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先生：你好!
久闻你的大名，也听说过“丰乳肥臀”之类的大作，可是仅仅是耳闻而已，没有认真读过。自从几年前读了你的散文集，说实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很多年来一直苦于不知道如何写作，听君一席言，顿时茅塞大开，思情激扬，笔下生辉。我之所以能在五旬之后投身于写作，与读了你的书不无关系。
你说得好！“一个人在写小说时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写散文，随笔时何尝不是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呢？”听了你这句话，我的思路一下子放宽了，觉得有得可写了。不过写来写去，所有落在纸上的文字所表现的事情几乎都是真实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写不了小说，只会写散文或随笔。
你说你二十岁才离开生你养你的农村，农村成了你的小说的魂魄，成了你的小说的内容。我比你大十岁，在二十岁那年才来到北方的农村，先后生活了将近十年，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南方的农村去呆了三四年，可以说我的青春绝大部分是在农村泡着的，至今我还觉得我的灵魂在穷乡僻壤的哪个地方游荡着。我真想去把它逮回来，用键盘将它敲进我眼前那块电脑屏幕中去，再将它们打成汉字，英文字或者日文字，投给某一家看得上它的刊物，但是至今少有收获。
农村，或者说我的第二故乡给我的印象，正如刻在木板上的花纹，洗不掉也抹不去。可是一旦将它照原样描绘下来的话，它又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没有想象，没有创造，也就是没有灵魂。这样的文章，是吸引不住编辑们的。
二
农村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给我上了青春期的第一课。
我去黑龙江的时候，已经快二十岁了。说来惭愧，经过那场史无前历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对男女关系的认识几乎等于零。晚上躺在炕头上，听着那些被我视为城里的小流氓的知青们谈论张家姑娘长李家媳妇短，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更不用说在地头休息时那些老兵油子胡扯的黄段子了。有一年夏天拿大草，我只顾挥着镰刀低着头朝前跑，青纱帐中猛然瞅见一只雪白的屁股朝旁边一闪，一只脚没收住，踩在一泡屎中，引来后面一阵哄笑。一个小媳妇在前面边提裤子边骂骂咧咧的，大概是吃坏了肚子，情急中蹲在苞米地里解开了手。我顿时闹了个大红脸，回到连队，竟被人演绎成故意偷看女人上厕所。
这还算不了什么。因为文化生活的贫乏，农村的人白天干活时也老想着他们晚上干的事，而且觉得不说给人听不痛快。比方说，一群男人中如果有一个干活时显得没精神，他就成了嘲笑的对象。有人会假惺惺地对他说：“大哥，晚上累着了吧！”其他的人马上接茬说：“是啊，快悠着点吧，不然就成了空筒子了！”顿时引起男人们一阵哄笑。
我们的排长姓李，外号李大王八。别看他是个党员转业兵，开会时讲政治讲得呱呱的，可就有个毛病，喜欢往女人堆里扎，和村里的老娘们斗贫嘴。每天锄草前在田头上分配完活儿，他就开始一边帮女人们干活，一边给她们讲笑话，逗得那些老娘们小媳妇乐得合不拢嘴。有几个男人看不过去了，喊他：“大王八，也帮我们干一会儿吧！”李排长回答：“行啊，我干完这一片就来。”可直等到下工他也不过来。什么时候他过来了，那是他来找茬了，批评这个锄得不干净，批评那个干得不利索。终于惹恼了一个姓鲁的转业兵，他私下同连里几个最厉害的老娘们打赌：如果她们敢喂李大王八吃奶，以后她们的垅沟他和其他几个人包了。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每天早出晚归，顶着火辣辣的日头，一帮人忙得满头大汗，可是只要有李排长在那儿讲笑话，大家也就不觉得累了，这时间好像过得快了。女人们乐呵呵地听笑话，男人们怀着鬼胎等着看笑话，可是这期待中的笑话一直没有发生。老鲁几次向那几个老娘们使眼色，也不管用。
有一天，中午送饭来，吃的是肉包子。也许是吃得高兴了，李排长又讲笑话了。他咂吧咂吧嘴，说：“真渴，要是有汤就好了！”一个老娘们回答说：“我这儿有奶，你喝不喝？”李排长不假思索就回答：“喝！”“真喝？”“真喝，咋的？”另外那几个老娘们也起了哄：“我们这儿也有奶，给你喝！”说着一帮人跳将起来，一齐将李排长按倒在地。那领头的老娘们扯开了衣襟，露出了雪白的奶子，往他脸上凑。李排长这时才傻了眼，大声嚷着：“别，别闹！”可是谁也不听他的。正好那老娘们刚生过第三胎，有的是奶水，浇了他一嘴一脸。
尽管那时有规定限制知青恋爱，连队里还是发生了很多男女关系的丑闻。有的是知青之间的，最后结婚成家，倒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也发生了一些十分离奇的事，比如有个女知青的肚子大了，追查下来，是与一个有家的转业兵搞上了。那转业兵是个拖拉机手，经常上夜班，那女知青便去他家陪他老婆睡觉，睡着睡着就出了事。事后那转业兵被判了三年刑，他老婆站在连部门口又哭又闹，可是连里的人谁也不同情她，值得同情的倒是那个女知青，挺着个大肚子，还要下地干活。好在有一户没孩子的人家同她说好了，等孩子生下来他们要了，女知青也答应了。那户人家将她接到家里，成天鸡蛋打乳面带蜂蜜水伺候，一直到孩子平安出生。不过，真要将孩子从母亲手中抱过来，就犯难了。那女知青哭得什么似的，那户人家两口子好说歹说才抱过了孩子，并且马上搬到其他连队去住了。
三
农村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它的自然景色。虽然我去过的那个连队平淡无华，同中国的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又土又穷，可是如今我回想起来，它却是有声有色，美丽无比。也许这是因为有了距离，才感觉到了美，而当初在那儿生活时，只觉得它丑陋无比，一心只想早点离开。如果仔细回忆起来，农村的确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它的封闭，它的落后，它的肮脏，与城市相比，它的缺点是不容置疑的。如今我生活在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城市里，我却不能容忍它的某些在别人眼里是算不了什么的缺点。比如马路上助动车冒出的呛人的废气；比如装修房屋的人家扔出来的破浴缸，碎玻璃；比如公***场所无所不在的小偷，扒手。报纸上老是在宣传：城市的人均绿地增加了多少个平方，人均GDP增加了多少个百分点，我的感觉是再怎么说也是农村的人均绿地多，农村的人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虽然手里没有多少钱，可也养活了一大帮孩子。在钢铁和水泥的森林里住久了，人的内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压抑，使人回忆起住在木头，泥巴和茅草盖起来的房子里时的舒坦。尽管这样的房子是漏风的，屋内没有厕所，打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屋里也没有电视，只能靠一架破收音机收听国内外所有大事。比如，粉碎“四人帮”的事儿，我就是从短波收音机中听到的。
自然界的森林是我现在最向往的地方。森林给我的印象真是丰富多彩，有春天的采摘花朵，夏天的收集蜂蜜，秋天的摘榛子和掏木耳，冬天的砍伐木材和柴火，既有艰苦生活的磨练，也有无穷乐趣的回忆。
那年冬天，我在山上的地洞里度过了整个一冬。这个地洞是秋天就挖好了的，顶上铺了横木和土，只留下一个供一人进出的洞口。三九严寒，冰雪覆盖，洞内架起柴油筒，大块的柴火拌子往里扔，将炉筒子烧得通红。我们十几个小青年脱得只剩一条裤衩，用白面，白菜和猪肉包饺子。偶尔到外面去撒尿，只披一件面袄，冻得直打哆嗦。白天，满山砍伐大树，先用大锯锯，后用斧子砍去枝丫，然后四个人一组，用抬杠抬木头，大家喊着号子，内容大都不健康，用淫荡的字眼提到女人。比如“大姑娘的裤头——大红松呀！”如此之类。每天干完活回到地洞里，混身都被汗浸透了，赶紧脱光衣服，用火烤。夜里，望着洞口树顶上挂着的那一轮明月，想着远方的亲人，感到无比惆怅。有时睡到下半夜，听见山下传来拖拉机的声响，那是连里来人运木材了，赶紧起来穿上棉袄棉裤，戴上棉帽手套，沿着木梯子爬到那冰雪世界中。许多人齐心协力将一棵棵木料装上爬犁，每一棵树被扔到爬犁上，便“哐嘡”一声，惊动了整个山谷，雪花纷纷扬扬地从树梢上落下。装完爬犁，用粗绳扎紧，用扛棒别牢，拖拉机起动开走，这时东方已经泛起了鱼白肚。不一会儿，殷红的朝霞布满了天空，一轮红日在晨曦中一跳一跳地渐渐升起在雪白的原野上。我与伙伴们嘴里嚼着冬青果，一种绿色寄生植物的果实，憧憬着新的一年的美好前景。冬青长在高高的山杨树顶的枝杈上，听说在冬青下面站过的人，会有爱情发生。可是山上除了男的没有女的。这年的春节我是在山上过的，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快乐，多年后回忆起来，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的春节之一。
四
农村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友情。尽管那时还有阶级斗争，还讲家庭出身，可是那是上政治课以及蹲在炕头上开小组讨论会时的话题。平时过年过节，有家的老职工都热情地拉小青年们到他们家去玩，打扑克，包饺子，当然还偷偷地喝酒。我那时常到一位姓王的下放干部家去，他曾经是抚远县交通局的会计，因为被怀疑有历史问题而被贬到连队干活。他是满族人，很有生活趣味，家里双层玻璃窗前种着一种可能是叫灯笼花的植物，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在任何什么地方再见到这种植物。那翠绿的叶片，玫瑰红的花朵，像一串串小灯笼将阴暗的小屋装点得生机勃勃。窗台上还有几株种在破碗里的葱，一棵绽放出嫩绿色叶片的泡在一只破碗里的白菜心，映照着窗外那厚厚的雪，你会感到屋里充满了春意。老王有俩男一女三个孩子，他老婆不工作，生活够他熬的。可是由于他的乐观精神，他活得很愉快。我记得曾跟他一起上山打过野鸡，去水泡子里逮过鱼，还从他嘴里知道了不少关于东北的天时，地理，历史以及人文方面的知识。后来他调回县里工作，我还专门沿黑龙江乘船去看过他，回来时带回好几条大马哈鱼。如今住在城市，不管我搬到那儿，我同隔壁邻居几乎不说话，各家只管自家的事，人与人之间从来谈不到什么感情上的交流。也许有人会在网上交流感情，不过那也得冒风险，因为毕竟不像在农村那样彼此知根知底嘛。
那一年我在齐齐哈尔读大学，老王的儿子还因出差顺便到我那儿去玩过，说他父亲挺想我的，要我放假到抚远去玩。可是我放了假光惦记着回上海，直到现在也没再去过那里。二三十年过去了，不知他们一家怎样了？
五
从报纸上读到，您去年年底应邀去日本北海道访问，一路飘雪的行程中屡屡出现意想不到的情致。 您用心编织着北海道与您的故乡高密东北乡之间的情感和想象，孕育着下一部关于刘连仁的小说。看着您在北海道雪国中拍的照片，我不由得想起了北大荒与日本人的种种联想。
有一次去离连队几十里地的青龙河挖砂子，看到山坡和河道之间的大片茅草中散落着一些年代久远的禾草堆，用脚一踢，却顿时化成了灰烬。听老年人说，这是早年日本关东垦植团在这里种的水稻，远处还有日本人住过的干打垒的遗迹。年轻的我，脑海中马上联想到的是日本兵面目狰狞，性情暴烈的形象，只是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自己种水稻，皇军的粮食不是靠抢来的吗？很多年后，才知道来中国东北种水稻的是一些日本的穷人，他们在日本无法生活下去，才参加日本关东垦植团，开始了一种十分艰苦繁重的工作。很多人因战乱而死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的病死了，饿死了，甚至还有的人与中国人发生了联姻。战后，大多数日本人被迁返了，但也有一些日本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回日本，一直留在了中国。
没想到，在我所在的连队，竟然也有这样一位日本人的后裔。他是天津人，长得文质彬彬，弱不禁风，大大的脑袋，说话天津味十足。当我们知道他是日本人时，他已经办好回城手续，准备和母亲一起回日本了。我们看着他收拾行李，既羡慕，又惆怅；羡慕的是他可以回城，甚至可以到日本的大城市去，惆怅的是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还要在北大荒种地。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偷偷地买了一瓶高粱酒，让哥儿几个喝得烂醉，并且将一只红灯牌八管晶体管收音机送给了我们。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与日本人连在一起的，他为此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大家叫他“老特务”。听说日本人侵占东北时，他曾给日本人当过翻译。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能说清楚。听说他原先住在黑龙江边的同江县小镇上，文革开始后，他被定为“敌特分子”，被迁送到我们连队接受监督改造。一个寒冷的冬夜，有人发现他死在了被关押的小屋中，实际上他被发现时已经死了有很多天了，连身体都冻僵硬了。连里准备埋葬他，可是谁也不愿意进屋去抬他的尸体。后来连长叫来了一辆拖拉机，将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硬是从窗户里拖了出来，一路拉到荒野里挖了个坑里埋了起来。后来，有人说出了这个“老特务”的身世：他从小爱好学习，会说俄语，日语。当然，在那样的年代，日语是日本人统治下的学校必须要学的一门课，只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学得太认真了，并以此作为职业，被迫为日本人和伪政权干过事。苏联红军打过黑龙江时，他又为苏军作翻译。解放后因为没查出他干过什么坏事，就被分配在镇上中学教俄语。我想，靠自学而掌握两门外语，他也算得上是一个语言天才了。可惜他语言上的天才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相反给他带来了厄运，甚至搭进了自己的命。当我知道了这个凄惨的故事后，曾去他的坟头上献上一束原野上采来的鲜花。那时，我正在偷偷地复习英语，并且为不知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而苦恼。一位不知名的惨死在他乡的先行者的故事竟然能激励我学习外语，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当我终于考上了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开始正规地学习外语时，又有一位潦倒的书生给我上了一课。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一位胡子拉碴的中年人守在我们外文系大楼的门口，说是有一批外文书要出售。我和几个同学兴致勃勃地跟着他穿过曲曲弯弯的大街小巷，来到一座低矮的平房前。那人从屋里取出几本厚厚的旧书，其中一本是英语版《圣经》，一本是英语版的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英国牛津出版社的原版书。他说，要不是急着等钱用，他才不舍得卖掉他年青时曾读过的旧书。我们中的一位同学二话没说将那两本书都卖了下来。在回来的路上，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那人的身影，我的耳边不断回响着他所说的那些话。我想，读过这些外语书的人，起码也是大学毕业，为什么他竟然混到如此凄惨的地步呢？直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是穷或是富，与他受过什么教育其实并无关系。大字不识一筐的大老粗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大学毕业的人照样可能上街行乞。教育可不是万能的！
六
莫言老弟，我知道无论我再怎么写，也赶不过你写的一个零头。不过我有一个优势，能用英语和日语读原版的书报杂志。读原作与读译文不是一回事儿，我以为更能够领会作者笔下的风采和韵味。读过之后，联想翩翩，自然会萌发写感想的冲动。我目前最感兴趣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问题，这也是世界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但是他们对问题的认识深度，却大有差别。我曾仔细翻阅日本报刊，寻找日本相关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和普遍百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再与中国人的看法作一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深度与日本人相去甚远。目前有这样一种趋势：一提日本人就骂日本鬼子，将许多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的日本人拒之门外，对日本人在某些领域中占有的优势视而不见，我觉得这是十分有害的。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六七年前，一位到黑龙江饶河县重访旧地的老同学告诉我：那里的老乡们正在用从森林里砍伐的白桦树替日本人做一次性筷子。我听了之后感慨万分，老乡们咋这么糊涂呢？一双筷子才一分钱，一箱筷子也只不过几十元，砍掉一大片林子才能挣个万把元，而要重建一片森林却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以及几十年时间，你说是哪个划算？在这件事上，我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态环保上都输给了日本人，或者说，日本人的爱国心比我们强。我这么说可能有些中国人不能接受，可是仔细想想就是这么个理儿。日本的一家著名报纸《朝日新闻》有一个叫“天声人语”的栏目，一位叫荒垣秀雄的著名评论员这样说过：“说到爱国心，并不仅仅是防御外敌侵略而守卫国土。当我们想到山川，原野，森林，想到我们居住的国土是多么美丽的国度时，就会从切身生活中深切地感到：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像泉水一般喷涌而出。让绿色覆盖山川树林，并不是单单为了国土的美观，不用说也是为了守卫家园耕地道路免受洪水的袭击，保障日常生活的安全。要多一根木料，就要多一棵树，让绿色的秧苗扎根在土中。”正因为日本人比我们早三四十年在全国范围内搞绿化植树，环保立法，才使得天更蓝，水更清，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许多先进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在生态环保领域内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些省份如内蒙古，新疆等在治理沙漠化的工作中有特出表现，这些成绩日本人也看在眼里，经常给予报道。更有些日本人为中国的治理沙漠工程捐款，甚至自费自愿来到中国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如不久前去世的远山正英老人。他有一句名言：“解国人学习吗？
东拉西扯地说了许多，也不知道是否说得在理儿。衷心希望读到你更多大作，关于高密乡与北海道，决环境问题必须世界一盘棋子，绿化中国沙漠也是在帮助（日本）自己”。一个日本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的内蒙古沙漠，用自己的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的绿化环境工作，这是什么精神？我觉得这远远地超出了狭隘的爱国主义，融入了全人类的生态环保事业，难道这样的精神不值得中关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及关于人类与自然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