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西苏，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在法国和英美等国家，她以诸多实验创作和先锋理论而闻名。1967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上帝的名字》（Le Prénom de Dieu）。1969年，小说《内部》（Dedans；英译本Inside，1986年）出版并获奖。此后，她陆续发表了小说、剧作约50部，以及大量的女性主义方面的著述，其中不少论文，例如《新诞生的青年女子》（La Jeune Née，1975年; 英译本The Newly Born Woman, 1986年）、《美杜莎的笑声》（Le Rire de la Méduse, 1975年; 英译本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6年）、《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De la scène de l'inconscient à la scène de l'histoire, 1986年; 英译本From the Scene of the Unconscious to the Scene of History, 1989年），都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被公认是一位与朱丽娅·克里斯蒂瓦、露西·伊利格瑞并驾齐驱的法国女性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西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作家和理论家，她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论是在小说创作中还是在理论著述中，她都善于在行文中将议论与抒情相结合，语言生动形象，富有诗意和意象，有很大的反理性色彩。她在《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中的自传性论述就是一个范例。在此，她揭示了写作是如何将她本人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如何与她的身体、家庭、文化、种族身分、性别、异化感以及她对超越语言的神秘感意识融合为一体：
我的写作诞生于阿尔及利亚，出自一个有着死去的父亲和异国母亲的失落的国度。这种种特征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不幸，它们都成为我写作的动因和机会。我出生于此时此地，有幸体验到异域感、流亡、战争、对和平幻觉般的回忆、悲悼和痛苦。在三岁的年纪我就知道，在鲜花和馨香环绕中，人们可能因为一个名字、因为一点歧异而杀人。同时我也懂得了离乡背井的存在。不过离乡背井也是有益的。我还应当告诉你一个日期，例如1940年。我看到人类的根是没有边界的，人类的心就在大地的下面，就在世界之梯的底层跳动着。
……
我的第一份财富就是我出生的城市的名字：奥兰。它是我的第一课。我听到“奥兰”这个名字，并通过它我进入了语言的神秘世界。通过进入，又发生了我的“越出”。我发现在我的城市后面只要加上“我”就意味着水果。奥兰—我—橙 (Oran-je-Orange)。我发现这个词拥有水果的所有神秘。我要让你们无穷尽地组合和分解这个名字并进行阐释。然后我就失去了奥兰。继而我又重新获得了它：洁白、金黄，我记忆中永恒的土地而我没有再回去。为了要保留它，它变成了我的写作。像我的父亲那样，它成为一扇具有魔力的大门，通向另一个世界。”
拉尔夫·科恩在他主编的著名论文集《文学理论的未来》的序言里，引用了西苏《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中的这段文字作为论文集的开头，并称赞西苏是“以一种对写作在她生命中所占据的地位的抒情性的意识而进行理论写作的，不管写作可能为她创造天堂还是营建地狱，它都能使生存成为可能”。
的确，西苏的生活经历成就了她的写作，而写作也构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6月5日，西苏出生于殖民地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父亲是一名犹太人，她的不少亲戚也都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目睹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残害。童年的经历对她的世界观和写作产生了永久而深刻的影响。童年所遭遇的强权统治和政治恐怖，使她渴望摆脱令人窒息的环境和现实，而写作对于她的意义，如同黑暗之途上的一束灿烂微光。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作。对她而言，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在写作的过程中，她获得了自由，找到了生存的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童年的经历还激发她始终以手中的笔作为一种武器，反抗各种形式的强权及其对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压制与侵害，寻求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的彻底解放。正如她自己在《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中所说的那样，她的文本中“充满了那些受难的人们，那些跌倒在地的或挣扎着站起来的人们。”
她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立场，使她对20世纪70年代轰动整个法国的皮埃尔·歌德曼一案，做出了积极反应，发表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案例：皮埃尔·歌德曼》（Un K. incompréhensible: Pierre Goldman，1975年），既为歌德曼鸣不平，同时也对法国司法部门存在的种族歧视提出了强烈抗议。
出于对社会体制中特权问题的敏感，她努力从历史的角度，探索家庭内部以及政治和学术领域里的权力压制和排斥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她大量阅读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和西方文学作品。她发表了学术性很强的研究著作《詹姆斯·乔伊斯的流放》（L'Exil de James Joyce ou 1' art du remplacement，1968年；1972年英译本The Exile of James Joyce）。虽然乔伊斯关于语言和音乐对文学的重要性、灵魂与肉体结合等方面的思想对她不无启发，但是她反对乔伊斯的死亡论，她坚持认为虽然死亡是难免的，然而，生命是最重要的——她对生命而非死亡的肯定也是她与许多同时代作家不同的地方。在评论弗洛伊德、坡、乔伊斯等人的论文集《无人之名》（Prénoms de personne, 1974年）中，她进一步批评乔伊斯等男性作家将女性与死亡等同，指出这些作家用语言将女性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经济体系”。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她再次指出：“男人们说有两样东西是无法表现的：死亡和女性。那是因为他们需要把死亡与女性联结起来。”
对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敏感，促使她积极支持和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尤其是在1975年至1977年间，她发表了一系列以女性写作为中心的论文和著作，探索女性文本、女性气质、女性写与女性解放等诸多女性主义方面的问题。这些论述除了《新诞生的青年女子》（1975）、《美杜莎的笑声》（1975），还包括《阉割还是斩首》（Le Sexe ou la tête?，1976）、《谈谈写作》（La Venue à l'écriture，1977）等。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托里尔·莫瓦评价道：“大部分由于埃莱娜·西苏的努力，‘女性写作’(écriture feminine)问题得以占据70年代法国的政治与文化讨论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