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节棍的确切历史无从查证，但是我总会想法知道事物如何进化、发展的。双节棍最早应该是作为农业工具使用的——连枷。13至14世纪，大批中国人移民到冲绳岛，日本附近的一个岛屿。 冲绳岛 这些移民的中国人在一个叫Kumemura的城市定居下来。他们掌握着多种武术，其中之一是使用武器的，他们管这种武器叫做“双节棍”。日本人对这种武术非常感兴趣，许多日本人都跑到Kumemura城市去学习这种吸引人的防身自卫术。后来，双节棍技术被日本改进，使之适合他们自己的武术特点，同时，双节棍的名称也被改变了。 日本人称它为nunchaku。他们还改变了双节棍的形状——中国人设计的双节棍是由两根圆木棍与一条铁链组成的，而日本人的双节棍是由两根八角形的木棍和一条绳索连接而成的，而且这种形状又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1970年至1974年，欧洲出现了李小龙功夫电影热，富有传奇色彩的功夫英雄李小龙在他的电影里使用了这种精悍的武器——双节棍。 李小龙 有了双节棍，李小龙就像一台无敌无敌的机器，这种手上武器的威力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李小龙的电影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非常成功，体育俱乐部也迫切地要求学习东方武术，犹其是双节棍越来越流行。 双节棍的风靡也带来了它不利的一面。经常会有人使用双节棍在街头打架，甚至会有人因此而犯罪。小孩子也觉得拿着双节棍很酷，虽然他们并不懂得如何使用。很快，这种东方手持武器被大众看成是一种“扼杀棍”，这是完全错误的定义，因为这种武器是用于打击，当然不是只为了扼杀用。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误解依然存在。 荷兰政府调查了双节棍的起源和历史，但是那时的荷兰武道联盟（由柔道、空手道和跆拳道组成）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观点：双节棍是一种侵略性的武器。因此，荷兰人不承认双节棍是东方武术。双节棍被法律禁用了，并且被贬为棍棒、刀子这种低等武器。那时练习双节棍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连那些认真学习空手道的人（事实上双节棍是空手道的传统武器）。 幸运的是，自从来自Amstelveen的Milco Lambrecht赢得了一次由Zendokan杂志举办的大型骑士武术大赛后，情形发生了改变——因为双节棍技术是Milco Lambrecht获胜的主要因素。从那以后，专门练习双节棍的组织建立起来了。Milco Lambrecht从全国招集了数名双节棍高手来研究如何举行双节棍比赛。很快地，大家便有了一个想法：要发展起官方的独立的双节棍运动。 1985年，Lambrecht先生发明了一种塑料泡沫双节棍，称为“安全双节棍”。有了这种安全双节棍，组织双节棍比赛便有了可能。特制的服装、头盔、比赛规则以及毕业标准也都有了，双节棍运动终于展露头角。 部分因为评论员ohn Haanen的支持吧，双节棍运动发展得相当迅速。各地培训双节棍教练员，组织武术大赛，如火如荼。1987年，荷兰双节棍基地(SNN)成立了。这个组织在1990年得到了NSF的承认，并同意其加入东方武术联盟(FOG)。 黄－黑安全双节棍是SNN唯一允许使用的双节棍，其它双节棍都禁止使用；SNN的安全双节棍也是正义组织和检查官唯一承认的双节棍。 双节棍运动1984年的一个开端到现在已经是会国承认的武术了，双节棍再也不是街头罪犯使用的侵略性武器了。1996年，世界双节棍协会(WNA)终于成立了，全世界12个国家加入了这个组织。 注：本人英语水平非常有限，加上文章中有不少专用名词，所以译得可能不是很准确。译文基本上是按照原文译过来的，有些生硬，见笑了。 二、中国说 下面是马明达的一篇文章，我觉得有理有据。 从“连枷棍”到“二节棍” 在我幼年的时候，连枷棍曾经是武术场上经常能见到的器械，但现在见不到了，在官办的“竞技武术”中它早已杳无影。 记得80年代初，在兰州市的一次业余武术表演中，永登县农民李明贤练了一套连枷棍，那时，这已经是十分罕见的器械了。李练的是长柄连枷，功力不错，连枷叮当作响，劈砸有声，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就有人向主持表演的我提问：“连枷不是农具吗，怎成了武术器械？”回答这个问题，我曾在《甘肃日报》写了一篇短文，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连枷的历史，还告诉读者，古代兵器不少是从农具转化来的，连枷棍正是这类兵器的典型。在官办的规定武术一统武林几十年之后，传统武术的许多珍贵内容逐步销声匿，不复存在了。有的虽偶然还能见到，但不免走了样，也变得“手舞足蹈”起来。不久前，我曾向熟悉西北民间武术的朋友打听，武风很盛的甘肃农村现在还有没有练连枷的？回答说“不知道，很多年都没有见过了。” 实际上，连枷棍是一种历史久远而文化蕴涵相当丰富的武术器械，不但值得保存下来，也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它的来龙去。 南宋学者周密，清代学者赵翼都曾留意于它，我们提供了一些追索的络。 作打麦的农具，连枷在我国出现得很早，至少在春秋时代就有了。《国语》卷6《齐语》记管仲对齐桓公说：“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三国韦昭的《注》说：“枷，拂也，所以击草也。”《汉书》卷100《王莽传》云：“西载 ，北载拂。”唐代师古的《注》说：“拂音佛，所以治禾者也，今谓之连架。”可见“连架”这个名字唐以前就出现了。在唐代，这种农具又被军事家们排上用场，用来作一种守城的兵器。杜佑《通典》卷152《兵五·守拒法》中曾提到它在守城时的功用：“连枷，如打禾连枷状，打女墙外上城敌人。”这简单的十几个字告诉我们，作兵器的连枷非直接取自农具，而是专门制作的，状如连枷，但一定比农家的连枷要重，要结实，不然便没有足的杀伤力。 宋代是连枷走俏的朝代，不但仍旧用之于守城，而且变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马上兵器。 先说守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载：“若登者渐多，则御以狼牙铁拍；手渐攀城，则以连枷棒击之。”南宋初，陈规以自已的亲身经历写成《守城录》一书，在卷3《德安守御录》中写道：“城上人用砖石及连黠棒、长枪、弓弩拒退。”“连黠棒”应是“连枷棒”的异写。从上引两例不难看出，宋代以连枷用之于守城，是从唐代延续下来的，主要功用还是对付已经攀登到城头的敌兵——利用连枷结构上的特点，打击敌人露出垛口的手和头。 骑兵用的连枷，属于短兵类，有的通体用铁制成，如南宋周密所说“又以铁之，短兵之利便也。”有的是木质而用铁皮裹其外，或加上铁箍。《武经总要·前集·器图》有它的图式，还有一段文字介绍： “铁链夹棒，本出西戎，马上用之，以敌汉之步兵，其状如农家打麦之连枷，以铁饰之，利于自上击下，故汉兵善用者巧于戎人。” 所谓“西戎”，应指长期与北宋对抗的西夏。唐末五代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北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西夏等，骑战中喜欢用铁质的击打型兵器，如铁鞭、铁简、铁椎，此外还有铁链椎、铁链棒等。这当然与少数民族擅长骑战有关。充分利用战马奔驰的冲击力，发挥精良的骑术，以重器打击身着优质甲胄的汉军，特别是“自上击下”来攻击步兵，是少数民族作战的技术优势。所以南宋初才有了那个著名的“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的笑话。长期同少数民族作战的宋军，不能不注意到对方的优长，于是，大力发展骑兵，采用马上击打兵器，成宋代武备的一个显著特点。“铁链夹棒”学之于“西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被汉人用守城兵器的连枷，经少数民族的改造利用，成了骑兵的击打短兵，又转而传来汉地，被中原王朝所采用，而且“汉兵善用者巧于戎人”，这个你来我往的传播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我国古代武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武经总要》是北宋的官修兵书，所载兵器都是北宋军队的基本装备，可见铁链夹棒也是宋军的常规兵器之一。古代的军用兵器，一般都由政府统一制作和管理，有一定的制作标准，制度十分严格。北宋庆历元年（1041），名将韩琦曾制定了多种马上铁兵的份量规格和武艺考试办法，规定：“马上铁鞭、铁简、棍子、双剑、大斧、连枷之类，是一法，每两条***重十斤及等，但取左右实打有力者中。”马上连枷同铁鞭、铁简一样，也应该有单有双，《武经总要》没有反映出这一点，但这既可以从宋代多见的双鞭、双简、双剑推而知之，也可以由后来清代的双连枷棒加以印证。两条连枷统重十斤，一条约五斤。宋代重量标准略高于现代，五斤约合现在六斤，应该说这个份量是很适中的。虽然某些膂力超群的人物所用兵器大大超过这个重量标准，但那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不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