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画院讲课，有安徽二学员问“题画是否一定要从右至左”。笔者问何以会有这个问题，学员说有时画好后，发现预留在右上方的题字空间已被画面占去，想题左上方又不知应在何处下笔合适，于是拿掐落款字数算来算去，十分费事；索性由最左往右写过来，又恐无先例，闹出笑话，故问有否规定。
回答：有习惯，但没有规定。最常见的是“先右后左（又称由右往左）”，即先写最右边一行，字行向左行；落款钤名章的处理俱在最左行。“先左后右（又称由左往右）”，与“先右后左”恰反，亦自古有之，虽然少见，但不等于没有。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人提出“先右后左是封建反动”，硬要“先左后右”，搞得不伦不类，结果大家难以接受，折腾来去，最后仍然以“先右后左”为主。说“为主”，并非虚言；因为话不能说得太绝对，“先左后右”确实存在，反对也没用。
传统题画中确实有部分画是按“先左后右”来处理的，并非笔者想之当然，有古今画例佐证。
一九九八年在一次进京某画家的国画作品研讨会上，笔者发言说到题画有“先右后左”和“先左后右”两种形式，有人当即在会上以“没听说过还有题写先左后右的”提出质疑。笔者只好停住发言，问大家“记得唐寅的名画《秋风纨扇图》否？记得画上题诗题在左侧上方否？题行是‘先右后左’还是‘先左后右’？”
因唐寅《秋风纨扇图》是名画，书画圈内人大都合目即见，答案应该非常清楚，足以证明确实存在着两种形式。
唐寅题诗是首七绝，诗书皆妙：“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托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落款“晋昌唐寅”，两行题写由左往右，诸印俱钤于右侧一行。画面右上方全部空白，倘若唐寅当时选择在右上方题画，未尝不可；既然选择了左侧题画，先左后右，倒也无碍；整幅观之，很自然，谁也不觉得异怪。
宋代牧溪的《五祖像》（日本前山久吉藏）也是“先左后右”的力证。
画中唯一人物是束荆荷锄的五祖，衣衫线条极为简洁，动态栩栩如生，画的上方通栏题长短句，“白发垂垂，弊衣褴褛。投胎不择人，错入江头路。钝钁无锋，青松有子，破头山下多风雨”，连款书***八行，由左往右，行书，千真万确。
世上的事，大都由无到有，无非缘于上苍和天才的造化。从另一个角度观之，没有牧溪、唐寅等，今人就不能开创吗？况且规律总有例外，只能从右至左，就不可以从左至右吗？世间很多事，都可以奇，不可以怪。“先例”并非天生，那也是胆大有为者首创出来的。只要开创得好，有人认可；无，可以成有。
当然，首创的不一定都好，都能下传。史浪淘沙，淘沙存金，还要看最后的胜出。这是艺术的生存规律。既然历史上有过，我们就应该知道。不知，作为后人，不以为遗憾就已经有失颜面，又何须瞎话称无呢？毕竟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参考和途径，后生有幸；至于继承通变如何，那就是传承者自家的造化了。
姓名文字祸福
前数日议论笪重光事，似有未尽。今日跟学院研究生班学生闲聊，拈出“笪”姓言及祸福又旁涉其它，愈觉汉语言文字含义尤足深味。
先说“笪”字。此字音同“鞑”，在清一代，容易解读出有讥笑“鞑子”的隐意，弄不好会触犯大清皇族的大忌讳。顺治朝，笪重光应乡试时发生过差点被迫改姓的窝心事，问题就出在这里。
应试前，笪重光忽然梦见其父。其父预先警戒他说：“汝科名在朝天宫羽士某笔头也，盍（何不）订交焉。”醒后，百思不解父亲所言。逾日，又做了同样的梦，愈加奇怪，乃往谒朝天宫投刺（即名刺，类同今之名片）。与羽士见面后，二人洽谈甚欢，若平生之交，棋酒琴诗，往还无虚日。及九月写榜，执笔者正好是朝天宫这位羽士。唱名至笪重光，“笪”的字音明显犯忌讳，羽士应声即速落笔。督监（试场监察）耳朵不聋，闻声蹙额（皱眉头），责怪其姓之音与“鞑”字相同，触犯本朝大忌，须让笪重光易姓，使者亦以为然。幸好羽士机警，为之解围道：“其名已缮榜（榜已写好）矣。”督监大声叱责曰：“汝知笪字作何写？”羽士回答十分巧妙，应声曰：“竹旦耳(不过是竹字头加个旦罢了)”。”众人也附和曰：“命也！”便不再追究。闯过“有惊无险”关，笪重光愈加谨慎小心，逾年，中得进士，后官侍御。
应试前，笪重光是否真地梦见其父，当然无从查实，更何况古书常常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以梦了结。在文章学家那里，寓梦，笔法上名之曰以虚代实，已成纪事万全疏通之法。所以，先结交羽士，关系搞定，待督监逼其易姓时，羽士以“竹旦耳”三字，四两拨了千斤，险中救得笪重光，也等于险中救得天下“笪”姓。其父托梦，任你信也不信，反正事情侥幸已成，可以归功梦显神灵。不过，有此点缀，营造一些神秘气氛，让人记住了“笪”姓，自然也成全了才艺兼擅的笪重光。
文化人的第一脸面即是姓名，通报上来，音义犯忌，如果自己笨嘴拙舌又不能善解圆场，福兮祸至，或可受害终生。开场锣鼓敲打得好的，顺水推舟，急智取巧，过得仕途第一险滩，也是幸运。
清代文学家吴元相，名字至贵极顶，必然会令达官权臣不快。因为“元相”本“丞相”美称，意指百官之首，《资治通鉴》有“元相之重，储傅之尊”句，文化人无不知晓。一介书生，大胆自诩如此，还没入场就先占了“百官之首”，就是冒犯，定一个“驳卷不录”，仕途从此没戏，喊冤恐也无门。唱名之后，主考果然怒而问名。吴元相从容不迫，应声笑答“元者，原也。元相（原相），吾本楚人。吴头楚尾耳（本书生的名字不过是‘吴头楚尾’罢了）”，幽默到位，善解圆场，考官满堂大噱，遂化险为夷。
说“元者，原也”，小见学问，因为此语出自《春秋繁露·重政》的“元犹原也”，又唐代诗人李中名句有“贫户懒开元爱静，病身才起便思吟”，这对名字中有“元”的吴元相来说，应该过眼难忘，不会搞错。加之，明初人不誉前朝，忌讳称“元”，将“元来、元本、元籍”统统改作了“原来、原本、原籍”，所以吴元相知道“元者，原也”，并不奇怪。只是将“吴姓冠头，楚人随后”，灵机一动地化成“吴头楚尾”，聊作自嘲，善解即是善救，那就非独胆魄的问题了。
无巧真不成书。
吴元相著有《松麈燕谈》一书，其中录得进士王綡（字孝斋，蒲城人）因名字失察而当众出丑的事，与著者吴元相善解己名，恰好正反相对。
当时王綡正逢着难得的机会被候补为知县，吏部唱名时连唤数声“王綡（音梁）”，王綡不应。唱至再三，王趋身道：“本知县名綡，读如‘京’字，唱名呼作‘梁’，故不敢应耳。”吏部官员笑曰：“君登进士居然不识己名耶？‘綡’为系冠之绳，古谓之帻梁，故字书止有‘梁’音。君乃以偏旁读之，误矣。” 王綡大赧而退，落下笑柄。
此字，关系字学知识，学人必须细心。綡，隶属多音异义字，类同“絙”（音桓，即绶带；音庚，即绳索）、“缀”（音坠，缝合连接；音辍，停止滞顿）、“絯”（音该，即约束；音亥，即惊骇）等。既然“倞婛鲸猄”可以从京声，又“凉晾鍄辌”可以从梁声，吏部官员唱名“王綡（音梁）” 未必就是铁板钉钉。如果王进士抓住这一点，也学那吴元相从容答出“敬贤礼士，小生岂敢束冠？区区不弃，愿闻‘京’矣”，如此谦恭得体，化解一番，事有转机，也不至于灰溜溜而去，弄得尚未赴任先乏了底气。
机智应答犹如禅门机锋应对（又称掉机锋），跟伶牙俐齿不尽攸关，倘若一无学问酝酿，又无创造性思维的有效活动，抠死文字，认可巧言诡辩，强词夺理，也不见得能起死回生。
教训王进士“居然不识己名”，一针见血，不能说吏部官员霸道欺人，毕竟王没有搞清自家名字多音异义的问题，事前无预，临场口拙，还能怨谁？
平心而论，吴元相的应答虽然精采，料他平素已有准备，而王进士遭遇突然，难度大些。瞬时间的智力碰撞，有点像边缘热敏效应产生高能粒子，需要借助“加速蜕变”，而幽默无疑是圆场最快最好的文化手段。呱呱落地，姓名既成，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文化存在。中国人的小名字有文化的大内涵，如果仅仅将它的番番释解看作“文字游戏”，未免对汉语言文字文化的所知太过肤浅了。
林语堂先生说“幽默，是智者的游戏”，有道理；倘若改写为“幽默，是智者的文化游戏”，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戴熙冤案
明清以来内监敲诈陷害书画家，手腕狠毒且多，谓之“刀不见血”。
譬如初以误讹本授之，命书画唐人某诗。待作毕书画后，苟无贿金贿画“滋润”，内监则将其书画与正刊本一并呈皇上，又在一旁指出谬误，添油加醋一番，让皇上见忤不快，或即令处置，问罪撤职；或赐下小鞋，令其余生受用不尽。
又如清内府命书画家题唐代李商隐七律，诗中有“桂树一枝高白日，芸香三代继清风”句，内监故意以“桂树一枝高白日，芸香三代继湖风” 授之，布下黑套。若恰逢书画家对李商隐此诗详熟于心，又知道能与“白日”工对者非“清风”不可（即以“清”的同音字“青”与“白”字相对，此谓借对；“清风”亦有颂扬大清之意），遂辨出“湖”字乃一陷阱，于是急索原本鉴核，笔下小心，可避其误讹，或者能暂时免罹文祸。否则，删去原本的“清”字误书作“湖”（与“胡人”之“胡”同音），断你一个“好大胆子”，仅凭借诗反清的罪名，那就死定了。
若书画家平素腹无酝酿，唯练手技，一旦召入内府，通常须得“仙人指路”，管你愿不愿意，必然先贿金贿画，破财免灾，方可预售平安。
有鬼拦道，护前难以顾后，纵名重当时的书画大家也防不胜防。清代“虞山画派”的传人、大书画家戴熙（1801－1860）就曾为内监所构陷，落了个撤职丢官，画名从此难以大振的下场，即是一例。
戴熙，字鹿床，号醇士，钱塘（今杭州）人。道光进士，授编修，官至兵部右侍郎。戴在南书房时，从不奉迎内监，内监不满，欲伺机陷害之。一日，偶见其题画误书一字，便上呈宣宗（道光帝）。幸亏宣宗很赏识戴熙书画，只是“令内监持令（持圣旨，让戴熙）改之”。这事眼看就能侥幸避祸了，然而，内监阴险，故意不告诉戴熙题画所误之处，命戴熙用另纸又书一过。戴熙遵命不疑，随即“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惹怒了宣宗，“上以为有意怫忤”，将戴熙撤职，逐出闲置。后来，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下杭州，戴熙以为国祸无救，赋绝命词，投池自尽，谥文节。
对戴熙书画，清蒋宝龄《墨林今话》有评，曰：“（戴）醇士诗书画并臻绝诣，著有《（习苦斋）画絮》，其《粤雅集》尤巉削雄健。”评价不低。不过，龙颜大怒一如天过雷霆，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戴熙有为官从艺两重身份，欲葆官艺两全，当然洵非易事。与前朝的大书画家戴进（1388－1463，钱塘人，明代书画家）相比，戴熙的乌纱帽是换不到戴进那种朝野来去的自由的。寄身皇宫檐下，作再大的官也是听差的奴才，受调遣，看眼色，小心伺候着不说，还得由皇上的奴才内监说了算；即使当好了官，能搞好艺术吗？
其实，逐出闲置，对戴熙来说，并不是坏事，事情本有可为可不为者，后来他主讲书院，或许正是天意成全其诗书画，可惜好景不长，最后刚刚花甲的戴熙以“殉清”退场，用毕生所爱的诗书画陪葬了宦情，太不应该也太不值得。
内监下套，只是一时伤害，戴熙昂然出京，依旧一条好汉，如果专骛诗书画，大有可能成为“虞山画派”的新一代师祖。然而，戴熙忽地全部放弃，“忠是报恩情是网”，一头砸进，以自杀了结，呜呼——
下课、下海、下野，都可以，千万不能给自己下套。给自己下套，是自毙。 （1996年12月12日）
戴熙殉清缘由戴熙以书画受遇清宣宗事，朝野俱知。
当时戴熙在南书房，常以书画供奉，被内监下套之前一向颇得宣宗厚重。然而，宣宗认为戴熙书画缺乏生气，想给他一个饱览湖山胜概的机会。于是在道光戊戌（1838）年，敕命戴熙视察广东。
辞行日，宣宗谕之曰：“汝画笔清绝，然胸中目中，只是吴越间山水，此行获睹匡庐、罗浮之胜，巉岩演迤，雄丽奥曲，别有一种奇致，于画理当益进。汝品学，朕素知，公余游艺，兼可成全老画师也。”（见《清稗类钞》）这番话讲得入情在理，又颇有见地，难得帝胄之尊有此法眼。至此，知戴熙者莫如宣宗也。
南下路上，戴熙奉旨游山逛水，好不惬意。“遇名胜，辄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岭南，一壑一邱咸为写照。”到广东一年后，即将画稿装池成卷，“进呈御览，上奇赏之”。这时诸家评论戴熙作品，皆“谓粤游后（其）笔墨超特，若有神助”。
神助当然未必，得帝王之助，又得江山之助，宠遇和机遇使原本勤奋的戴熙画艺日进，确是事实。
如果单从书画艺术上观之，宣宗非帝，戴熙非臣，本属一对艺术知己。然而，宣宗毕竟是帝，戴熙毕竟是臣，戴熙永远读不懂的是“帝”之为“帝”，所以假令没有小人离间构害，戴熙会不会继续受知宣宗，孰可预料？宠重罹忧，千秋昭然；如此长期厚遇，对戴熙的书艺画艺是福是祸，孰可预料？
道光进士戴熙，为人一向谨慎，后来官至兵部右侍郎，在南书房时倒也平安，因为不谙紫苑黑径，从不奉迎内监，最后招致内监陷害。一日奉命题画误书一字，内监在宣宗（道光帝）那里告了刁状。宣宗只是“令内监持令（持圣旨，让戴熙）改之”。内监阴险，故意不告诉戴熙题画所误之处，命戴熙用另纸又书一过。戴熙遵命随即“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惹怒了宣宗，“上以为有意怫忤”，将戴熙撤职，逐出闲置。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杭州时，宣宗已经驾崩十年，岁值花甲的戴熙赋绝命词朝北拜后投池自尽，明是恩报大清，其实还是遥报宣宗的知遇之情。戴熙以此等竭诚尽忠死而后已，不知耿耿于“误书一字”就认定是“有意怫忤”的宣宗在那边解否然否？
君臣之间，不一定都各怀鬼胎地互相利用，亦有知遇情谊，千秋各代皆不乏名例。或许戴熙太在意宣宗的知遇器重，故奸小构害，逐出闲置，也念念不忘报恩，而丝毫无怨皇上。在宣宗那里，或许太看重“敕命戴熙视察广东”和平素的恩戴了，所以稍有怠慢，便横竖以为戴熙不够意思，龙颜大怒，将戴熙逼入仄径。戴熙始终不忘昔日恩遇，以为太平军攻下杭州，大清毕矣，显然错误估计了形势，但能以死相报，真格地实践了一次死而后已，也不简单。
就戴熙事言，“士为知己者死”，或许冒点傻气，但不管怎么看，尚可归属忠义勇爱之为。其动人感人之处，正在于戴熙以生命和艺术的同归于尽还报了那段未了之情。（1996年12月13日）
吴祖光说“蛇爬字”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一生历经坎坷，与妻新凤霞（著名评剧艺术家）相濡相呴，家庭和睦。吴先生经常说笑逗乐，纵阴霾深重之际，其家亦时有笑声。吴先生待人友善，结交无数，惟诚惟义而已。至交来访，本是来宽慰他们的，谁知坐下一谈，云开雾散，却大有“高谈转清，何申雅怀”之兴。
吴先生说他自己“喜好书法，却不擅书”。虽然从小就在亲友中以“文、字出色”，却是“浪博虚名”，三十年代在长沙当国文教师时，忽然对书法有了兴趣，不过喜欢写写画画而已，始终没有下过“笔冢如山”的功夫。
丙子（1996）年元月25日晚在北京饭店一次文家聚会上，他跟我们讲了两件往事，很苦涩，重重地撞击着闻者的心扉，他却如同讲述他人他事一样谈笑风生。
吴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时，他不像有的文人那般会写检查，能特别深刻地狠挖灵魂深处。一写检查，他就词穷笔拙，所有的文学才华全部冻结，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有次限时写检查，涂改比较多，到最后期限也没拿出个像点样的来，只好硬着头皮交了草稿。革命小将不太领教他的书法，又不认得文中的繁体字，便故意说他写的字“像狗刨的”，他不同意这种带有侮辱性的说法，大声反问道“写字就是写字，跟狗有什么关系？狗会刨字吗？”小将大怒，说“不像狗刨的，那你说，像什么？”吴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像蛇爬的”。小将们哄堂大笑：“蛇爬的，更难看。那可是你牛鬼蛇神自个儿说的！” 吴先生暗喜，因为他生于丁巳（1917）年，正是属蛇的。于是，小将大笑，吴先生也哈哈大笑，最后倒把小将笑跑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吴先生四十岁时。他说，“现在思量起来，我这顶‘右派帽子’也跟‘蛇’有关系。1957年帮助党‘整风’，我听从号召，认真学习，认真思考，提了一些意见，结果正好成了‘引蛇出洞’的‘蛇’，给定了‘右派’，成了五十万右派大军中的一分子。现在‘帽子’没了，我还属蛇，是蛇神，哈哈，升级了……”
文人无论古今，自有其人格和尊严，即便是在最忽视人格和尊严的时候。宁可忍同“蛇爬”，也不屈受“狗刨”的侮辱，是文人吴先生不同寻常的倔强，也是文人吴先生不同寻常的幽默。
后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次聚会上，有人持册页求吴先生墨宝，他援笔书写了“人生剧场”四字。我正在沉思这四个字的深意时，他回过头来，开玩笑地问过我：“林岫，你看看，我这‘蛇爬书法’，能加入书协吗…… ”
吴先生走了，随凤霞大姐去了，去到那个可以身心安宁的世界。很奇怪，我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吴先生的说话声，像以前听他说话时一样，我依然会笑，但心里却着实地感到沉痛和哀伤。“你看看，我这‘蛇爬书法’，能加入书协吗”——这句话，永远令人难忘，连同吴先生那欢快的笑声。
吴祖光（1917－2003），原籍江苏武进，著名剧作家、导演，曾任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4月9日逝世。（2003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