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田占义来说，读书和说书是相辅相成的，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说书，说书是为了让大家更多更好地了解历史。当他将这两者融合到一起的时候，读书与说书得到了最大价值的体现。
田占义第一次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是在工厂。当时，在部队当了七年兵的田占义转业回来时正赶上“文革”，相声、评书都不让表演了，就被分到了工厂。搞运动的时候，由于他当过兵，厂里的领导就让他担任军代表。但由于他小时候没有好好读书，以为国民党就是反动派、亡国奴，就是该仇恨的，结果过了头，犯错误了……
这一来，田占义一下子就知道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文革”后，他认为自己应该让后代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因此当于万海请他录制《民国风云》这部评书时，他欣然应允。
说是录制，其实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的书稿，完全需要自己整理。《民国风云》讲的是辛亥革命，孙中山、袁世凯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但现代人对他们怎样才能
虎门销烟有充分地了解呢？为了让人物真实、客观，尽可能地真实再现历史的原貌。田占义，一个没有看过什么书的人拿起了书本，边查阅史料边整理要说的内容，有时候为一个问题得查看好几种史料才能落到纸面，才敢录音。
说到这里，田占义告诉记者当初还有一个小插曲，说自己是上了制作人于万海的当了。本来说好录完再播，如果有问题还可以修正，结果录到一半的时候电台就开始播出，这样一来可就时间紧急，使得田占义左右为难、骑虎难下。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录，利用所有的时间阅读史料。于是，田占义每天从录音棚回来，三口两口把饭解决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翻看、查阅史料，准备第二天要录的书。其实本来他也可以很轻松，只要书上有的，说就是了。但他认为，说出来的东西要对得起听众，要说就是真的，比如像孙中山和袁世凯的会谈这样重要的事件，只有查过三本以上的史料都是同样的结论，他才敢落笔录音。田占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客观地了解国民党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对推动历史起到了什么作用。 让自己读过的书、学到的知识体现其最大价值，也许这是田占义和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读书之后劝人向善，说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但田占义一直在坚持着。
录完《民国风云》，田占义又陆续录制了《风雨关山》、《紫禁城轶事》。专家的好评、听众的喜爱让他不敢有丝毫松懈。为了说好每一部书，不让听众失望，不让听众被误导，他稍有闲暇就会拿一些专家出的历史书来看。在所阅读的历史书籍中他最喜欢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且断言：要想说史书，必须先看《资治通鉴》。因为谁对谁错，现代人是说不清楚的，也无从深究，只能根据历史根据来判断。而《资治通鉴》则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这也是他很崇拜司马光的一个原因。
在《资治通鉴》中，开篇就谈到了圣人、君子、小人、庸人。由此田占义想到了当今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如果一个大学生不知道他们跟父母应该是什么关系，跟亲友、同学、跟他的单位上级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为钱，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来都是小人。
为了鞭策世人，给正在糊涂的人提个醒，田占义花大力气录制了《古今通鉴》一书，这部书中有五个小故事，每一个故事田占义都是有意识地从劝人向善的角度去讲的。这个评书各地电台播出的很多，主要原因是田占义不要报酬，他说：“不用谈钱，播出就可以了，只要能够起到劝人向善的作用，我就满足了。”
这部评书的第一个故事《浪子回头》，讲述了一个败家的浪子如何迷途知返的故事。田占义认为，现在的浪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错得离谱，但是他相信所有的浪子都有回头的一天。因为生活给的教训、惩罚是很严厉的；第二个是《鬼断家私》，是一家的兄弟为了争家产最终被人渔翁得利的故事。这个故事讽古喻今，在现在的社会同样有人为了一点家产而争得头破血流……这些故事都是田占义在阅读历史书籍的时候看到的，在看的时候他颇有感触，但作为个人来讲又无力改变什么，因此只有将它通过评书的方式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些事情，起到一个警戒的作用。 一生只求真实，可以说是田占义说书的原则，也是做人的原则。
田占义说，听书可以让孩子们长知识、受教育，所以，一般大人反对孩子看电视，却很少有反对孩子听评书的。但评书也有闹笑话的时候，因为听得入迷，有的学生把评书的内容当成了历史，甚至拿着评书的内容和历史课本比较，让一些历史老师颇为头疼。
田占义认为，这是因为在旧社会，说书人大多没有什么文化，教徒弟都是靠口传心授，再加上日子艰难，只能是观众喜欢听什么，艺人就说什么。因此，过去的书都是艺人编出来的，很少有什么历史依据。而这些传统评书因为深入人心，现代的艺术家在表演的时候又不大好改。好在他自己说的大多是现代史，有史料可查。因此，田占义的严谨在评书界是有名的。比如当年说《虎门销烟》，查资料竟然一直查到道光年间的奏折。田占义认为，书里的每一句话都要对后代负责任。在田占义说的评书中，所有的重要事件，在历史上都是有据可查，从史书中找不到的书田占义轻易不肯说。当然，田占义也承认，要想每一部书都完整地重现历史，那也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反映爱国将领傅作义的《风雨关山》。这部书因种种原因，离原定的播出时间仅有二十天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录制，制作方情急之下找到了田占义，请他帮忙，本来就很忙碌的田占义因为时间太紧也不想接，但架不住死磨硬泡，只好把相关资料先留下看看。结果晚上随手一翻资料，就被深深吸引，一夜未睡。
傅作义的所作所为让田占义甚为感动，天亮之后，他做出了决定———录！结果是边录边播。播出后，听众反映相当不错。因为这部评书里有很多国民党将领，所以，田占义要求在录音时，必须把一位通晓近代史的老先生请来做历史顾问，田占义在里面录
他在外边听，如果人名、地名错了就及时纠正。他认为毕竟自己学的还是少，如果出现纰漏对不起人家，而且人家的后代甚至本人还活着，如果说错了，影响就更加不好。但是由于时间紧迫，还是有一些小的疏漏，为此，播出后，傅作义的儿子给田占义来过一个电话，说对这部书基本上是满意，能表现出一个抗日将军的风貌和一个爱国将军的本色。但对其中“傅作义和马占山称兄道弟”的情节不满，说那是不可能的。
田占义说，忙碌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看电视，现在修养在家终于有时间看电视了，但他很挑剔，只看有历史根据的。比如《汉武大帝》，就是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为依据。而《隋唐英雄传》虽然热闹，历史上却找不到程咬金这个人。 很多人熟悉田占义都是从评书开始，却不知道田占义最初可是说相声的，而且最初也是因为说相声而出名的。他小时候之所以不好好念书，就是因为迷恋相声，一门心思琢磨相声，满脑子都是《开粥厂》等相声段子。
走上评书道路实在是个偶然。那时候，从部队转业到工厂的田占义一直坚持业余演出。当时一个关系不错的战友说他姐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李鑫全请田占义给他们改改书、趟趟路，没想到，这一下就说火了。短篇评书“海底青松”、“站台风云”等，多次参加北京市业余调演并获奖，最终田占义成了专业的评书演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在铁路文工团说唱团担任专业评书演员时，团里的演员比较少，每次演出田占义除了表演评书外，还要表演老本行。经常一场演出他一个人表演三个节目，第一个开场节目是他和侯跃文、石富宽的三人相声，中间说自己一个评书，最后再来一个对口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