！她的绝望，是“我”在他的脑子里消失了，永远的消失了。
“爱情”，在这个时候失去了分量。
她至今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第二次见面后，他的内心已经失去了平衡。当他花掉了她给他的一百块钱后，并且分明看到没有回报的希望的时候，只是说：“她会原谅我不把钱还给她吧？她知道我走投无路了！”他们都需要挽救，然而，他没有能力挽救她，她也没有能力挽救他。悲剧便在所难免了。他也没有意识到，她也是走投无路了。
在我去湖下村后，她给他去了封短短的信，尽量不流露情绪的告诉他，她在工厂的优化组合中，失去了那份绘图工作，失去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工作。
四
他哭了。
他知道，她也哭了。
他知道，在她的心目中，他是个弱者，懦夫。
他珍藏着她所有的信件。他每次回家，无论是怎样的心境，都不厌其烦，数不清遍数的读她的信。信读旧了，读烂了。所有的信，他都能背下来！读她的信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是我对不起她。是我毁了她。”他老是这样念叨着，像祥林嫂一样的念叨着。“我们不该见面，我们见面是个错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我怎么就没弄明白，我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跟城里人恋爱，根本就没有资格跟城里人结婚！这是一个错误。当我们第三次第四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所有的具体问题都要从原起点开始讨论。我们都想互相有所依靠，都想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幸福的生活，可是我们之间，已经被失望的巨大鸿沟隔开了。我们的信开始少了，开始短了，我们已经失去了些长信倾吐孤独和寂寞的冲动，我们要是不见面会是怎样呢？我们可能会永远生活在一种思念和期待之中，永远生活在一种纯洁和想象之中，永远生活在相互的嘘寒问暖之中，这下好了，我有话去对谁说？我真是后悔。我们不该见面，我犯了一个错误。”他说。
“你们都没错，你不能总是在内疚中生活。”我企图安慰他。
可此时他似乎不太在乎我的安慰，“我最大的错误是投错了胎。对于这一点，你们城里人体会不到！”
五
我还能说什么呢？
邹斌仔们的身上，背着“农民”这两个“红字”，永远抹不去的“红字”！
我的父辈也是农民出身，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农民，我的堂哥、表兄弟姊妹是农民，我的侄儿侄女是农民，我的父母亲可能的利用职权，即使离休后仍然利用各种关系给他们提供方便，努力让他们摆脱农民的身份，在我家的餐桌上，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个让人烦透了的主题。甚至为了实现某个计划，要进行全家动员，打乱正常的生活程序。“农民”，甚至是城里人许多家庭中一个难以摆脱的阴影。
即使是许多已经非常富裕、已经取得成功的农民，无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只要鄙夷的扔过去“农民”两个字，就足以摧毁他们的自尊，足以让他们的富裕和成功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吃商品粮”成了农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特权，成了舍生忘死都要实现的目标。堂哥死后，组织上为了奖赏他几十年教龄奉献，恩赐给了两个“农转非”指标，一家七口人，两个指标，其余五口人继续“农民”。
这就意味着，一夜之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人锅里吃饭的七口人分成了两种性质。据我所知，转谁不转谁，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选择。其中的辛酸难以尽述。先别说如何处理这两个“农转非”指标，光是落实这两个指标，就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找这个找那个，找的着这个，找不着那个，找着这个推那个，找找那个又推这个，把堂哥弄了个死不瞑目。死时，眼角挂着期待指标的酸泪！
堂哥死后，老家来信说，组织上良心发现，终于落实了指标。以表示对这个现身农村教育几十年的小学校长的悼念，当然更是体现组织上对乡村老尸阳光雨露般的关怀，更是鼓励那些活着的乡村老尸努力工作。前一段时间新闻媒介宣传说，某某地方某某城市为多少农民企业家多少出色的青年农民转了城市户口，这些消息传达的是一种社会悲剧，还是社会喜剧？或者是一种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