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唐乃至开元盛世，边界上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犯其实始终未断，所以朝廷必须屡派军队前往御敌。而军队里除了带兵打仗的武官，也还需要一批文官随军掌管文牍事务，这样一来，大批的文人就有了去边塞参战的机会，“边塞诗”的发达也就由此而生。用後来杜牧的诗说，“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可见以“凉州词”这种新乐府体裁所写下的诗篇，不止於王翰，诸如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等人的许多“凉州词”，也都为初唐诗坛带来了无比振奋的新气象。
王翰是以驾部员外郎的身份前往西北前线的，“驾部”是专门负责往前线输送马匹与粮草等军需物资。员外郎是个副职，基本也由文职人员担任，所以不忙不闲的，也还有时间作诗。王翰的这一首，显然是站在某位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角度上写就的----那将军在行辕里正痛饮着甜美的葡萄酒，而此刻，探子忽然来报说敌军到了。他来不及将剩下的酒喝完，催他披挂上阵的琵琶声便也奏响。他放下酒杯，跨上战马，这会儿似乎又感到酒劲儿有点上来了，摇摇晃晃的。不过，临行前他还是对身边的僚属们开了句玩笑说：没准儿我是醉倒在沙场上的，而不是被敌人打死的，即使如此你们也不能笑话我，因为自古到今，本来在那战场上就没几个人能回来。是啊，这的确是个幽默的笔法，清人施补华评这结尾两句说：“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
王翰的诗，传下来只有十四首零两句半，收在《全唐诗》里，外加《全唐文》收他一篇文章，也就这么多。新旧两唐书里说他有文集十卷传世，可宋以後就没人看见了。傅璇琮先生曾写过一篇《王翰考》，考了半天，结论是“但据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还无法考知其确切的生卒年”，又说了点别的，就过去了。唐代诗人有一大批，我们都不知道生卒年，新旧两唐书只每个人的传记，并不写生卒年，尤其是生年。《唐才子传》就更别提了，这方面不仅很少写，即使有写的，许多也都错误百出，辛文房毕竟是元朝人，也难为他了。
了解王翰，只能是他的中段。史载，他是山西太原人，少年时就有放荡不羁的习性。考取进士大概是在公元710年。当时并州（今太原）有位长史叫张嘉贞很欣赏他的才气，总是对他“礼接甚厚”，他也就时常不好意思，为这位张大人写了不少乐府词曲，还请他吃饭喝酒，亲自在酒席上又唱又跳，那目的其实也有两个，一是表达谢忱之意，二是显示自己的才华。这一招，果然很灵，连当时到并州来接替张嘉贞任长史的张说，也领略了王翰的这套活儿，且也对王翰推崇备至。没两年，张说升任三品的兵部尚书，也没忘了提拔王翰，做了个九品秘书正字的小官。不久又找了个机会，一下子把他提为七品的通事舍人。三年後再升为五品的驾部员外郎。
那时，张说权贵朝野，又统管集贤院，重视“词学之士”，所以身边经常聚集着诸如张九龄、李邕、许景先、韦述、袁晖、赵冬曦等人，王翰自然也在其中。他们这些人，在当时其实是个紧密的文人兼官僚小团体，还曾经给文坛排了个座次，选了百余人，分成九等，然後将名单以大字报的形式写出来张榜公布，来看的人数以万计。看罢你猜如何，结果是众人“莫不切齿”。为何呢？因为不公平，像张说、李邕、王翰等人，均排在一等里面，而许多被公认为才华出众且知名度很高的人皆被排斥在名单之外。可见，这件事干的很有些遭恨了。据说那时王翰很有钱，家里养了好几匹名马，还有十来个歌妓，整天喝大酒赌大钱，自命王侯，狂妄一时。
不过，既然王翰是因张说的提拔而升的官，那他的倒霉被贬，也就跟着张说接二连三地被贬而贬了。张说被罢了丞相後，王翰同时也被贬为六品的汝州长史，被支到河南。没多久看看贬的还不够，就再贬成从六品的仙州别驾。王翰到任後，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邀五邀六地聚一帮文人墨客，又打猎又唱堂会的，好不开心。知名的文士祖咏、杜华等人也都是他的座上客。那杜华的老娘崔氏特别羡慕又有钱又有才的王翰，常对儿子说，“我听过古代有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如今我看咱们还是搬家去和王翰做邻居吧，你只要能和王翰在一起，我心里就踏实了。”听听，这都是怎么了，跟谁做邻居不好，偏选王翰。这样一来，别人可就有反映了，意见反映到朝廷，结果再贬王翰为道州司马，一下子把他从河南支到了湖南。此后，王翰是死是活，就没有音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