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寻求出路的故事。孤儿科波菲尔经受了许多磨难，饱尝人生辛酸，在一些善良的人们多方救助下，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就和家庭的幸福。环绕科波菲尔一生所出现的人物的悲欢离合，多方面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的真相。
在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冲击下，金钱法则主宰了社会。科波菲尔一生的坎坷就是因为摩德斯通、尤利亚·希普之流图谋和他有关的财产所造成的。从喧嚣的伦敦，到幽僻的村镇、荒凉的海滩，无处不弥漫着金钱崇拜、自私自利的毒雾，它窒息着人们的生活，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当时英国的儿童教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生意经的对象，破产后的小酒料商克里古尔开办萨伦学校，不过是在经营另一笔买卖，他关心的只是如何用学费抵偿债款，和更多地克扣学生伙食费用以牟取厚利。作为校长，他除去“鞭打艺术”外一无所知，在他统治的学校里充满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和趋炎附势的卑鄙。从童工身上残酷地榨取廉价劳动力，是当时英国工厂普遍存在的现象，摩德斯通·格林酒业公司一个批发店雇用了3、4个孩子，其中的科波菲尔刚刚10岁就从早到晚和成年人一样劳动，得到的工资却只能买一点半价出售的陈蛋糕或粗制布度日，永远饥饿、衣衫褴褛，说不尽的痛苦和屈辱。
婚姻、家庭是狄更斯一贯关心的问题，作品用许多篇幅写了金钱怎样玷污和破坏着这个一向被视为圣洁的感情的殿堂。摩德斯通先生娶科波菲尔的寡母，不过是藉婚姻关系取得她的财产；摩德斯通小姐随后来到这个家庭，则是为了掌管这份财产。而小科波菲尔是他们霸占这份财产的一种障碍，于是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备受欺凌。作为实利主义的化身，摩德斯通姐弟性格里的那种所谓自制、坚定、意志力，实际上是唯利是图的铁石心肠，他们轻蔑任何精神生活，他们“象是一阵冷风吹走一切人和人之间的正常感情”，剥夺了科波菲尔家里原有的宁静和欢乐，终于使得科波菲尔心地善良、感情脆弱的妈妈在苦恼和惊吓中离开了人间。老船工辟果提先生组织起异姓同心的一家，依靠劳动和彼此间的眷恋、关怀、体贴，生活在一条旧驳船上，虽然清苦，却十分幸福，但是，小爱弥丽在当“阔太太”的引诱下，和有钱人家的少爷斯提福兹私奔了，从此，她的舅舅辟果提先生为寻找她四处漂泊。她的未婚夫海穆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曾经是那么温暖可亲的旧驳船，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古米治太太，每夜亮起蜡烛，等待爱弥丽的归来。威克非尔律师事务所的办事员希普为攫取金钱，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胁迫他的雇主威克菲尔“一步一步地放弃了名字和名誉”，给威克菲尔父女带来不可言状的痛苦。由于财产纠纷，狄克先生被家人折磨得神智失常，甚至几乎被终身禁闭。马戡太太借女儿安妮的名义不断向女婿史特朗博士勒索钱财，以致引起别人对安妮爱情的怀疑，一度造成他们夫妇间的隔膜。科波菲尔的姨婆因为丈夫挥霍成性而夫妇分居，老保姆辟果提则因丈夫吝啬而苦恼。一桩桩风波、纠葛，不仅说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婚姻和家庭往往是脆弱的、不幸的，并且从一个方面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不安。
金钱世界的残酷，集中地、尖锐地表现在广大下层人民所受到的经济压力上。出身于破产小职员家庭的狄更斯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他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穷教师麦尔的惨痛，和贫苦无告的密考伯先生的惶惶不可终日。承担着萨伦学校全部工作的麦尔，“身边连半个先令也没有”，靴子破得无法修补，更可悲的是由于老母亲住在济贫院，就受到百般羞辱，以至被逐出校门。密考伯先生替各式各样的商家招揽生意，“收入很少或一无所得”，为了维持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卖尽当空，颠沛流离，债主经常上门叫骂，随时有被债主控告，和被法警逮捕入狱的危险。密考伯先生一生都在等待“机会”，机会却从来不曾在他面前出现。对于爱情忠贞不渝的密考伯太太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的丈夫“具有各种资格和才能”，可惜这些“资格和才能”始终得不到了解赏识，密考伯太太是善于估计和分析形势的，可惜她的理智和逻辑在认钱不认人的社会里总是到处碰壁。尽管天性快活的密考伯本人能够随遇而安，乐以解忧，我们也禁不住为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多难而感到辛酸呢。最后，在金钱逼迫下密考伯竟然一度成为恶人为非作歹的工具，当他挣脱魔掌，解除了良心上的重担之后，他终于认识到在英国本土上自己一家是无法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的，决心移居海外。开往澳大利亚的航船上的移民们，一方面说明了英国向外扩张的殖民政策，一方面不也是对那个“给他们出生而不给他们职业的国家”的一种控诉吗？
因财丧德的卑鄙小人尤利亚·希普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耻和虚伪。他的形容举止，言谈笑貌，无处不散发出令人作呕的伪善味道，为了在这世界上“可以行得通”，他谦卑再谦卑，忍让再忍让，在摇尾乞怜的面具下，掩盖着攫取财富和地位的野心。他永远在窥视，永远在寻找损人利己的时机。他善于探听别人的隐私，作为在一定时机要挟、制服他们的把柄，他更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有意促使威克菲尔律师养成酗酒的恶习，趁他酒后昏聩软弱，伪造票据和签字，用各种不法的奸谋从事欺骗掠夺，一直到把威克菲尔“按在他的拇指下面”，他利用密考伯先生的贫困，以极其微薄的薪水，和一笔笔小额借款，把这个好好先生和各种罪恶勾当拴在一起，供他驱使。特别是当希普作为敲诈犯被揭露，置身囹圄之后，还继续以他的“谦卑”和“退让”博得人们的称赞，居然成为“模范”的“悔悟者”，更是绝妙的讽刺。
人和人之间的冷酷无情，社会的动乱，生活的压力，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这一切正是以金钱为象征的私有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狄更斯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能够揭开所谓“维多利亚盛世”华丽的帷幕，指出它身上的疮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看到了社会的“不人道”。他愤慨，他谴责，却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它，更找不出正确的解决途径，而是把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在道德的作用上，寄托在善良的人身上和他们对于幸福坚持不懈的追求上。怀着这样的理想，他塑造了作品的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
在科波菲尔这个形象里，融合着狄更斯自己的血肉，如果幼年的狄更斯不曾在一家黑鞋油公司刷过瓶子，就不可能把在酒业批发店里做小苦力的科波菲尔的悲苦写得那样真切动人。科波菲尔担任报馆访员，以至日后成为专业作家的甘苦，也正是狄更斯本人的体验。狄更斯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生活给了科波菲尔，还通过他传达出自己的喜怒哀乐，思想和憧憬。正因为这样，在作品的初版自序中，狄更斯才满怀深情地说：“对于我的想象所产生的每一个孩子，我是一个溺爱的父母，从来没有人象我这样深深地爱他们，不过，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我在深心的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在妈妈和老保姆辟果提爱抚下，小科波菲尔感情纤细，对世界怀着纯洁的爱心，即使后来受到继父和坏学校的摧残，也仍然保持着他的坦白、真诚和高尚的品德。最可贵的是他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在逆境中经受磨炼而不消沉，在顺境中并不踌躇满志，耽于安乐。他正视生活，诚恳地用力谋生，有意志，有决心，有果断。幼年时期的科波菲尔被迫离家，能够尽力干活，自食其力，为寻求前途和希望，他竟然以百折不回的坚毅，徒步数十里，去投奔从未谋面的姨婆。少年时期的科波菲尔有机会重新开始学习，虽然学业久已荒疏，却能以不懈的努力，赶上和超过班上的同学。青年时期的科波菲尔在博士院习艺之外，夜以继日，拼命工作，努力减轻姨婆破产后的经济负担。成年后的科波菲尔功成名就，依然兢兢业业。他奉行的格言是：“永远不要把你今天可以做的事留到明天做，延宕是偷光阴的贼。”他不无自豪地说：“我生平不拘做什么，总是全心去做，不拘献身于什么，总是完完全全地献上，在大事和小事上，我总是一贯的认真，……凡可以献上我的全身的事绝不献上一只手，不管我做什么决不妄自菲薄。”就是这样，科波菲尔一步一步攀登上去，摘下了幸福之果。
通过科波菲尔前后两次婚姻生活的对比，也表现了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科波菲尔对朵拉一往情深，但不谙世事的朵拉只是一支“娇嫩的小花”，是“一件精致的供人玩赏的玩具”，是没有任何一点实际的生活观念的“孩子妻”，精神气质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在这对夫妻之间投下阴影。只是由于朵拉早逝，才为这段短促的婚姻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实际家科波菲尔希望妻子是“他的顾问，具有更多的魄力，更多的用来支持他，改善他，赋有填满他周围的空虚的能力”。安妮斯才是这样的妻子。安妮斯是狄更斯着意美化的人物，她既有美貌又有美德，天使般的纯洁，英雄样的胆识，同时从来就是一个“小管家”，她不声不响地全力保护着被希普欺凌的老父，她明智的指导、勇敢地支持着在生活和精神上遭受挫折和痛苦的科波菲尔。“思想和宗旨的一致”使科波菲尔和安妮斯得到了完美无缺的爱情幸福。
狄更斯把他的爱心给予科波菲尔，用科波菲尔的创业精神、高尚情操，否定了剥削者的唯利是图，和强盗骗子手的巧取豪夺，但是，他们宣扬的科波菲尔道路不过是通过自我奋斗去建立个人小天地里的安乐，缺乏崇高理想，人物也就缺乏更多的思想光彩。
早年城市贫民的生活培养了狄更斯的阶级意识，基于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厌恶上层的统治者，真诚地同情和赞美下层的被统治者。他始终相信，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普通人民在道德感情上远远超过贵族资产阶级，他们才是人类价值的维护者。这种感情和认识鲜明地分别体现在对于以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为中心的两组人物的刻画上。
辟果提和他的亲属朋友，既无门第财产，又不曾受过教育，但是他们都有着金子一样的心。老保姆辟果提把自己的一生始终如一地奉献给科波菲尔，痛苦的时刻安慰他，困难的时刻帮助他，遇到灾祸保护他，这一切远远超过了仆人对主人的责任。老船工辟果提先生胸怀象大海一般宽阔，包容着对别人的好意和关心，他收留下海穆和爱弥丽，以无限的亲爱把这两个孤儿抚养成人，他收留下朋友的遗孀古米治太太，尽心尽意地给她安慰和体贴。他自始至终“想到每个人的权利和要求，只把他自己除外”。为了拯救失足的爱弥丽，他毫不迟疑，手执拐杖，走遍天涯，直到把她带回身边。这个动人心弦的举动适足以说明他的为人。水手海穆对人怀着淳朴的信任，他的笨拙羞怯正是心地忠厚、诚实可亲的表现。爱弥丽违背了他，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只怪自己失去了搭救她的机会，并且有意向她隐瞒失去她的痛苦，以减轻她的痛苦。他带着一颗流血的心，更加慷慨地为别人活着，一直到献出年轻的生命。小缝纫工爱弥丽由于爱情失足而抱恨终生，从歧路上回来之后，她深深地把自己的创伤掩藏起来，以她的温柔、善良和勤恳爱护舅舅，照顾帮助一切感受困难的人。就连丈夫死后整天愁眉不展，自怨自艾，使人感到苦恼的古米治太太，在别人的愁苦面前也忘掉了自己的苦难，而尽力去抚慰比她更加不幸的人。这都是些平凡的受尽苦难的人，他们是粗糙的，甚至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们富于同情和牺牲精神。他们的灵魂是美丽的。
富有、聪明的斯提福兹以财产和他的风采、殷勤、才能，去博得人们的好感，然后损害他人以满足自己，漂亮的躯壳里包藏的是绝对的自私自利。他随便玩弄倾心于他的达特尔先小姐的感情，他当众侮辱一时触怒他的麦尔先生，他把崇拜他、爱他的科波菲尔当作自己手里一块柔软的面团，随意揉搓。他坐在辟果提先生的火炉边笑着，友好地看着大家，心里盘算的却是怎样夺走他们掌上的明珠爱弥丽，他答应爱弥丽使她“以夫人的身份回来”，曾几何时，就把她遗弃给自己的恶仆。根据资本主义的竞争法则，他要“超过一切障碍前进，在比赛中获胜”。他要做“弱肉强食”中的“强者”。他的母亲贵妇人斯提福兹夫人同样的冷酷无情。她爱儿子，但儿子一旦违拗她的意志，辱没她的门第，她就毫不容情地宣称“不拘死活，他永远不能接近我”。对于被斯提福兹所伤害的辟果提先生一家，她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内疚，反而责怪爱弥丽，使她母子失和。
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两个家庭的对比是强烈的。狄更斯的倾向性也是明显的，他坚定地站在辟果提们一边，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提福兹们。然而，我们又感觉到作家对斯提福兹的描写，往往“手下留情”，他揭露斯提福兹的损人利己，却又反复渲染他的雍容大度和特有的魅力；在描写斯提福兹进行的罪恶活动中，却又表现他思想斗争的“痛苦”；在和科波菲尔最后一次聚谈时，斯提福兹要求说：“想我最好的时候。”科波菲尔确实是这样对待他，始终怀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恋情，对他的恶行也只是感到哀伤而不是愤怒。这是作家塑造人物方面的败笔，它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作为资产阶级作家的狄更斯，这也许是他自己思想感情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吧。
另一方面，狄更斯由衷地热爱、称赞劳动人民，却过分地强调了他们的忍让、宽恕、与人无争，甚至也不说一句分量稍重的话。辟果提先生为让爱弥丽能“以夫人的名义回来”，去恳求斯提福兹夫人的场面就十分典型。故事将要结束时，以从容献身的精神跳进汹涌的波涛去救助斯提福兹的恰恰是海穆，他们的同归于尽多少带着一点宿命的味儿，让死神去解决损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作家一种无可奈何的处理。
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狄更斯没有能够从这一观点去认识它，而是把它看作一种道德交锋，用高傲、任性、轻薄的好胜心等性格方面的原因去解释这个悲剧，用善恶斗争去解释阶级矛盾，显然是错误的。
狄更斯十分重视道德感情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只要人人向善，在善的旗帜下携起手来去制止恶，就可以使社会得到改造，推动社会前进。他所谓的善，也就是富者慷慨无私，心怀慈悲，贫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因此，他在揭露有产者的冷酷残忍的同时，又创造了富有而仁慈的姨婆，在描写普通人民的生活命运的同时，还特意写了知足常乐的特拉德尔一类人物。姨婆是个道地的食利者，她买卖公债，以地产作抵押放债，向国外市场投资，而且脾气怪僻，怀有各种偏见。加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令人望而生畏，其实她却是个“永不卑劣，永不欺骗，永不残酷”的道德家，是个善心菩萨。她同情并且善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孤苦无告的科波菲尔，受人欺侮的狄克先生，以至她分居多年不走正路，穷愁潦倒的丈夫。家财丰盈时，她不以富贵骄人；一旦丢了财产，也能自甘淡泊。特拉德尔的一生有那么多不幸和挫折，却总是知足和快乐。他“除了同自己作对外，不同任何人作对”，他永远把方便和好的东西留给别人，为别人的幸福感到欢乐。他在萨伦学校每天挨打，甚至代人受过，但他总是在眼泪没干之前就开怀大笑。他被打发到社会上，工作辛苦，生活拮据，但他高高兴兴，因为“挣得不多也用得不多。”他爱的苏菲受家庭拖累，久久无法出嫁，他心甘情愿地等待。后来他终于当了律师，却长期得不到升迁。他终于结了婚，家庭布置却“完全不成体统”，尽管如此，在他工作兼住宿的房间里还是永远响着笑声。姨婆和特拉德尔是狄更斯树立的两个榜样。确实，如果富人都是姨婆一样，穷人都和特拉德尔一样，世上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纷争和苦恼。可惜这只是空想。
出于道德说教的需要，狄更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助善戒恶。有德行的姨婆财产失而复得，儿孙绕膝，富贵长寿。对生活从不抱怨的特拉德尔不仅有了当法官的希望，而且有了自己的宅院，苏菲娘家人的转运，更增添了他的欢乐。此外，在生活的斗争中取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辟果提先生，密考伯一家，斯特朗博士夫妇，最终无不安居乐业得到了宁静、温暖。斯提福兹、希普之辈则受到天理法纪的惩罚。这种因果报应的“大团圆”，固然是狄更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感情流露，但也容易助长他所同情的阶级的幻想，起着销蚀斗志的消极作用。
《大卫·科波菲尔》在思想内容上的两重性是明显的。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真实反映，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狄更斯曾经说过，他的“企图是揭露出并不诱人的和令人反感的真实，和冲淡那包围着实际存在的东西的假光彩”。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其中对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帮凶的抨击，和对于受到资本主义制度迫害的普通人民的由衷赞美，深切同情，更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但是，狄更斯毕竟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资本主义罪恶，是为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而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因而他所提出的治疗社会的药方也只能是架空的，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大卫·科波菲尔》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不以曲折生动的故事结构取胜，只是如实地，融和着浓厚的抒情气息去叙写生活。读这部作品，仿佛科波菲尔和我们促膝相对，娓娓而谈，就在一些日常的平凡事件的絮谈中，我们逐渐结识了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牵肠挂肚地揪着我们的心。
具体生动的世态风情，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显示了狄更斯描绘生活的天才。他特别擅长通过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服饰装束、习惯好恶以至某些怪僻，写出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气势昂然、仪态庄严的姨婆一出场，就以她那种旁若无人的神气，表明了她的绝对自信，和惯于让人服从，这正是多年独居生活形成的一种性格。科波菲尔的年轻妈妈被姨婆的古怪和威严吓得发慌，但又曾经“恍惚地”感觉到她摸她的头发，还“觉得她的手并非不柔和”，而“当她怀着怯弱的希望看她时，却发现那个女人褶起衣服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在一只膝盖上，双脚放在炉栏上，向着火皱眉”。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勾画出了姨婆外表吓人，心地善良，可笑又可亲的形象。褴褛的衣服上带着显赫的衬衣硬领，外套上挂着只为装饰用的单眼镜，手杖上漂亮的大穗子，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一封封文体浮夸，词藻堆砌，故弄玄虚的长信，生动地描出了虽然落魄却依然绅士派头十足的密考伯先生。老保姆辟果提的形象是和她又红又硬的两臂、被缝纫磨得象小香料擦子一般的食指、码尺、蜡头、永远继缀不完的袜子等等连在一起的。一生与大海相伴的辟果提先生，说话常常离不开海，总是爱用“蛤蜊”“咸水”一类的比喻。希普没有眼眉，睫毛，红褐色的眼睛，象蛇一样不断扭捩、蠕动的身子，象青蛙一样又冷又湿的手，充分地显示出他的阴险卑劣等等。狄更斯善于抓住人物的某个特点加以渲染夸张，给人留下经久不忘的印象。例如朵拉的稚气，安妮斯的至善至美，斯特朗博士的宽容大量，……即使是一些出场不多的人物也莫不如此，谁不记得脚夫巴吉斯向辟果提求爱的“全过程”呢，谁不记得关于他那个盛财物的箱子的不可测的“秘密”呢！就是通过这两件事情的反复描述，使得老实憨厚，可偏偏要玩弄点小狡猾，“有点小气”的巴吉斯跃然纸上了。
作品还生动地描写了人物活动的环境。房屋、家具、用品，都富有生命和性格，希普的家是一个“很过得去的房间”，“但一点也不舒畅”，全部地方都具有“赤裸的、磨折的、瘦弱的意味”。斯提福兹的卧室则是个安乐窝，处处是他母亲亲手为他布置的安乐椅、靠枕、脚凳。安妮斯可爱的老住宅里，古老的楼梯、古老的休息室，处处散发出悠闲清洁的气息。朵拉主持的家，“除了吉普的宝塔以外，没有一件东西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环境和人物合成和谐的整体，人物性格因之更为鲜明。
狄更斯是幽默的巨匠。巧妙的漫画手法，夸张、诙谐，处处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例如，不负责任到处借债的密考伯在债务人监狱中，居然成为监犯俱乐部的一个“伟大的权威”。债主们的逼债使他“羞愧得不得了”，“随后半个钟点”，他却“擦亮他的靴子，带着比平常格外体面的神气，哼着一支曲子出去了”；“密考伯太太三点钟被帐单和讼费逼得晕了过去，四点钟她就吃油炸羊排骨喝热麦酒了。”这些描写都令人哑然失笑。还有，密考伯太太始终念念不忘娘家人，而“娘家人”对她的一家却始终不屑一顾；狄克先生记叙自己不幸遭遇的那份永远写不完的“呈文”；姨婆对于驴子的仇视和恐惧；特拉德尔为9个姨姐妹所作的“牺牲”，科波菲尔无可救药的“家政”，……例子俯拾皆是，都是以善意的揶揄，表现普通人的命运，或性格的某个方面，洋溢着作者对他们的爱抚之情，其中又往往包含着一种凄楚的哀叹，仿佛含着眼泪在微笑，它很自然地引起我们的同情和会心的笑。对于英国社会的阴暗面，和希普一类的丑恶人物，则投以讽刺。狄更斯憎恨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作品写英国会议里有的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号令，永远不履行的宣告，只能使人迷惑的解释”。而不列颠象“一支缚起的鸡一般”。写司法界各种数不清的法院，堆积如山的案卷，审判官不过是“一个麻木不仁的错误制造者”，监牢里“悔悟的款式正如裁缝店中外衣和背心的款式一样流行。“大量的坦白在性质上很少差别，连在字句上也很少差别”，这种种描绘，莫不一针见血。幽默温和的讽刺构成一种悲喜剧的色彩。哀而不伤，谑而不虐，是狄更斯作品的特有风格，它是狄更斯温和的政治态度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