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王苇佳 邱伊娜
清代举人郑澐修纂的《乾隆·杭州府志》记载，1699年，清代康熙皇帝巡视江南时，途中发出感叹，天下所有的丝绸供应、种桑养蚕之地尽在江南，盛赞当时的江南丝绸贸易。
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介绍，明清时期，江南商业逐渐繁盛，农民追逐商业利益，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效益更高的种桑养蚕农事之中，以致出现了稻田改成桑地，甚至需要从外地购买粮食的现象。
除此以外，江南商业的发展，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还形成了许多江南习俗。“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常见的赊账，就是那时候出现的。”余连祥笑着说。
浙江嘉兴等地首先出现雇人织绸现象
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在江南产生
“明初，郑和下西洋后，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说，因此，江南的蚕桑丝绸成了国际化的商品，浙江的南浔、乌镇等成为了专业的丝绸市镇，有“无丝不成镇”之说。
明朝中期，濮院（现属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等丝织业发达的市镇上首先出现了雇人织绸（布）这一现象，余连祥解释，由此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家与工人的雇佣关系，江南也就成了我国第一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域。
明末清初的张履祥在《补农书》中通过计算得出结论，同样一块地，用于栽桑养蚕比用于种稻麦，收益要高出四五倍乃至十几倍。蚕桑生产周期短，收效大，俗谓“四十五天见茧白”。
实际上，自明朝开始，江南许多农民确实就是毁粮田改桑地，并拿出种稻米的黄金时间春夏季用来养蚕，秋冬再种稻米。
这也是为什么，在清代《乾隆朱批奏折》中，会记载“杭嘉湖等属，人多田少，全赖客米接济”。也就是说，蚕农往往用卖蚕茧或蚕丝所获得的钱买米，度过青黄不接的春夏时节。
余连祥认为，这些行为都说明江南人商业意识的加强。
“因为需要买米，还促进了专业性米市的形成。”余连祥介绍，俗语“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说的就是南宋都城临安专业市场的分布。而现在杭州城内武林门（以北以西）的位置就是当时城北专业性米市的所在地。
江南商人形象改变
从薄情奸商到勤劳智慧
余连祥介绍，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各阶级的排位为“士农工商”，读书做官的人地位是最高的，商人的地位最低下。
《史记》中记载，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曾颁布“贱商令”，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做的华美衣服，出行不能坐车。《宋史·选举》显示,宋代早期的科举制度将商人与大逆不道、不孝不悌的人同列为禁止参与科举的群体。
“但明清时期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镇作为商品交换的集散地迅速发展，都让商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余连祥表示，明清时期的商人地位提升后，开始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余连祥讲了地方志《缙云县志》记载的一则小故事：
清代嘉庆十六年，浙江缙云发生旱灾，当地商人吕载扬不忍看百姓受旱灾之苦，自己掏钱，到外地购买粮食，赈济灾民，救活了许多即将饿死的百姓。
不过，余连祥补充道，明清时期，除了慈善事业，商人还尝试涉足政治领域，他们通过捐资入官、培养子弟入学等手段，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以至出现了商人做官参政的社会趋向。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引起了当时社会的重视。
商人地位的转变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余连祥说：“明清时期，文艺作品中商人的形象从反面的‘薄情奸商’的形象为主，开始向勤劳智慧的成功商人形象转变。”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里，提到了嘉靖年间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的施复夫妇。这对夫妇织出的绸缎色彩润泽，引得买家加价竞买，几年间，二人省吃俭用，用积蓄购置了两三座大房子和三四十张织机。作者冯梦龙在小说中称赞他们“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
孔乙己能够一直赊账
因为“三节清账”的江南习俗
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孔乙己，是绍兴咸亨酒店的常客，喝酒没带现钱时，他就将名字记在酒店的“粉板”上，待到还清酒钱，再将自己的名字抹去。
“民国时期的江南小城镇，基本是一个熟人社会。店家与顾客、店家与店家之间，往往可以赊账。因为孔乙己在酒店的信用不错 ，‘从不拖欠酒钱’，故能一直赊酒喝。”余连祥说。
在余连祥看来，这和江南“三节清账”的商业习俗有关。店家每年端午、中秋和年关会相互清理账目。端午、中秋可以马虎一点，但年关必须认真清理账目。
“根据习俗，收账的最后期限是在除夕夜。大年初一天亮后一般就不再收账。”余连祥说，“因为在江南人习俗里，年初一就向人收账，不吉利。”
丰子恺在《过年》里写过童年年关清账时“吃串”的故事：
黄昏,渐渐有人提了灯笼来收账了。我们就忙着“吃串”。听来好像是“吃菜”。其实是把每一百铜钱的串头绳解下来,取出其中三四文，只剩九十六七文，或甚至九十二三文，当作一百文去还账。吃下来的“串”，归我们姐弟们作零用。我们用这些钱还账，但我们收来的账，也是吃过串的钱。
余连祥推测，店家大概是打算通过“吃串”，给孩子也培育一点商业意识。孩子平时在店里，总会被使唤帮点忙，年关的“吃串”也算是对于帮忙的酬劳。
从这些习俗里，余连祥认为，也能看出江南地区对商业的重视。
余连祥，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两项、省部级项目4项，出版《现代江南小城镇文学研究》、《丰子恺美学思想研究》、《鲁迅画传》等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成果获省人民 *** 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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