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鄂西女子不论怎么说都是漂亮的，因为有碧波荡漾的清江，水好，水养着人呢，尤其是女人。
清江发源于利川，袅袅娜娜地在崇山峻岭间盘旋了800里，江两岸就有数不清的寨子和村庄，女人们喝的是清江水，洗的是清江水，照镜子也照的是清江水，想山外的世界了，连思绪也寄托给清江的碧波漂向山外……
清江淌进了鄂西女子的魂魄了，融进鄂西女子的骨子里去了，鄂西女子就象清江一样美丽。
女人的美丽当然首先是在脸上，皮是白嫩白嫩的，又透着些微红，柔柔的灯光一照，似乎是半透明的，就象蒙着红绸子的手电……眼睛不论大小，一律是水汪汪的，嘴唇总是薄薄的，笑一笑就露出细密的白牙，偶尔也有生着虎牙的，又因为巩琍的出名，反倒有了几分韵致。
其实，真正吸收了清江的精髓的是鄂西女子的腰身，细细的，如清江一样，婀娜多姿，碎花布的衫子将腰紧束了，以显出真实的形态，春天里在洋芋田里锄草，秋日里水田里割稻，偶尔总会有风，撩起衣衫的一角，腰便愈发显得细了，直让你担心那能载起劳作的重负么，当然这担心是多余的，鄂西女子的细腰是非常坚强的。
鄂西女子的手也是美的集中体现，她们的手指不象千金小姐的那样纤细，但也是匀称而修长的，正是这一双双的手，飞针走线，织出了一片一片的西兰卡普，那是市场上走俏的民族工艺品，也是这一双双手，做出那一双花鞋垫和布鞋。在清江两岸，男人们走到一起，你会看到他们脚上清一色的灯芯绒的布鞋，倘是冬天，男人们习惯于坐在火塘里，卸下布鞋烤脚，这时候，你瞟一眼那些布鞋里那花花绿绿的鞋垫，你就可以想见，鄂西女子是什么样的女子，可以想见她们有怎样的一双美丽的手。
二
美丽总是要展示的，美丽也需要吸收营养来滋润。
因而，鄂西女子总是爱热闹。
现如今，许多时不演一场电影，村子里只要一演电影，女人总比男人积极，男人说，看电视不也一样，女人们说不一样，显然，她们并没有看过专家们写的《中国人应该支持国产电影》的文章，她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张艺谋是谁，但是她们喜欢看电影。
太阳偏西时，电影队的人在几根树杈上拴了绳子，把银幕绷了起来，缚在徐家稻场边晾衣杆子上的喇叭也一遍又一遍地唱，女人们的心就有些毛了，许多的计划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酝酿和修改，穿什么衣服，换什么鞋子，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穿旧了，没人注意，而穿新衣服，又太扎眼，鄂西的女人们第一次穿新衣服总有许多的焦灼和忐忑，当然也有掩饰不住的自豪，但有时，焦灼和忐忑占了越来赿大的比重，便把那自豪挤得赿来赿小了，因此，女人们有了新衣服，总是穿半天，换下，再穿半天再换下，直到人们眼熟了，才平声静气地穿出去。
太阳还没下山，女人们就急急地收了工，做饭是快速的，怕遭了男人的取笑，饭菜也不敢太草率，丰富当然是不可能的，匆匆扒下两碗，嘱一句“碗筷丢在锅里我回来洗”，就去收拾打扮了，穿的计划过的衣服，擦了档次不一的香脂，女人们便奔徐家屋场去了。
话自然是多，平日不怎么讲笑话的，忽然就有了创造力，讲出一段笑话，还被众人评了一等奖二等奖的。叽叽喳喳地来到人场子里，眼睛就到处睃，看别的人，看别人的眼睛，收获异性的目光和视线，有几个年轻标致的女子，认得电影队的人，知道人家给留了位了，就从人群中挤过去，坐在装放映机的箱子上，那是很风光的，一是让人觉得跟电影队的人有人缘，二是兴许比那银幕还招人看，这一晚，她们梦里全是电影。
电影毕竟演得少，而婚丧嫁娶的事却是很多的，那是女人们更为广泛的聚会机会。
鄂西嫁女是要哭嫁的，摆了几张方桌，即将出嫁的新娘子坐在中间，周围则坐着往日的好友，她们围着新娘子唱哭嫁歌：
姊妹亲，姊妹亲
拣个石榴平半分
打开石榴十二格
多年的姊妹舍不得……
唱的人只是少数，而围在四周的却是里三层外三层，结了婚的立马想起自己结婚的场景，还没结婚的，自然会想到明年或是后年，就要有别人来为自己哭嫁了。现时都是自由恋爱，哭嫁中伤感的成分正在淡化，仅仅是一种仪式，但女人们还是很在乎，她们珍惜的一次聚会的机会。
在接媳妇的男家里，女人出头露面的最好时机则是跳花鼓子，她们手执一方花帕，边跳边唱：
门口一树柏
白鹤飞来歇
白鹤飞去了
闪断枝和叶
由于花鼓子是数对男女一起唱跳，“演员”们总是兴致不减，直跳到下半夜才一对一对退出来，去竹林边或桂花树下说话去了。
至于死了人当然是男人们的事，鄂西死了人是要跳丧鼓舞的，成对的男人在灵前边唱边跳，这时候，女人只能是观众，这观众也有特称职的，跳丧的人跳热了脱下衣服时，就有女人接了，后来他们拿回衣服时，口袋里竟多了一方帕子，好香好香的……
三
鄂西的女子总是胆小。作女人总得讲规矩，相夫教子，贤妻良母，这些句子不一定识得，从小熏染的都是这些道理，一句话，谨谨慎慎地为人，老老实实地办事，不张狂，不显露，才是好女子。
胆小的集中体现是在同男性的交往上，喜欢上谁了，不敢说，不敢表示，甚至不敢想，在心中要掐死这念头，没想到那念头却乘机疯长，直把人熬得瘦了、病了，就吓坏了父母，找医生来瞧，两三副药总也不见效，父亲就急得跺脚，母亲毕竟是过来人，支走了父亲，坐在女儿的床头，“是不是喜欢上谁了？”女儿不答，泪水却象断了线的珠子，母亲心中便有底了，“是谁呀？”“董家的三娃子。”女儿跟母亲毕竟亲近些，就鼓起勇气说了实话。母亲吓了一跳，“使不得呀使不得，文革时，董三娃子的爷爷差点把你爷爷斗死，这仇还浓着呢！你爹是万不会应允的，早灭了这念想，免得自己苦，你想人家病了瘦了，受累的还是自己，又有谁知道？即便是知道了，别人还能体会个冷热？兴许不领情呢！”
母亲的话是苦口良药，女儿的病就慢慢好了，第三天的早上，一早就上山岗锄草，太阳腾地升起来时，一同升起来的还有女儿嘹亮的山歌：
高山岭上一树花
花树脚下好人家……
年龄大了，交上朋友了，双方大人都同意了，过了门了，喝了定婚酒了，依旧还是胆小，逢年过节时两边走动，没人的地方走到并排，但凡有了人，总是一前一后，距离还拉得挺远，这样你等我我等你，自然就走得很慢，天擦黑时，路过一片竹林，男的趁女的不注意，一只手握了女子的手，另一只手就来揽她的腰肢，女子一声尖叫，吓飞了树柯子上歇着的斑鸠，“你这死东西，还没到那个时候，你就动手动脚，叫人看见还不羞死我……”这一叫一骂，男的自然减了兴致，只好又挪在后头慢慢地走着……
时光在悄无声息地流淌，鄂西女子的胆一直没有长大，后来有些女孩子考上县中，又考取了大学，回到鄂西来时总要带回一位高大的男子，他们在大路上行走，如入无人之境，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还有人在桂竹园看到他们亲嘴，一时成了村里人的话题，没过几天，话题就止了，自此女子们开始胆大起来，就象一些智力非凡的人，一经启蒙，立马就非同一般了，那样子，那味道，丝毫不比城里人差。后来就有女子背了小包出去看世界去了，外面的世界很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生长着票子，她们就出门挣钱，挣着挣着就嫁给了有钱的男人，回到村里时，穿金戴银，风风光光，给父母带回的礼物是鄂西人过去看也没看到过的……
有一位伟人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争相效仿的女子多了起来，考不上好学校的也一拨一拨出去了，出去了就很少回来，当然也有回来的，回来办工厂、开公司，当女老板，威威赫赫，风风火火，不知道这还算不算鄂西女子。
现在回到鄂西，听不到山歌了，看不到哭嫁了，也不见有人穿芯绒布鞋了，只有跳丧却赿来赿盛，因为女子们大多走了，剩下的净是男人，跳丧毕竟是男人的活路，这些光棍男人需要宣泄，需要同那为数不多的女人交流。
近年来，我时常坐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总是想起在逝去的某一个冬日里，我在雪夜行走，见到一方窗户，油灯透过丝棉纸射出些蒙胧的光，在窗纸上映出一个晕团，房子里一男子正在读一卷《诗经》，坐在旁边的女子正在绣着鞋垫，我以为那是最为温馨、最为诗意、最为东方、最为文化的场景，只可惜这场景如今只能在梦里了，正如真正的鄂西女子如今也只能在梦里了。 （散文）
当初的学校是没有电铃的，上课下课起床睡觉都敲铜铃。
解放前有专门的校工敲铃，先生们只专心教课、批作业，除此之外的事便由校工做。可见那时先生的地位高，当然地位也不全在于此，当时一所小学的校长养着一家，还请佣人的，因为那时读书人少，会教书的更少，会教书且能当校长的便是凤毛麟角了，自然挣的就多。
解放了，学校只留下炊事员，再没有校工了，老师们自己打扫办公室，自己打开水，还要自己敲铃。有的老师起初老敲不好，铜铃一般挂在房梁上，坠着一条长长的绳子，牵起绳子来晃荡晃荡的，便敲不出节奏，预备铃跟上课铃没什么区别，就只好凭铃响的次数来判断。
偏这敲铃不好训练，几百人的学校都由那铜铃指挥，怎么能随便练习呢？
听大人讲，那当儿有个姓黄的女老师，刚从城里分下来，过第一个星期天，别的老师都回家了，她就想趁着星期天学习敲铃，起床铃、预备铃、上课铃、集合铃……她自觉敲出一点味道了，可她还没细品这味道，几乎全村的学生都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来了，有的家长也跟了来，他们听见铃声，以为有啥急事，都跑到学校来了……那时，一所学校的铃声，不但指挥着学校师生，而且成了整个村子富有特殊意义的一种符号，1943年日本人打过来时，就是靠学校的铃声指挥全村人躲日本人的飞机，新来的黄老师不知道这些，见到学生和家长，起先是一楞，接着哇地一声哭了。
星期一上班，校长把黄老师叫去：“两条路，一是处分，二是调到偏远的王家垴去。”
黄老师卷着铺盖去了王家垴。
自此，每次调来新老师，校长都要给他上第一课，讲这校铃的神圣，给他讲敲铃的方法。
对我来讲，校铃的神圣并不来自于校长的讲解，而是源自于一种感悟。
我还没上学时，每每听到学校铃声响起，就有一种庄严的感觉油然而生，就有一种对学校的向往，每天早晨看到比我大的哥哥姐姐们迎着朝阳上学去，他们胸前的红领巾迎风飘扬，他们的步子自信而坚定，我羡慕极了，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学校门前的那一片树林中，不一会就听到了学校的铃声，我猜想他们此刻肯定坐在教室里，是读书呢，还是写字呢？
在我的童年，校铃的声音便深深地刻录在我的脑海中，每每听到铃声，就如佛教徒听到寺庙的钟声一样，一种朝圣的心情立刻升起，一种崇高和圣洁立时涌满我的胸腔。
后来，我也上学了，铃声不仅给我诗一样的感受，更是指挥我行动的号令，听铃声上课下课、上操、集合。每次上课铃声响过，我们坐在教室里，等老师来上课，有的老师我们喜欢，有的老师我们害怕，我们最喜欢的是上语文的龚老师，她梳子着一双长辫子，那是当时的时尚，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领读课文是普通话，讲起课来笑容满面，每次上语文课铃声就特别悦耳。我们最怕的是体育老师，他是个转业军人，从来不笑的，一声口令，只怕半里路以外都听得到，我们就有些害怕体育课的铃响，因了他的声音宏亮和威严，凡有全校活动，校长都让他集合整队，全校几百人排溜得顺了，校长才走上主席台讲话。
在悠扬洪亮的校铃声当中，我上完小学、中学，自己也当了民办教师，我去的那所学校自然也是有校铃的，不过似乎不如母校的铃响。校铃也是挂在梁上的，也坠着一条很长的绳子，我怕绳子太长晃荡着敲不出应有的节奏，每回我值日，我就站在二楼走廊上去敲铃，这样绳子就短，就可以把铜铃敲出抑扬顿挫。
我那时不到二十岁，周末也不常回家，就到附近的学校同老师们走动，在赶儿坡小学，我见到门外吊着一截钢管，起初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在这儿教书的肖老师告诉我，这就是校铃，钢管旁的土墙上挂了一根钢筋钩子，肖老师说，就用它来敲铃，说着，他便拿起钢筋钩子演示了一遍，声音还很洪亮，肖老师说，这声音一直可以传到河的对面去，那儿已经是邻县巴东县的地盘了。
赶儿坡毕竟是小地方，校铃并没有那等威信。听见肖老师敲铃，并不见有学生奔学校而来。
那时我的姨父在千才岭小学教书，也是一个单人教学点，从校长到炊事员都是姨父一人，有一回，姨父带信让我星期六去吃腊肉炖鲜香菇，我自然奉命前往。千才岭山很大，砍过柴的树茬子上就长出许多野香菇，姨父常常自己上山去采，我在那儿又见到了另外一种校铃——一个废弃的钢磨，因为多少有些铃的形状，就不用钢筋敲，而是把一截钢筋弯成勾状挂在钢磨中间，在勾子上拴上绳子，敲铃时也如铜铃扯动着那绳子，只是因了钢磨材质的关系，那声音很短，没有什么余音，全然没有铜铃的韵味。
后来我上了师范，办“五七”教育网那阵，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办了学校，教育局长带了我们师范生下去帮助工作，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校铃，有的挂着一把旧锄头，有的挂的是断了一根齿的钉耙，还有一所学校倒挂着一口破锅……
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的校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电铃，起初是那种发出刺耳尖啸的电铃，电铃一响，总感觉跟监狱放风一样，后来发展成全自动，再后来，又把铃声换成各种音乐，据说，这很人性化，但是，这样的铃声总是缺乏一种文化意味，不能唤起人对文化的依恋感，不能激起人对时光的哲学品味，使人缺少了一种生命意识，一种情感体验，就像五花八门的手机彩铃，总不如电话本来的铃声那样自然、亲切，那样能唤起人们对接受信息的欲望以及对倾诉的热情。不管怎么样，老式的校铃是愈来愈见不着了，于是，我萌生了收藏校铃的念头，铜铃、钢管、钢磨、锄头、钉耙、铁锅……一一收藏起来，是很有意义的。我想这其中最有意义的自然是母校的铜铃。
今年暑假，我回老家特地去学校看了看，这里早已不是学校，村长在这里办了养猪场，那铜铃还在，高高地挂在梁上，只是那长绳儿已然没有，自然是朽断了，我跟村长说，要买那铜铃，村长说，有个人曾企图偷走那个铜铃，铃没摘下来，人摔伤了，再就没有人来摘过，村长问我出多少钱，我说两百元，村长说过几天叫人给我摘下来。
几天后，我去找村长，村长不在，守门人告诉我村长到市火腿肠公司卖猪去了，那梁上的铜铃也没有了，守门人说，是他摘下来的，村长带走了，村长说要带去城里卖个好价钱。
我站在那儿，似乎听到了铿锵悦耳的铃声，只是这铃声再不会在这儿响起。 油纸伞不知何时就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悄无声息地。
取而代之的起先是布伞，后来是五花八门的折叠伞。
后来见到油纸伞多半是在影视作品中，而且多是表现的江南水乡，一俏丽女子举着油纸伞行走在江南的雨巷，迎面的石桥上正立着如戴望舒一般多情的才子……江南的雨真是好雨，有多少爱意的种子在细雨中萌芽，有多少缱绻的情丝在小雨中梳理，这其间，往往有件不经意的道具------油纸伞，那颜色多是粉红，在江南的粉墙黛瓦之间，在水乡的朦朦水雾之间，点缀为一团灿然的意境。油纸伞真是一件好道具，一旦从雨巷中飘出，就将好些个目光牵了过来，目睹着举伞的人过了石桥，下了石阶，上了乌篷船，那伞依旧是恰到好处地斜撑着的，船随水去，在密密的雨幕中渐行渐远，只有油纸伞的粉红依旧明亮，当然，它也渐渐地被细雨调成了一点红晕，最后在远处完全融进了雨幕，直把失落和怅惘写满了那些从窗格子里伸出的男人们的头颅。
江南总是多雨，油纸伞就会经常在小巷中游弋，就有人窥得了油纸伞下姣好的面庞，就有胆大的约了喝茶、听戏、逛园子，一来二去，竟然就走到一把油纸伞下了，执了纤纤素手，还去挠那手心，那手心已有些潮了，同样潮的还有那举伞的手，就有些持不住，两人拥到了一起，那伞就顺着石阶跌了下去，径直滚到水中，被淘米者拾起，摆落了水珠，悄悄地立在后生和女子身边，端着米箩走了……
在江南，油纸伞并非仅仅是遮雨的工具，它确确还是爱情喜剧中的一件道具，是诗歌和散文的意境。
其实，油纸伞并不是江南才有，在我的家乡也是有的，当然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而是有钱且生活仔细的人家才有。我记得二姑妈家里就有一把油纸伞，她家虽算不上富裕，却也是过得去的人家，一家三口两个人劳作，二姑父又有裁缝手艺，经济上不算困难，家里就有一把油纸伞。打油纸伞是二姑妈的专利，二姑父和祖庭哥在雨中出门都是戴箬叶斗笠，只有二姑妈雨中出行才打那把油纸伞。那时祖父还在，二姑妈便时常来看她的父亲，而且多半是下雨时来，因为下雨出不了工，出不了工的时间正可以培植亲情。远远地看到对门山岭上有一把红色的油纸伞在移动，就知道是二姑妈来了，这时母亲便忙从火塘里取下一块腊肉，烧、洗、剁，上了鼎锅煮上了，二姑妈还没有到，她裹了一双小脚，加之怕摔坏了她的油纸伞，走那段路就特别费时，待她走到时，那锅腊肉差不多快熟了。
二姑妈特别爱惜她的油纸伞，从不借人自不必说，每次用过，必定立马撑开，倘是出了太阳，一定拿出去晒，但必是早上的太阳或是傍晚的太阳，正午的太阳太烈容易把纸晒脆。
不论怎么爱惜，也有坏的时候，那一回，二姑妈打着伞在林间小道上摔了一跤，油纸伞被树枝子戳破了几个小窟窿，她待纸伞晒干，连忙找来糊窗户的丝棉纸（我们叫皮纸）补好窟窿，又要祖庭哥去学校找老师要来一笔管红墨水将补巴染成红色，本想再找点桐油油一下，实在没有找到，倒是有人教了他一个土法------摘下两个尚未成熟的青桐子，掐了那小尖尖，把那流出的油质的东西涂在补过的地方，二姑妈方才心满意足地收起了油纸伞，装进了二姑父专门为其缝制的布袋子里。
那年端午节，二姑妈给祖父送包面来，其时我们刚从外婆家领回一只半大的白狗，它还不认得二姑妈，二姑妈刚一上稻场坎，它就扑过去了，情急之中，二姑妈用油纸伞来挡，被狗把油纸伞撕破了一个口子，二姑妈的气愤可想而知，忙从柴禾堆里抽出一根棍子去追打那狗，一个小脚女人怎么可能追到一只狗呢？追打不到便更加剧了她的愤怒，骂骂咧咧说了些很不好听的话，母亲已经要发作了，看着父亲还是忍下了，还给二姑妈赔了一堆的不是，说卖了鸡蛋凑够了钱给她买一把新的，二姑妈也没再说什么。那狗也若无其事地睡到火塘里的狗窝里，谁也没想到二姑妈竟然会突然袭击，她冷不丁打了它一棍，而且下手那么狠，白狗一声尖叫，爬起来就跑，可是它已经跑不快了，有一条后腿已经不能着地，母亲再也不能容忍了，把二姑妈指责了一通，二姑妈站起来就走了，那个端午节就这样给搅了。
从那以后，二姑妈好几年没到我们家来，以后看祖父总是差二姑父或是祖庭哥来。
后来她就病了，而且病得越来越重，我们去看她，母亲也去了，给她带去了两把伞，一把是那把破的，一把是我们新买的，二姑妈把旧的留下了，新的终是没要，还握着母亲的手，说了一遍又一遍的填情话，直说得母亲的泪水涟涟。
二姑妈去世好些年了，每到雨天，我眼里总是浮现出她举着油纸伞蹒跚移步的样子。
油纸伞总在故乡的意境中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