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在香港时就向报刊投稿所创作的漫画作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继续从事美术漫画活动。1932年至1938年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科员兼大众出版社《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编辑，任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
1950年后，定居北京。
财政部荐任秘书、简任秘书兼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新民报》副总经理，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全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委员等。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以后，曾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格里非斯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
20世纪80年代后，曾任澳大利亚昆士兰洲的格里菲斯(Griffith s Univ.)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等职。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其书画作品曾在日本、英国、德国、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港澳地区和内地展出，并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黄苗子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黄绍昌系清末举人，曾在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清末时期广东的最高学府）教授词章；父亲黄冷观从师范学校毕业，却从业于报界，热衷于社会活动，鼓吹革命，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1926年，黄冷观创办香港中华中学，成为香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1913年，黄苗子出生在这个既有深厚文化传统，又不乏革新思想的家庭。在家中13个兄弟姐妹中，黄苗子排行第五。
在黄苗子兄弟姐妹眼中，父亲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但是，父亲对文化的热爱，以及他在香港的文化圈子，对黄苗子来说，一生受益无穷。
15岁那年，黄苗子接触到由叶浅予主编，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当时漫画界几位中坚人物参与的《上海漫画》周刊，更是为他的世界打开了一扇通往漫画创作的大门。上海这座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也因为漫画而使黄苗子觉得熟悉而亲切起来。
黄苗子觉得惟有画漫画才值得自己花费精力，身边那些有趣的事只有在漫画中才能体现出来。后来，受到岭南画家黄般若等人的鼓励，他开始为香港的《骨子》报、广州的《半角漫画》画漫画。向报刊投画稿需要个笔名，黄般若劝他说：你的小名“猫仔”，把两个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现成的笔名吗？从此，“黄苗子”的声名越来越响亮。
1929年，16岁的黄苗子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他把作品寄给了《上海漫画》，没想到不久就发表了，而且接到漫画家叶浅予的回信。黄苗子喜出望外，这使他更加喜爱漫画，也对上海无限向往。
父亲却极力反对黄苗子画漫画。1931年1月，黄苗子从中华中学毕业，被父亲送进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让他苦不堪言。
1931年10月，黄苗子度过他的18岁生日。仿佛一夜之间，他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个大人，应该走自己的路，上海则是他的目的地。第二年，黄苗子拿着自己亲自到编辑部讨要到的稿费请朋友买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远行。
得知黄苗子离家出走，父亲黄冷观当即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同乡兼好友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吴铁城是国民党要员，他把黄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却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了高级公务员。 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在艺坛，认识了漫画家叶浅予、华君武、丁聪、张乐平等人。黄苗子常为叶浅予等主办的漫画杂志《时代》投稿，以后加入《良友》漫画画报作编辑。黄苗子的才华、学识和活动能力给美术界特别是漫画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陆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还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组织漫画界活动。
《小说》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5月，从第3期改版为大开本。也正是从第3期开始，版权页“编辑”一栏出现了黄苗子的名字，也正是从这一期始至终刊（第19期）封面画大都出自黄苗子之手（另有梁白波、段蓬、韦度各画一期）。由于是彩色封面，加之开本宽阔，视觉诱惑力强，完完全全展示出海派风情。黄苗子在封面画下的签名很特别，“草字头”拆两半中间夹一个“田”字，横写。那一时期很流行这样的签名方式。
除了在各大漫画杂志上发表作品，黄苗子还撰写了不少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和评论文章。20世纪30年代有一本汇集了鲁迅、胡风、丰子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诸多名家文章的《小品文和漫画》，其中即有黄苗子的一篇《我的漫画理论——一个吓人的题目》。 1936年前后，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上演，黄苗子跟随叶浅予、丁聪等一起到演出后台画速写，从而结识了身为***产党员的夏衍，后来更是成为知己。说起来，夏衍不但影响了黄苗子的人生走向，还是促成黄苗子与夫人郁风美满婚姻的“月下老”。
上个纪30年代，上海的霞飞路上有个“漫画俱乐部”，是上海的漫画家组办的，漫画家经常在那里聚会。黄苗子就是在俱乐部看到了文学家郁达夫和他的侄女郁风。郁风原籍浙江富阳，1916年生于北京。初识黄苗子时，郁风已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毕业，刚随家人从北平迁来上海。
每次郁达夫从杭州到上海，邵洵美都会打电话把黄苗子约出来，一起吃饭聊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坛孟尝君”，他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进去。黄苗子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和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玩在一起。在这种艺术氛围中，黄苗子和郁风逐渐熟悉起来。
好景不长，抗战爆发。1937年4月，黄苗子来到广州。郁风此时是上海《救亡日报》的漫画插图记者。郭沫若是《救亡日报》的挂名社长，夏衍是实际主办者。上海在1937年11月21日沦陷，郁风先去香港，后到广州，参与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在广州，她与黄苗子之间的距离再度拉近。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艺、国事，感觉意趣相投。
次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黄苗子工作关系去了重庆，而郁风随后赴香港，两人不得不又分手。不久后，黄苗子被调回重庆。他心中惦念着郁风，给她写了一首诗：乳香百合荐华缦，慈净温庄圣女颜，谁遣梦中犹见汝，不堪重忆相聚时。诗中透露出思念、爱恋之情。
香港失陷后，郁风辗转来到重庆，不久后随徐悲鸿去成都青城山写生。在此次青城山之行期间，黄苗子与郁风的关系开始热烈起来。
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却觉得难以抉择，因为黄苗子这时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为此黄苗子请夏衍帮忙。夏衍专程到盘溪徐悲鸿的美术学院找到了郁风，并说服了她，从而玉成了黄苗子、郁风的“国***合作”。1944年5月，他们在重庆天官府的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
当年11月，婚礼在嘉陵宾馆举办。书法家沈尹默做证婚人，赠诗：无双妙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在重庆，黄苗子最终作出了他一生中的重要历史选择。和当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产党视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在上海时，黄苗子就开始接触夏衍、潘汉年等***产党员，与郁风结婚，更可以看作是对政治选择的一种确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黄苗子看到文件后即通知周恩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
1945年9月下旬，黄苗子被安排接受了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的接见。在这次会晤之后，黄苗子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交给重庆《新民报》副刊发表，还加上了编者按语，称赞这首词“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1949年9月，对新中国满怀欣喜的黄苗子与郁风来到北京，应邀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和国的开国大典。此后，他们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次年毕业后，黄苗子被分配至政务院担任秘书厅秘书，翌年调任公私合营后的《新民报》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以后又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郁风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美术家协会办公室担任主任，后来兼任《新观察》杂志副主编，后来曾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术馆展览部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不是教育家，没资格谈这个问题。但教育能够反映国民素质，举两个例子，在澳洲，一个按门铃送邮件的普通邮差，看到我在作画，很礼貌地问我是否可以进来看看，得到准许之后，他边看边和我交谈对中国绘画和欧洲绘画的看法，头头是道。另外在国外，尊重隐私权的意识非常深入，家庭内部也不会有私自拆阅别人信件的事情。相比之下，尤其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够普及，特别是农村教育。这是在蔡元培时代就有许多知识分子特别着急的事，那时国家没有那个力量。辛亥革命近百年来，我们主要在解决两件事，就是吃饭问题和教育问题。在教育经费、提高师资方面，有关当局要担起责任，拿出办法。
除了国民素质我总感觉城市教育是较为普及了，对饱经忧患的祖国十分关切和热爱，我中学毕业后赶上淞沪抗日战争，就偷偷离家去上海打算参军，我哥哥是1938年抗战爆发之后跑到延安去的，其后在陕西参加左权部队牺牲了。那时青年人精神颓废的极少，在国家艰危的时候都奋发向上，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前途连在一起。是为将来个人前途做准备，好像与社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关系不大，家长培养孩子进大学也是这样考虑多。这些年生活安定了，但不能不讲奋斗精神，不讲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当然不是空洞的说教，它应该是一种融进血液中的精神动力。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和体现。教育是立国的根基。
我的作品具有“青铜器铭文和大篆风格”，但在晚年后有变化，与国外交流和长居澳洲的经历，从而我的文化观、教育观有了决定性的变化，我在艺术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但是与国外文化的接触令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说过的话，不要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高的，样样都是世界第一。各国历史、社会、文化有差异，也有许多成就很高的东西值得借鉴。如古希腊的雕塑比我们的早，我们无法拿维纳斯像和秦始皇兵马俑相比。文化和教育都应该有不断吸收和融合世界文化的思想。当然就文化来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融合的，但总不能看不到人家的好处，否则就无法进步。我的某些书法就是尝试把欧洲现代艺术的感觉融进中国古文字，许多用中国传统原料的书画家也在或多或少地尝试。但也不能过分，有些艺术太离谱，完全没有根基，就荒唐了。
教育更应该不断吸收东西方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列入课程。改革开放后，什么文化思潮都来了，需要对我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去粗存精，真正让学生接受、吸收先进的文化，融入飞速发展的世界，这种融合应该有利于培养国际人才。我的孙女9岁随父母到澳大利亚，她在接受国外教育的同时，家庭的中国文化影响使她感到浓厚兴趣。她读了法国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其罗传》，就用中文写论文、评论，深入阐述自己的见解；同时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的著作也看了许多。她在这种中西文化环境中成长得比较健康，眼界开阔。总之，国际化的人才应该是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我们闭关锁国那么久，要赶上去不开放不行，中国要长成强大的民族，必须面向世界，把世界文明的精华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民族的子孙应当立根于中国，并不是我们把孩子早早送到国外就好，留学最好还是在积累了一定的本土文化和树立一定的民族意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