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二月二十一日,汉魏王曹操在邺城的西郊出殡。一代强人在自然力面前,被迫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进退。
曹操是在一月二十三日于洛阳去世的,年六十六。《资治通鉴》记载,应在稍早一些时候,东汉的末代王朝更改了最后一个年号:“延康”。但曹操的健康每况愈下。曹操离世一个星期后,中原出现日食。按照当时的传说,曹操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曹操自认为“不详”,随即一病不起。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偏头痛折磨多年。
按照曹操的自述,他的人生愿望原本是“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而在他离世之前,他已是位居诸王侯之前的魏王,更是汉王朝的实际控制者。
他的遗体被运到了黄河以北的邺城。墓地的位置是曹操自己选定的。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的统治者,他在遗言中流露出对于土地的尊崇:“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此我择定西门豹祠的西原作我的寿陵,可在高地建坟陵地基,暂不封土,也不必种树。特别不允许占民良田,破坏生产的葬俗,切记!切记!他的遗言无疑是真诚的,因为即使贵为魏王后,六十多岁的曹操仍然拖着偏头疼下田躬耕。
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间隔,我们已经无法还原葬礼的具体盛况。曹丕曹植兄弟的诔文记载的细节包括,高搭灵棚,卤薄齐整的礼仪装饰有羽葆的辒辌车(丧车)。帝国的最高官吏带着排列有送葬的节、挽歌、鼓吹、幢、麾、曲盖、介士(手执武器仪仗的武士)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甚至,连帝国名誉上的最高领袖、40岁的汉献帝刘协都从遥远的许昌赶来。
按照记载,这一切都发生在“邺以西30里”,即如今河南省安阳县地界。而刚刚发现的“曹操墓”,根据测算距离古邺城直线距离28里。这里,是否就是一千八百年前那场宏大葬礼的发生地所在?
可以确认的是,年轻的汉献帝在曹操的灵柩前哭了。这个庞大阴影的倒下,却让阴影下的傀儡更加地恐惧。当然,也许汉献帝是真的因为感激曹操对这个没落王朝的贡献而落泪。在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活所做的辩护总结陈词《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以睥睨天下的语气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事实。
但现在这个保护自己以及挟持自己的老人溘然长逝了。刘协的身后,跟着的是比他年少6岁的新晋魏王曹丕以及他的兄弟们。曹丕是刘协帝位的收割者。这一切发生在曹操去世仅9个月以后。
曹丕是一个不善于控制感情的人。当初获悉自己被立为魏太子时,他当场情不自禁地搂着辛毗的脖子哈哈大笑,辛毗的女儿辛宪英由此判断魏政权必然短命;在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后,曹丕又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于是再次被中庶子司马孚嫌弃:怎么能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呢。
下葬的时辰,是占卜确定的。在送葬的官员里,应该有吴国的使者梁寓。在曹操去世之前,恰是吴魏两国从未有过蜜月期。因为关羽的死亡,曹孙被迫形成了短暂的联盟。曹操死亡前一个月,曾上表汉献帝,推荐孙权为骠骑将军,授符节,领荆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投桃报李,上书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当时笑着把孙权的信拿给陈群等人看,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呢。曹操内心所畏惧的“火”是什么呢?在后世司马光看来,权倾天下的曹操当然有不臣之心,但他畏惧的是内心的“教化”。曹操说,“如果上天让我当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
在曹操的内心深处,是否存在一个皇帝之梦?我们已无法确定这一点,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王朝的实际控制者,更喜欢以“齐桓”或“晋文”自况。他说,“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评价,东汉末年政治虽然污浊,但忠孝的风俗依然存在。所谓的“教化”何以如此强大,居然使强人曹操有所进退?我们姑且回头看看曹操的成长。
治世: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少年的曹操伙同袁绍干过一段时间的古惑仔,但绝大多数都限于恶作剧而已。曹操出身显赫,父亲和名义上的祖父都是朝廷重臣,政声很好,他和“四世三公”的袁绍一块,都属于“大院子弟”。他从小就受到当时名人的重视,太尉桥玄和名士许劭将都对他有过极高的评价。桥玄甚至说:“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显然是对他寄以治世的重望。
这段浑浑噩噩时光应该很快就过去了。和曹操年龄相仿的夏侯惇14岁时,杀死侮辱自己老师的人。曹操指责他的这个堂兄弟鲁莽。夏侯很郁闷,平时比自己还鲁莽的兄长,凭什么指责自己鲁莽。
曹操后来做官,不畏豪强,当洛阳北都尉(相当于区公安局长)任上,杖杀犯法的宦官蹇硕的叔父,是广为传诵的历史故事。
史书没有记载曹操少年时期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文学修为,但作为一个武官,他的文采享誉一时,并且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许归结于那个奇特的年代。和曹操同时期的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也是著有《马上沉思录》的“哲学家皇帝”,此人是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阐述者。
青年的曹操,洋溢着针砭时弊的文人气质。他多次上书为宦官的死对头窦武、陈蕃说话,在宦官权倾朝野的时候,这是可能掉脑袋的。曹操在后来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回忆,“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这应该是曹操年轻时的理想。
和马克奥里略一样,曹操面临的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他很快就对当政者彻底失望了。“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曹操很快辞去了公职,把自己关在家里。
曹操复出是因为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董卓得势后,曹操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洁癖。拒绝了董卓推举的骁骑校尉,改名换姓,逃回故里。
当时,他的铁哥们夏侯惇已经在老家陈留攒了一票人马。随后曹操仍以一副“热血青年”的形象,参与了18路诸侯讨董卓之战。在一帮政治老油条和投机者组成的盟军中,三十多岁的曹操是不多的慷慨激昂者:
“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但没人搭理曹操的义愤填膺,包括后来指责他是汉贼的人。曹操便自己带着人马往西进攻,但被董卓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曹洪,几乎连命都丢了。败逃的路上,士兵哗变,“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
史书没有交代曹操败后的“政治苦旅”。但他“热血青年”的坦荡历史,就到此为止了。再往后,他所呈现的,便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奸诈、冷酷形象。
离世: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
曹操预感到死亡的临近,是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6月。他提出了自己陵墓的几个原则: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曹操在疲病交加中,西征刘备,无功而返。这是他最后亲自参与的一次战役。就像官渡之战确立了他的基业、赤壁之战确立三国的版图一样,最后的汉中之战,确定了曹刘两国的西部边界。
曹操死亡前的一年,即建安二十四年是魏国历史上战争失败频繁的一年。曹仁被围,夏侯渊阵亡,于禁救曹仁不成被淹。好在徐晃解围曹仁给这年的战争一个光明的尾巴。曹操拖着病躯出城7里,去迎接得胜归来的徐晃。
这一年在百忙之中,曹操封了卞王后。在死前四个月,给了这个女人一个正式的名分。卞王后出身娼门,曹操25岁时纳之为妾。在原配丁夫人负气出走后,卞夫人一直打理着曹操的家事。卞夫人甚至开了一个幼稚园性质的抚养班子,曹丕曹植兄弟、曹真等曹氏晚辈包括何晏等大臣幼子,均在这个幼稚园被卞夫人养大。曹操曾叮嘱卞夫人,班子里的所有孩童,要一视同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杀人无数的曹操暴露出他温情的一面。他曾在病危中唠叨:“我这一辈子,想来想去没有几个对不住的人。但是如果我死了,到了阴曹地府遇到子脩(曹昂),他如果问我,‘我妈妈在哪里呢?’我将何辞以答!”
曹操原配正室丁夫人没有生育,曹操另一位刘夫人生了曹昂和清河长公主后就死了,曹昂就归丁夫人抚养,母子们感情很深。曹操在宛城召张绣的婶婶侍寝,激怒了张绣,曹昂在兵乱中为保护曹操战死了。丁夫人为此又伤心又气愤,成天哭个没完,说:“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后来就跑回娘家去了。
过了些日子,曹操想念丁夫人了,就主动到岳父家去找。丁夫人正在织布,不搭理曹操,曹操径直走到丁夫人身后,拍着丁的肩膀,轻声的说:“跟我坐车回去吧!”丁夫人是既不回头,也不搭理曹操。曹操陪了很久小心,仍见夫人不理,就退了出去。走到门口,还是不忍心,又叫道:“真不回去了?”丁夫人还是不理他,曹操只好说了一句:”真诀矣!“失望而归。
曹操的临终温情,还表现在他对小儿子曹干的惦念上。曹死时,曹干才五岁。于是曹操又专门给曹丕下了一道遗令:“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因为有这道遗令,后来曹丕对曹干,颇有些“长兄如父”的样子。
但这种温情,是伴随着残酷的政治绞杀的。在确立曹丕的政治地位后,为了削弱曹植的势力,曹操先是寻找机会清除了曹植的心腹杨修,又采取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手段击打曹植,曹植的妻子因为穿着华丽的衣服去铜雀台,被曹操赐死。
身后:超世之杰,酷虐变诈
曹操最后所享有的声誉,便是他提倡的简葬。他在临终前的《遗令》中,以“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也”为由,从自己做起,对古时丧葬之礼提出了挑战。
“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生前的衣服都不让丢,要分春夏秋冬装在四个箱子里,并叮嘱“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曹操一生节俭,不好华丽,这是见诸史书的。《魏书》说曹操后宫很少穿着华丽锦绣,鞋子都只有一种颜色,帷帐屏风坏了,也就修补一下继续用。他生前的节俭,和死后的简葬,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清人严可均曾将曹操告诫妻妾子女的话收编在《内戒令》中,再三叮嘱衣着简单。他甚至说,从前我从荆州(征讨刘表时)带回来的华丽鞋子,已经分给你们了,穿完了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学着做。《内戒令》大都是曹操的晚年所言,所以也和《遗令》一块被视作他的遗嘱。
在《遗令》中,曹操只字未提天下大业,而是就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鞋子卖。这甚至惹来了后世诸如苏东坡的嫌弃。但多年以后,这些细节反而让现代人觉得亲切。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节俭,很难说和三国时战乱引起的民生凋敝没有关系。饿殍满地的时代,军费是第一位的。和曹操同时代的罗马皇帝马克奥里略,为了凑军费,甚至连自己皇冠上的宝石都卖掉了。
但如果联想到诸葛亮留给子孙们几亩桑田的遗产,我们就会发现这是那时政治家们在财富面前共有的一种气度。
当今人回头检视,会发现曹操的形象已经被一千八百年的时间模糊,扭曲,以至无法明辨。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曹操被称为“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而在这几个大大的称号后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魏书》着重称扬了他的军事才能,说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还“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则突出了曹操的多才多能,说他“才力绝人”,能“手射飞鸟,躬禽猛兽”,曾经在一次狩猎中射雉六十三头;同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瞒传》则为我们刻画了曹操的日常生活形象:“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与宾客欢宴时讲了一个笑话,就乐得头撞案几,头巾都沾上了汤汁。随和快乐的曹操同时又有非常危险的一面,下属中有谋划胜出他的,他就会嫉恨而借故杀害,一个昔日的仇人跪在他的面前请求宽恕,曹操却说,“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对此裴松之注释《三国志》时概括为四个字:“酷虐变诈”。
相较于形象和性格中的其他方面,“酷虐变诈”已经成为后世对曹操的主要认识。无论曹操如何多才多艺,如何勤俭随和,如何以“齐桓”“晋文”自况,他的形象随着《三国演义》一类民间文艺作品的流传,已被固化到了一个大奸大恶的脸谱之上。
这无疑是曹操最为害怕的,在他成功地成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之后他致力于消减自己的恐惧:他不敢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他自减食邑,以求“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在离世之前,他为自己做了“简葬”的安排,最后一次向世人表明了他追慕先贤的心思。他曾经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剖白过自己内心最大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他身后却完全变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