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普通话
公公50多岁了，地道的绍兴人。虽然很早就出外打工，跑过辽宁、河北、湖北、福建等很多地方，但因为都是和绍兴人在一起生活干活，所以普通话一直没啥进展，实在不行就说些绍兴普通话出来。后来不漂了，稳定了，但因为在建筑工地工作，接触的又偏偏大多是外省的人。
一天中午，公公接了个电话，对方来问啥时候汇款，公公便要求对方先把银行账号报过来。对方报完卡号后，说这银行卡是他老婆的。公公就问：“那你老婆叫什么名字，怎么写？”……“傅，哪个傅？”“古？到底是傅还是古？”这样反复了几次，公公急了，嗓门提高了些。“又是古又是月，到底是啥，你不是说姓傅吗？”在一旁的我说：“是不是古月胡？”公公听我一说，问道：“是不是胡？刘胡兰的胡。”公公说的刘胡兰是典型的绍兴普通话。婆婆在一旁偷笑，对我说：“你看，他的‘彩色’普通话又出来了。”结果双方自然还是没法顺利交流。我说：“是不是胡萝卜的胡？”公公重复我的话，问了对方，这下总算对了。可是当公公问第二个字怎么写的时候，又没法交流了。“登？登高的登吗？”……“那是哪个字？说普通话呀！”
汗颜，看着他们俩这样辛苦，我真想拿过手机来接。最后，我跟公公提议，让对方发短信过来吧，省得这样直着脖子喊，其实完全跟声音大小没关系，只是双方语言不通，对方是四川人，带有浓重的口音，虽然公公一再说：“请讲普通话！”说实话，公公的普通话也不咋样，那个‘彩色’普通话让对方够呛。但是通常只要我们说一遍普通话，他还是基本能依样画葫芦的。 ■寒 露
“斑斑”与“掰掰”
2008年4月，经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测试，我的普通话水平被确认为二级乙等，应属中等水平。可相比从小就讲普通话的女儿，仍差一大截。
我和女儿平时已习惯说普通话，但跟她交流时，难免被她数落和冷嘲热讽。尤其是在给她听写词语时，常常因为我报出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害她听写错误。记得在她中考前夕，听写作业特别频繁，我出错也是三天两头，不是读错字就是读错音。如：缄默的“缄”（jiān）第一声，我会读成第四声“jiàn”；余晷的“晷”（guǐ），读成“jiù”；惬意的“惬”（qiè），读成“xiè”……在女儿面前出错越多，在其心中的威信便越来越低，我内心也就越发感到不安了。为重树威信，此后，我常把字典相伴左右，一遇狐疑之字，便查个水落石出。读错字的情况倒是少了许多。而因舌头僵硬，读不准音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前天我俩一起看电视时讲起电视剧《三国》，我让她跟我一起看（她还没看过），还跟她说了剧中主要演员。她说电影《赤壁》中金城武饰演的诸葛亮肯定比陆毅演得好，我说：“未必，你别媚外了。”我却把“媚”（mèi）读成了“mài”（音谐“麦”），她看我读这词绕嘴了半天也没读准确，自己忍不住用标准普通话脱口而出。我也只有自嘲一番的份了。
我父亲的普通话自然更不标准了，每次叫女儿名字“云芸”(yúnyún)，总是叫成“yǒngyǒng”（音谐“永永”），我女儿听得直吐舌头，还嚷嚷着：“难听死了，我以后要改名！”
女儿至今未改名。而且，久而久之，也习惯了我们弊脚的普通话。我父亲把女儿最近养的宠物狗“斑斑”（bānbān），总是叫成“bāibāi”（音谐“掰掰”），也不见她表情异样。偶尔反倒会跟着我们讲几句不标准的嘉善话。只是，听她讲嘉善话，估计跟她听我们讲普通话的感觉是一样的——别扭！
■水中花
闹笑话后学说普通话
我老家是武汉，在嘉兴打工已有5年。刚出来打工时，我的武汉话常常让同事们摸不着头脑，并闹过不少笑话。
一次上班途中，老板要我去商场买点办公用品。在商场，刚好碰上有一个柜台在优惠推销童鞋，便给孩子买了一双。办完事回到办公室，我随手将鞋甩在桌子上，然后又出去开会。下午临下班时，我才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忽然发现桌上的鞋子不见了。我急得大声喊起来：“谁看见我孩子的鞋（武汉话念hái）子啦？”“孩子的孩（鞋）子？那岂不是孙子吗？”同事们大笑！我也窘得满脸通红，都是方言惹的祸哟！
从那次起，我下决心学说普通话。为了能准确发音，我还拜上小学的儿子为老师，教我汉语拼音。平时用手机发短信，我也选择用“拼音输入法”来代替“笔画输入法”，以提高自己的拼音水平。通过半年的学习，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工作和生活中，再也没有闹讲方言的笑话了。 ■苏应纯
“麻花”雨
小时候说不准普通话的笑话有一箩筐，现在回忆起来第一次出洋相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尽管县里的小学也教学生说普通话，但那都是在课堂上说的，而且也不太标准。回到家后说的生活用语全部是嘉善土话，记得有一天我的姨父从北京来到嘉善，我妈买了些虾、蟹等水产品招待客人，我是第一次见到姨父就热情地对姨父说：“姨父，您吃点‘弯专’！”“弯专？”姨父重复着这两个字，一脸茫然地看看桌上的菜，又看看我，不知道这是一道什么菜肴。妈妈笑着说：“‘弯专’是嘉善的土话，就是虾，你多吃点……”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
第二次出洋相是在中学里，那时我离开嘉善不久，普通话还说不太标准。有一次上体育课，那次体育课的科目是在操场上练掷铁饼，当全班同学排好队刚要走出教室时，我突然看到外面在下小雨，就立刻举起手说：“报告老师，外面在下‘麻花雨’”。只听班级里“轰”地一声传出一片笑声，一个男同学怪声怪气地说：“只听见过下酸雨，没听见过下‘麻花雨’的，同学们，想吃‘麻花’的赶快往外冲……”我窘得满脸通红，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进去。
第三次讲错话则是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天，我们开新同志见面会，互相介绍姓名、籍贯，然后是总结。最后，我对着我的一班人说：“我们班的小李来自东北，小蒋来自上海，小孙来自河南……我们班里的人‘倒’处都有……”就这一个“到”字念成了“倒”字，被我们班里的人“奚落”了几十年，每次聚会时总拿我说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也因此给我敲响了警钟，一定要学好、说好普通话。
■范 平
开会通知
单位要进行人事改革，主任让我电话通知各科室选出的职工代表到会议室开会。为了会场秩序，主任特别强调，不能打手机、不能乱讨论。
我刚应聘单位秘书不久，对单位人员还不是很熟。好在有张单位职工联络表，我赶紧看着联络表逐个给职工代表打电话通知。害怕出错，我还特别用了普通话。还算顺利，全部通知到位。
会议按时举行。当主任宣布开始对改革方案进行民主表决时，大伙忽然都掏出手机拨号，在电话里大声讨论起来，一时间会场乱糟糟的。主任气急败坏地大声制止着，大伙莫名其妙。一年长的代表站起来一脸无辜地说：“不是电话里通知我们边打手机边讨论的吗？我们正在用手机和班组同志保持联络，进行紧急讨论啊！”
主任铁青着脸看我，我一脸委屈地说：“我用普通话给他们都强调了，别打手机别讨论……”不等我说完，主任就“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好你个闫秘书，你讲的是哪国普通话，我听起来也是边打手机边讨论呦！”
■闫养民
被妻逼学普通话
妻出生在城市，从小就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出生在农村，满口方言。恋爱那会，妻特别爱听我说家乡话，她说我说家乡话就像唱歌一样，十分有味道。
结婚头几年，妻的普通话和我的家乡话在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可孩子一出世，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妻单方面把普通话定为我们家的“官方语言”，强迫我学说普通话。慑于妻在家中的绝对权威，30岁的我开始学普通话。
说惯了家乡话，舌头像转不过弯一样，学起普通话很别扭。妻给我制订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必看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学习领悟播音员的发音；每天用普通话朗读文章半小时。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魔鬼训练”，我能说一口不错的普通话了。妻戏称我们终于有了***同语言，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和谐更美好！
虽然当初被妻逼学普通话，我有点不情愿，但现在学会后我还是很感激她。因为在日常工作中，普通话给我带来了太多的便利。特别是出差在外时，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我与五湖四海的客户沟通更愉快更开心！
当然，每年春节回农村老家时，我还是说我的家乡话。浓浓的乡音乡情在那个时刻总像故乡的老酒，醇厚缠绵！ ■明伟方
普通话里的乡音
从出生到去省城上学之前，我一直是踩着家乡的泥土，说着土得掉渣的家乡话长大的。语言简单朴素得如家乡的村庄田野一样简单，虽不华丽，却也有几分韵味。
尽管我喜欢家乡的语言，就如同喜欢我没有矫饰的母亲。但到省城报到时，我还是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我的印象里，城里人都说普通话，如果保持乡音，会有一种无法融入城市的感觉。二是自己着实也想改变一下自己，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开始一种新生活。
对我来说，改说普通话似乎没有碰到太大的麻烦。但话里的乡音难改，音调不准是常有的事。最让我头痛的是“四”和“十”总是无法分开，闹过不少笑话，又很难进行解释。最后不得已，只好打起手语。“四”就伸四个手指头配合，或者干脆说两个二，十也是如法炮制。无奈的是，因为舌头硬，这两个字到现在也说不准确。
平时与同事或家人说话，偶尔高兴了，话里不免搀杂了一些家乡的方言。于是人家便问了，你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只好无奈地解释一番。那次，老婆和儿子买回来几份凉皮。儿子很纳闷，为什么同样的分量，爸爸的显多呢？我说，大概是“滂”了吧。儿子问，“滂”是什么意思啊？我解释说，就是涨的意思，儿子才恍然大悟。
每次家里人到城里来，或者自己回家，我都习惯说家乡话，进入那种氛围，家乡话不需要进行特别转换，就直接呼出来了，这也是一种入乡随俗吧。而每次回来或家人走后，总会很难把家乡话再变回来，于是儿子便瞪着眼说，老爸，你说得真难听啊！
我心里明白，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儿子怎么能理解我对乡音的感情呢？当初想学普通话，而现在，远离家乡的我又突然怀念乡音了。
■孙建文
“谁知盘中餐，立立脚辛苦”
我学习普通话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母亲年轻的时候也算知识青年，但她刚读完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母亲当过几年小学教师，所以她对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是很自信的。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母亲便积极践行“说好普通话从娃娃抓起”的理念，用普通话教我叫“爸爸”、“妈妈”等。待我再长大些，她便开始教我读唐诗、念儿歌。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因为心急着出去和小朋友玩，三口两口就把饭扒完了。“妈妈，我吃好了，我出去玩了哦。”我放下碗筷就往外跑。“等下！回来！”母亲把我叫住了。我乖乖地回到饭桌边。“你看看，碗里还剩那么多饭粒，多浪费啊！把饭粒吃干净再去玩。”“哦……”“妈妈前几天教过你一首唐诗，怎么说来着？”母亲突然想到要用唐诗来教育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jiā（皆）辛苦。”我边扒着饭粒边跟着母亲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立立脚（嘉善话‘脚’发‘jiā’的音）辛苦。”心想着，这首诗写得好啊，写出了农民伯伯干活的辛苦，脚站得久了当然辛苦啦。从此，我便记住了这首诗，每次母亲让我背诗，只有这首诗我能完整地背出来。后来，我上了小学，在书本上看到了这首诗，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立立脚辛苦”，而是“粒粒皆辛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