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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治国笑话

从朱元璋参加起义算起,和文人打交道近半世纪之久。他对文人的态度,可分作两个时期:得天下之前他对文人倚重之殷,待遇之优是有口皆碑;而取得天下后他对文人诛戮之惨、文网之密,又与清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

之所以在他身上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皆源于他围绕着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进行的。接下来我按照这两个阶段分述之。

01?朱元璋得天下之前重用文人的原因:夺取政权

乱世尚武,治世修文,这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一般规律,但朱元璋对于这两者都没有偏废,即使在千戈扰攘之际,他也没有忘记网罗文人,黝赞军机。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第一,从元朝的覆亡朱元璋看到了吏治的重要性,而要整顿吏治便非起用文人不可。

朱元璋出身寒微,崛起于草莽之间。他是在戎马生涯中学会读书写文章的。他所写的诗文,虽不无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之作,然亦不乏隽永清新、文采斐然的篇章。他曾说:

“朕本农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

这并非夸大之辞。读书多即能明理。他从历代治乱兴衰中悟出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使在创业期间,也须重视文治。元末的变乱,是他身历目睹的。他认为,元纲之所以解纽,是由于元顺帝任用非人,吏治腐败的结果。

元朝初年虽曾重用文人,但在天下底定之后,便转而鄙薄文人了。朝廷大臣自然多用蒙古勋旧,有一个时期,竟至“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胸无点墨,便能擢升至封疆大吏,自然不会有什么政绩可言。而这些弊病,到了元顺帝时,已经是病入膏育,非药石可医了。社稷倾覆,那是自贻伊戚,怪不得别人的。

朱元璋曾说,他得天下于群雄,非得于元氏。因此,他从军后虽然戎马天涯,但颇注意招揽文人,谈迁就感叹说:

高皇以武功创业,顾慕耆儒,见儒辄喜,以耆儒无诞谲,可厚俗也。”

第二,从长期的统一战争中看到了文人的重要。

元朝末年,义军蜂起,诸如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陈友定等人。他们的实力和威望,远非朱元璋所能望其项背,但是其兴也骤,其亡也疾。究其原因,汲汲于武事,不留意文治,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陈友谅曾是势力最盛的一支,但麾下竟无一文人,仅凭恃武力,因而不能持久。张士诚所重用的黄、蔡、叶三人,虽名为文人,实乃一群宵小,除了蠹政害民,别的什么好事也干不出来,其结局自然是不问可知。其余诸人更等而下之,因而到头来只能成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而不能一统天下。

有鉴于此,朱元璋“始渡江时,一首见群雄多淫洒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只要有才能,朱元璋便马上擢用。朱元璋的突出之处,是比别人更重用知识分子,最能正确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当然,文人们之所以投靠朱元璋,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所周知,文人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单靠他们自己,并不能安邦定天下,要想施展抱负,非附丽于某一个封建帝王不可。但当时,文人几受轻视,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而且科举也是几次三番的兴废,文人根本没有实现治国理想的土壤。

文人们既失去了进身之阶,自不能不另谋生路。环顾元末起义群雄,只有朱元璋豁达大度,从善如流,自然都纷至沓来,投靠他以谋出路了。

朱元璋重用文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尊重并礼遇文人。朱元璋在得天下之前,折节下士,询询然有长者之风,甚至与文人们诗文酬答,唱和往还,这些,都取得了文人们的好感。给刘伯温写信时,姿态放的很低,虔诚地写上“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

徐达兵峰抵达镇江时,特地拜访当地的有文人秦从龙。当朱文正、李文忠等来投效时,朱元璋更是亲自出城相迎,并且时常向他们请教时政。朱元璋进入浙江时,礼聘刘伯温、叶深、章溢、宋镰四人,就谦恭地说:“吾为天下屈四先生耳。凡此种种,都是其它群雄做不到的。

其次,知人善任,因材授职。没有贤才的辅弼,无论怎么雄才大略的帝王,都是成不了大业的。为了不重蹈元亡的覆辙,更新吏治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更新吏治,就必须从用人着手。朱元璋说:

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

朱元璋对于部下的才能,既了若指掌,便能够做到因才授职,各得其宜。武将如徐达娴于韬略,便授以元戎,将兵在外;常遇春晓勇善战,便用作先锋。对于文人,或命之参赞戎机,或任之治理地方。如下安徽当涂先用李习,后用许援;下湖北黄冈用陶安;下宁越用王宗显等等。

此外,他还多次下诏求贤。1368年他甫即位,便下诏:

“天下甫定,联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联济民者,有司礼遣。”

在这之后,朱元璋都曾令各地举贤进能。明初吏治之所以比较清明,显然和他重用文人是大有关系的。综括起来,朱元璋采用文人们的建议不外两点:一,管束军士,不妄杀掠,二,革除弊政,兴利便民。

02?朱元璋取得天下后屠戮文人的原因:巩固政权

朱元璋黄袍加身以后,便一反常态,转而屠戮文人了。本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是封建帝王惯用的伎俩,但残酷如朱元璋者,实在是并世无两。拿他的前期和后期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从1384年到1396年,即他死的前两年,前后达13年之久,死者不可胜纪。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被杀者多达十二万人。除此之外,还有“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等四次屠杀。正如赵翼所说:

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那么,这一戏剧性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朝廷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

在取得天下之前,朱元璋和部下同心同德,和睦共济,矛盾还不明显。到取得天下之后,这些文臣武将拜相的拜相,封侯的封侯,情况就有了变化。一方面是武将恃功骄纵,违法乱纪,如朱亮祖“所为多不法”、周德兴“营第宅逾制”、蓝玉“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横暴”弄得民怨沸腾,倘不加以制止,万一激成民变,大明江山也就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是文臣如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系统官僚,窃弄权柄,独断专行。胡惟庸当丞相时,生杀罢黜,有的根本不向朱元璋请示。而朝廷内外的官员上书言事,必须自己先看过,对自己有害的则藏匿不闻。这又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

鉴于元末纪纲废弛导致亡国的教训,为了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同时为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朱元璋决定对这些文臣武将严厉镇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便不惜制造一系列的冤狱,凡是对明朝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动辄赐死。而每一次制造冤狱,都有大批无辜的文人被卷进旋涡而丢掉性命。

第二,出于猜忌。

1352年朱元璋从军时,才25岁,到兴文字狱时,已是年近花甲的垂垂老翁了。“太祖春秋高,多猜忌”。他恐怕一旦撒手尘寰,辛苦挣得的江山会被别人篡夺而去,因此对任何人都存有戒心。

他本来答应的“凡仕元者,皆予录用”,似乎是胸无城府,但又晓谕徐达等密加防范:

“元省院官降者,今俱遣来,处我官属间,习而后用之。夫人藏其心,不可度也,吾虑或昼臣而夜盗。”

本来朱元璋曾下令广辟言路,甚至草野微贱,都可上书言事,洪武元年又下诏:

“日月之行,犹有薄蚀,联凡事岂必尽善,台臣久无谏诤,抑联不能受耶?”

似乎是虚怀若谷,但到了1390年,又因妄言罪而杀人。如亲侄朱文正,因“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而被鞭至死,亲甥李文忠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杀。号称吴中四杰的明初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均死于非命。

如果说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曾有过贤才济济的兴旺景象的话,那么,到了他晚年,已是一番万马齐喑的萧瑟景象了。

第三,出于为子孙万世基业铺平道路的考虑。

为了巩固朱氏天下,朱元璋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有子二十四人,洪武元年,封长子朱标为太子,其余诸子皆次授以王爵。美中不足的是,朱标仁柔,不似乃父刚烈,一旦君临天下,朱元璋手下的文臣武将,他未必驾驭得住,这是朱元璋日夜忧虑的。

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趁着自己在世之日,将文臣宿将一网打尽。一次,朱标规劝朱元璋诛杀过滥,但结果却是: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遗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帝日:汝弗能执与使,我雕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就这样,昨天帮助他打天下的文武大臣,今天却都成了“险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因此,朱元璋每次制造冤狱,都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屠杀。

1396年,朱标又一病不起,其子朱允炆继立为皇储,而四子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早就虎视耽耽,凯觑帝位了。朱元璋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他离世之前,仍念念燕王不可不虑。

为了防止朱棣勾结文臣武将篡权,便更加拼命屠戮功臣。但是,事情并不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美妙,追到靖难兵起,朱允炆手下既缺乏运筹帷幢的谋士,也没有克敌制胜的武将,帝位终于被朱棣所攘夺,这个结局,是朱元璋始料所不及的。

朱元璋迫害文人,花样之离奇、手法之恶劣,实在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归纳起来,其手法大致有以下4种:

第一,大兴文字狱。

如前所述,朱元璋晚年疑心甚大,老怕被别人捉弄。本来,他当和尚、参加农民起义军,是一段光荣历史,但到当皇帝后,就讳莫如深了。对于臣下的奏章、诗文,都要细加详追,尔后深文周纳,陷人以罪。

比如“生”音近于“僧”、“则”音近于“贼”、“殊”为歹朱等都要忌讳了。如“遥瞻帝扉”读作“遥瞻帝非”、“天下有道”读作“天下有盗”如此等等。凡是犯了这些禁忌,一律杀头。

这些例子,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即使没有诗文,也要以其它名目治罪。甚至看到一幅一个赤脚怀抱西瓜的妇人的图画,也要命军士屠杀居民,空其室焉。因为怀抱西瓜是隐喻淮西,而马皇后是淮西人,赤脚则是讥诮马皇后脚大。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这种防不胜防的文字狱,使得人人自危,连礼臣也不敢为文了,不得不请求朱元璋降下格式,惮便遵守。

第二,凡不愿和朱明王朝合作的文人,一律格杀勿论。

朱元璋曾下过一条法令:

“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如洪武元年征文人秦裕伯,秦以病坚辞,朱元璋便手谕威胁,秦怕杀头,只好束装赴任。在他身边虽然集中了那么多文人,但并不认真使用,大臣如走马灯似的更迭。

他当了31年皇帝,仅户部、刑部二部尚书就更换了80多人,其它官吏更迭之勤,也就可想而知。朱元璋初起事时任人唯贤的原则,这时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第三,无罪罪人。

朱元璋登位后,朝廷大臣天天在忧惧中过日子。甚至京官每天入朝时,必先与妻子诀别,等到晚上无事则相互庆贺及暮,以为又多活了一日。

武将在胡惟庸、蓝玉两狱后,已丧失殆尽。功高如徐达,也因赐熟鹅肉致死。文臣如李善长,因与胡惟庸为姻亲而赐死;宋镰因孙子宋慎为胡惟庸党而赐死,赖马皇后营救,被贬谪至茂州,却死于途中……

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少。袁凯、郭兴等人更是靠着装疯,才捡到一条性命。朱元璋所发明的廷杖,不知又有多少人血肉横飞,毙命杖下。

第四,设立“锦衣卫”机构

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机构,进入这个机构的尽是凶顽不逞之徒。他让这些人作耳目去侦察大臣,文武大臣举手投足,都逃脱不了特务的监视。赵翼曾认为朱元璋此举是:

“虽不无矫枉过正,然以挽颓俗而立纪纲,固不可无此振作也。”

这个看法是不足取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修明法纪和滥杀无辜是两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在朱元璋所杀的人中,有些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更多的却是无罪被诛。如果认为不分清红皂白而一味屠杀,便能挽颓俗而立纪纲,那是十分荒唐的。

综上,朱元璋重用文人,固然值得称道,而他屠戮文人,又使得他成为历史上最刻薄寡恩的皇帝之一。不过,批判他屠戮文人,并不意味着他仅是一个暴君,从而抹煞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若就其一生来看,自然有许多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