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曾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中写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这就是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其实，所谓的托氏“悖论”，本是他的一些随感，在逻辑上并不十分严谨。后来，一些学者拔高了他的理论高度，继而提出“改善引发不满”、“松动导致崩溃”之类打着托氏旗号、其实难圆其说的“理论”，并美其名曰“托氏定律”。
北大历史系的高毅老师曾在《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发表一篇有关“托克维尔悖论”的专论，介绍了托氏此说的来龙去脉。高师特别强调，托氏作为“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在逻辑方面有缺乏严谨之处，以致太过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性，甚至极而言之，将其拔高到决定性因素的地位。但细读托氏著作，可知他所认为的大革命的真正起因，乃是旧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权政策。这才是托氏的本意。
所以，读托氏作品，宜注意此点。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应如此，读《论美国的民主》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