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被贬夷陵的故事
欧阳修幼年孤寒，四岁父亲去世，家贫如洗，母亲以芦杆为毫，在沙滩上教他读书习字，这就是“沙滩画荻”故事的来由。从宋仁宗天圣元年秋参加乡试，到天圣八年春取得进士，24岁的欧阳修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公务员”资格，调西京(今河南洛阳)任推官，推官一职主要是协助留守长官负责审讯罪犯等事务。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28岁的欧阳修经过“一推双考”，来到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任馆阁，实为学士院的图书校对。
在欧阳修任馆阁的前一年，欧阳修写了一封被怀疑为巴结中央领导隐含伸手要官的《上范司谏书》私人信件给范仲淹。
范仲淹“少有大节”，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年，范仲淹被提拔为谏官，相当于现在中央监察总局局长或中纪委书记。“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官小却责任重大，可见谏官之位非常重要。欧阳修对范仲淹这样的一位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美誉的才德之士被提拔为谏官，感到由衷地高兴，于是，写下这封信向他表示祝贺。
范仲淹读罢欧阳修的来信，非常高兴，两人从此书信来往不断，结为挚友，并被反对派讥为“朋党”。但范仲淹并没有据此关系提拔欧阳修，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1)，身为陕西都转运使的范仲淹也只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聘请他做一个撰写军中公文的书吏而已，欧阳修立即以母亲病重为由婉言谢绝。
欧阳修虽然没有得到范仲淹的推荐和重用，但欧阳修却十分敬重范仲淹，工作上与范仲淹相唱和。在《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中，欧阳修陈述了对官员任免“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的用人观点，这和范仲淹在《帝王好尚》、《选贤任能》中提出的主张遥相呼应。可范仲淹惩治官吏腐朽的主张却遇到当朝宰相吕夷简的指责，吕夷简以辞职相要挟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遭贬饶州。
范仲淹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贬，可是，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谏官高若讷却在背后说范仲淹，罪当贬黜。欧阳修听了高若讷的辩解，越想越气，慷慨陈词，写下《与高司谏书》一文。
欧阳修“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道：“范仲淹果真不贤吗?那么，你高若讷身为谏官，在他被提拔使用的时侯，为什么不辨其不贤，现在他遭贬了，你怎么能在背后说风凉话呢?假如是贤才，那么，今日皇上与宰相以莫须有的罪名逐赶他，你就有责任站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也即，范仲淹不敢贤与不贤，你高若讷都难逃其咎。象这种“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其位而不言”的谏官，就应该滚蛋。
欧阳修这篇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的信，骂得高若讷暴跳如雷，他读后立即将信件交付朝廷，并说欧阳修攻击天子。于是皇帝降旨，将欧阳修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去做县令。这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的五月，欧阳修时年30岁。
对于这次被贬，欧阳修既在意料之中，更在意料之外，因此，他内心非常痛苦。本来走旱路只有一千六百里可到夷陵，可欧阳修却偏偏走水路，逆流而上，兜了个大圈，绕行五千五百九十余里，足足走了五个多月才抵达夷陵。
夷陵虽为峡州州府所在地，却极为贫瘠简陋，完全可用“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先看脏：夷陵的街上到处都是臭不可闻的咸鱼味，路过的人都要掩着鼻子快跑而过。再看乱：夷陵的居民屋里灶啊井啊，吃饭睡觉的地方啊都在一起，上面住人下面却关着猪牛，房屋全用茅竹所盖，经常发生火灾，问其为什么不作瓦屋?原来是相信鬼神，认为作瓦屋不吉利。再看差：夷陵城市连城墙、城门都没有，街道也很窄，连马车都不能通过，街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买。眼前的情形的确让欧阳修为之吃惊，他担心母亲在这里是否习惯，可母亲却反而劝他：“我苦惯了，只要你能过得下，就不用为我操心。”峡州知州朱正基得知欧阳修远道前来，特意给修建了一座宽敞整洁、高大明亮的住宅。母亲的宽慰，知州的盛情，欧阳修暂时把被贬的不快抛弃掉了，于是，将自己的住所题名为“至喜堂”，意为“既至而后喜也”。
欧阳修在夷陵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时间，但“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欧阳修这次被贬夷陵，却在以下两方面有颇丰的收获。
第一，践行了“宽简不扰”的施政理念。
欧阳修幼年丧父，他的母亲经常对他说：“你父亲为官，常常想方设法让犯有死罪的人活下来。”这些教诲对欧阳修一生影响深远，其宽简不扰的施政理念，就与他父亲“常常想让犯有死罪的人活下来”的教诲密切相关。
欧阳修还在西京当推官时，有一天，一名士兵从服役地逃回洛阳，被扭送到推官厅进行处置。通常来说，逃兵将处以死刑，欧阳修牢记父亲遗训，仔细讯问后，觉得还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查，因此暂时没有作最后判决。当时西京留守王曙责问他：“为何不判决斩首。” 欧阳修回答：“我认为应该送回服役地复审。”几天后，士兵服役地送来公函，果然有情可原，罪不当死。
来到夷陵做县令，欧阳修是父母官，是一把手，是一位可以拍板定案的人物了，但做事却更加谨慎。刚到夷陵不久，他就拿来以前的案件档案反复察看，发现里边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一个边远人迹稀少的小城，况且是这样，那么，天下的冤假错案就可想而知了。当领导的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只知坐堂喊“威武”怎么行呢?在处理夷陵田契的官司纠纷时，他震惊衙门：对田地没有丈量登记，衙门的官吏连字都不识几个，更没有什么制度可言，根本不像个官府的样子。于是，他亲自动手，一一重新整理。从此，夷陵大小冤案得以昭雪，县内大小官员“遇事不敢忽也”。
欧阳修的这种认真仔细的工作作风，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欧阳修为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时，他深入基层了解各级官吏的绩能、山川地理的形势、经济生产的状况以及部队兵粮器械、军事训练的详情，并一一绘成图表，使河北一路的形势一目了然。有人看他如此用心，颇感不解地说：“你以文章儒学知名天下，还愿意干如此琐碎的俗事?”他回答：“官府的一举一动，无不与民众的生活休戚相关，我怎么敢轻易地疏忽呢?”在尔后权知开封府时，他更是和他的前任知府包拯截然不同，他没有包青天的“龙虎狗侧刀”，但却一切依循人情事理，办事不动声色，不求搏取声誉，使开封府井然有序，“事无不治”。也难怪后来清朝的人们要在开封府街东西侧各树一座牌，一边是“包严”，另一边却是“欧宽”。可见欧阳修“宽 ”的行事风格，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推崇。
有人问欧阳修：“您治理地方政策宽松简明，但办事从不拖拉，这是为什么呢?” 欧阳修回答说：“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驰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苟急;简者，不为繁碎耳。”宽松，是为了不苛刻武断;简明，是为了不繁缛琐碎。这就是欧阳修给“宽简”下的定义，也是欧阳修一生施政的行事准则。朱熹评价他：“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也就是说，欧阳修每到一处为官，刚到三五天，闹事的就减少近一半，一两个月后，官府就像寺庙一样，无人闹事，非常清静。所以，欧阳修当地方官，“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所去民思”。
第二，探究了“事信言文”的古文理论
所谓“事信言文”，就是指文章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这一基本的创作理论，却是欧阳修来到夷陵工作后，才上升到理论层面的。
欧阳修从小就喜欢有真实内容的文章，还在10岁的时候，小欧阳修到一个朋友家玩耍，在一个竹筐里无意拣到一本破残的《昌黎文集》，便“读而心慕焉”，一定要“追之与并”。因此，欧阳修将韩愈的“明道致用” 奉为经典，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主张“道胜文至”。因此，在“西昆体”这种华而不实的文体作为当时科举考试的标准下，欧阳修这位幼年就“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巍然有声”的文学天才，却在宋仁宗天圣元年的乡试落榜，天圣五年的礼部试不中，只得“补习”西昆体，拜西昆体名家汉阳知军胥偃(他的`第一任岳父)为师，才得以在天圣八年(公元1030)及第。深受无“道”之文伤害的欧阳修，在及第之后便极力倡导古文，来到夷陵，欧阳修更是“慎勿作戚戚之文”，他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更加关注和了解现实生活。
夷陵地处偏僻，但在西京便“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的欧阳修，尽管遭贬，却仍受到全国各地学子的崇拜，登门拜访、写信求教的莘莘学子络绎不绝。有首笑话诗曰：“诗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描述的就是当时“去访”的盛况。
欧阳修态度谦恭，有问必答，在这种“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欧阳修对古文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探究。
在回答福建吴秀才的信中，欧阳修提出了文章要有社会性。他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作者不关心民生疾苦，不关心国家兴衰，终日不出书房，只沉迷文辞的雕琢，则“愈力愈勤而愈不至”。
在回答河南祖天择的信中，欧阳修提出文章要有思想性。他认为“学不师则守不一，议论不博则无所发明而究其深”，“学者当师经”。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朋友的讨论中，在先哲的经典中，去深化创作的思想内涵。
在回答湖北乐秀才的信中，欧阳修提出了文章与个人品德相关联。欧阳修坦言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曾经经历了两种人生态度：“贪禄仕以养亲”、“学成而身辱”。他提出了“顺时取誉”与“卓然自立”的两种对立的做人做文的态度。如果仅仅满足于“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如果有志于“齐肩于两汉之士”，则另当别论。
欧阳修这些阐述文章重“道”的理论，对当时纠正“西昆体”的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为反“西昆体”的战友石介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创作的“议论怪诞，语言僻静”的“太学体”，从宋仁宗庆历四年到宋仁宗嘉祐二年成为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当时有位太学生名叫刘几，也是江西人，在太学中首屈一指，在嘉祐二年贡举考试中就写了一篇怪僻得让人难以卒读的文章，最后几句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为“天地转，万物生，圣人出”。可他却一连用了三个怪僻字。欧阳修阅后续了一句“秀才刺，试官刷”。也就是说“秀才文章太玄虚了，主考官不予以录用”。
欧阳修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中，明确指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事信言文”的古文理论经过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才最终得以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