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最怕缺少的是什么？

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被称为作家，作家要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需要的东西太多了。一个作家要有丰富的知识，要有很强的语言文字能力，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要有激情、想象力、创造性……

野狐以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良心，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作家更是社会的良心。 一个作家如果确实社会责任心，作品艺术性再好，社会价值也不大；更有甚者，对社会有害无益，就更要不得了。

古人讲“文以载道”，强调的就是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创作方针，其实也是指出了文艺的社会功用。

功利至上的今天，不少作家只盯着市场，盯着销售量，发行量，盯着收入搞创作，一味地迎合大众，取悦大众，娱乐至上，忘记了教育和引导大众，丢失了社会责任心，有的甚至丧失了良心。

文艺创作最怕缺少的就是文德，就是良心，也就是社会责任心。

文艺创作最怕缺少的扣人心弦的元素，倘若作品没有灵魂，不管多长，藻辞多美，都难以触动观赏者赞同。

成功的文艺作品，从来都是精益求精、慢工出细货，以新颖和独特的题材呈现在大众视觉。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天才可以一挥而就。

文化创作大多数离不开对日常生活的感悟，无可否认，朴质、接地气的作品是最符合大众的口味。

因此，我认为，正能量的作品值得弘扬。而阴暗面的需要揭露。既要写赞歌，也要将灰色地带呈现，以便观赏者更能辩清是非曲直。

简单的说文艺创作最怕缺少的是，生活与灵感。

首先，任何文艺创作都必须源于生活，没有生活的体验，没有长期生活的积累，就难以写出高于生活，感天动人的作品。如国内外许多著名作家，在创作前都是在经过几年或多年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果。

其次，是创作灵感。任何文艺创作都需要作家有创作前的灵感。这个灵感有时被认为是瞬间产生，其实作家是在长期生活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可以说灵感是生活积累与创作欲碰撞的火花，也可以说，是作家自己创作前冲动，这对作家来说非常重要，灵感可能在作家确定创作主题，动笔之前有很多个，或者经过作家很长时间或者很多次的优选取舍决定的，也是促使作家动笔写作前整个构思过程中最重要的那种冲动。

关于名气

我怀念着一位先生，他是教现代艺术思潮的。往往以谈家常的轻快，他给我们先讲一些正在巴黎预演或演过的戏剧、电影或首展，或是正在展览的雕塑、摆设或绘画，做实例，然后应用美学的原理原则到这些实例上，或者从这些实例里阐扬美学的原理原则。我们就常常先听了他的课再去看。至今，每当艺术欣赏上汲取到了一些领悟或喜悦，波澜了的心验的幸福，我总愉悦的思念起这位欧洲先生的。他那丰采、声调、走相和不经意的修饰，都历历如在目前；我像刚听了他的课一般亲切。可是这位欧洲先生的姓名，不像欧洲那样出名，我却忘记了。

遗憾着自己的健忘，对不起先生，我却期盼着艺术工作者们——尤其陷入在习作中的同志们：须注意他目印进人们心里去的印象的深刻，少关切名气的夙凋。没有比苍蝇更有名的；到处有热天，到处有它们的声音和足迹；飞近漂亮女人身边的机会也比你更多，参加盛大宴会的机会也比你更多。你是寂寞的，我知道。——我又怎能知道。既然你没有名气，所以你实在太寂寞了。可是“苍蝇拍”在和尚的手里也不算是杀生的工具：提到的乐施吧。

是的，更有这类人，笑开嘴巴像一只破锣，见谁都说：“三保太监亲口骂我忘八蛋”；是“三保太监”！有名气的人，“亲口”骂的，他恭喜自己；他就是为了要享受这一声最依心的称赞而做人的。而你，不是“三保太监”，一保也不是，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为鼓励而给他以诚实的称赞，虽然也是“亲口”的，他倒代替感谢，说你在拍马屁了；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真的无名小卒，并非假的。但你也有权利知道：他是一个真的忘八蛋，并非假的。大家不假，都不吃亏。如果因为他笑，你心中为自己的无名而烦忧，说明黑人与黑人黑夜激战了。

“只觉无颜对俗人”么？是的。所以当名气从埋头苦干中自然的生长起来的时候，你也不必把自己掩抑像井水从井底下涌出，是勤劳动的果实。井里应该有井水。掘井的人也应该喝井水。掘井的人所以骄傲：井水掘出来了。而即使像那为了井水而掘井，为名气而埋头苦干，也很正派。但这“头”究竟“埋”在那算了？真正埋在勤劳的工作里了么？还是只埋在棉被里或浮嚣的虚荣中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一个朋友讲——一段笑话。说是有一个记性坏极的解差，他押解一名和尚去到充军的远方，开一片账，每天发脚之前查一查：草帽一顶，枷一具，和尚一个，“我”一个。这和尚知道他是把他自己也像草帽一样记在账上的，怕像草帽一样也会遗失。有一夜，等他一睡熟，就刨光他的头，把枷锁在他的头上，逃走了。第二天起来，他查一查：草帽一顶，枷一具，都在；和尚呢？摸摸头，刨得溜光，和尚也在；“我”呢？找来找去，“我”却不知哪去了。他就到今天还在找寻他的“我”。

而我们在工作中，不要遗失自己；在名气大小这类事情上，则是不必找来找去的，——管它“我哪里去了？”吧。人间并不缺乏这样的人：他们像书一样的没有声音，也像书一样心里包含着聪明；他们散在远远的角落里，也无声的就近在你的身边；所以，你并不寂寞，当你真正在埋头苦干着，是有人知道的。

有些人跑几千里去采一朵花——求名去。花比他的年龄更先凋。我们走在路上，则另有更大的目的。我们走在路上，天下雪了，就带几朵雪花归家，不拂掉也算了。

罗曼·罗兰先生五十多岁才出名，这不算是早。《论衡》作者汉朝王充一千（？）多年才出名；这也不算迟的。不苦干才是迟啊。

艺术工作者的气质的一面，就在于不关心名气不名气，——这才是洒脱，像我们那位欧洲先生那样的。

我怀念着他。敬爱着实至名归的先生们——和同时代者们，我却是，愿望着我有更多的——像这位欧洲先生一样的先生。

捉裁织

上海滩上没有才干的瘪三，因为才干没有就献身于一种很安分的行业：拿一根底下插着一枚针的短短小竹竿（比哭丧棒细些，比有的大艺术家手杖更细些），缩头拱背，在人行道上“塔塔塔 ”脚底板拍声音，跑小步急急的走，找烟蒂头，就用小竹竿下端的针刺起来，就放进香烟罐子里，积多了，卖给摆在黄浦江边卷蹩脚纸烟的小摊。

这就叫“捉裁织”，便是说捉蟋蟀。

电车停大站久些，要扫一扫，捉裁织的就跳上去捉裁织，顺便也就趁一次不开的头等电车。那就常常被卖票的连人带灰一起扫下来。被扫下来了呢？就在灰堆里捉裁织。

每种工作大都比做它的人高贵些，因为工作使人生活；文学崇高于文学家，捉裁织的身份也不如裁织。但人给工作以生命，所以先有崇高的文学家而后有文学的崇高，裁织的价值也因从之者被扫在灰堆里忍辱，而才被发觉。

某种裁织有的较之年青摩登太太的老年丈夫更幸福：漆着口红呢。可是半根就被丢掉，躺在地下冒淡烟，像小白脸倒在床上出虚汗，摩登太太点起另一支烟。有的从善良的嘴唇上摘下，要烧焦不造谣的嘴唇了才被忍痛猛吸最后两口丢掉。烟蒂头也有各种身世和命运。一样被丢在街上的捉裁织的拾拢它们仍旧卷成烟，再烧成烟蒂头

小孩子点灯笼去捉的裁织秋风起，才有的（所以小孩子当心你们的兴趣和灯笼被秋风吹熄）。瘪三用小竹竿捉去的裁织那是一年四季季季有，因为四季都有各种人吸各种烟，从各种门里走出来，朝向着各种愿望行走在人行道上；人吸烟，又总春夏秋冬四季都要丢烟蒂头。所以捉裁织的吃饭，虽然不是三百六十五天倒也是十二个月的，而且还吸上等香烟：捡好的裁织捉来自己吸（这时候他瞧不起吸“非”上等香烟不造谣的嘴唇）！再弄灭火丢进罐子里。于是就产生一种很洒脱的人生哲学：“讨饭三年，八轿抬他做官去，也讨厌！”叫把轿子抬到人行道上老爷捉裁织。

这种行业似乎没有大出息，可也好像不伤人，甚至还有益于人行道清洁。当然的，并非是不想伤人才捉裁织，也不是一捉裁织就不想伤人了，是那根小竹竿只配刺烟蒂头，挺不出来耙子，是这种行业本身决定于人行道清洁有益。故君子忙于改行。有那根手杖应该削得细些、更细些。

太安分也许会埋没才干：合理的野心可能发挥以至提高才干吧。所以我们赞成瘪三往上爬：由小瘪三而“白相人（流氓）”，而“大亨（流氓中之佼佼者）”；从卖烂香蕉，到开大银行。

可是一下子开不起大银行怎么办？那就艰苦奋斗捏根小竹竿，还是捉裁织倒有上等香烟吸。

* * *

我也吸纸烟，就只有这一点像毛主席。有时候半夜里满窑洞大捉自己丢掉的裁织，比工作学习生产积极得多。我这窑洞里没有人行道；所以裁织较之点灯笼去捉的更稀少。捉着一支欢喜大于加津贴，精神百倍，感想也就“丰富”，随烟气缭绕而飞散。有些感想很固执，不飞散，就留下在朋友的礼物，一本小册子上。现在快留满一册，取个总的名就叫《捉织》；意思很干脆：不开大银行，只卖烂香蕉。

我是爱婴者：每天总有几句话想说出来让它像孩子一样成长，可是总闷死它在死屋似的沉默里了。死屋要开门，有东西要走出来；将来也许从这小册子中摘出一些固执的感想就正于大雅。《左传》上说“善钧从众”，不知是否这么解释：当双方意见一样的有价值（“善钧”“钧”），这时候才服从多数（“从众”）吧。我那感想大都很可笑的。但好在全世界不止一个人会笑，因为可笑的事不止一件，可笑的人又何止一个。波浪从海里翻起打天，哗然的仍旧碎进海里去，碎的不是天，究竟飞走几滴水？我们是海，哗然的笑别人的笑声也就是自己的波浪。全世界最后一个可笑的人尚未出世，一如最后一盏灯还没有吹灭。要海不被自己的波浪所打湿吗？又是难的。

像写大著作先来一篇序言：有个排场威风些。是为序。

鞭尸

穿起新制服而且居然又是所谓干部装，我突然战栗了一下，因为感觉到我外观全是新的了：新制服——新形式。我们心里仍旧是旧的：旧习气——旧内容。

我的每一种发霉发毒生锈的旧内容都穿起革命新制服，出现在会议上，骑在马上，住在高爽的山上，走在路上，在谈论着、在笑着。

我随处都遇见着我，相互敬礼。有地位高的来了，我丢开没有地位的。有地位更高的来了，我丢开地位较低的。我不走平地，总在应对着，还处在爬虫时代。

生在橘子皮里面的应该是橘子，不会是桃子。橘子有它自己透露秋天要来了的颜色。荷叶与藕又是相称的。而我新形式旧内容，这是刽子手，血污的刀插进在革命的刀鞘里。

我头又被掏出来（我的反对），另外的战士还以为被嘲笑者也有错吧，叹息着；假战士害怕这把刀的锋芒，更坚定他死有余辜，用嘲笑来回忆他。其实我们应当笑的时候竟有这么多么？

一只腐烂的果子比我诚实：它心里烂了皮也烂的。——而我穿上革命军装就是革命同志了。

梅毒的细菌比我诚实：它们烂进五脏六腑的底里去医生也看不见，可也烂出手背鼻端等等遮蔽不住的皮肤外面来，只有愚人是不看见的，只有盲者是看不见的。——而我穿上革命刀鞘就是革命武器了。

天天与病人相接触，医生自己也要生病的。可是病人不可穿起医生的白衣服就给医生开刀去。而我在风里扬起这件飞满血迹的白衣服，还说这就是我的红战袍了。

我有数不清的我；

有无数个好的，

有更好的无数个。

——是真有无数个好的和更好的无数个的。但是也有坏的和更坏的都也在我的血管中循环着。我要清一次血。

我要输进鲜是正真体湍急的血液——真正是马列主义的血液。

我要在由这种血液所汇流而成的大海中不发现一个泡沫不纯洁。

我不允许这种血液只流在我的皮肤的表面和我的嘴边冒充战士勇敢受伤，冒充战绩；我一定要它流进到我的四肢百骸里去像雪飘进雪里，雨淋进水里，不见了，似乎是消灭自己其实是扩大自己，使我成为真正是新的人种之一。

我不允许马列主义只是一套新制服：我要它一定化为我的全身的新皮肉。

我要像研究古生物学似的不怕发现人类的始祖是兽类，从事“地下发掘”研究自己，不怕发现自己的兽性，——既然委实是有兽性遗留在人性里，像谎话渗进在誓言里，股票夹杂在诗篇里。我要重新给予数千年来数万年来每个“地质时代”的我以应分的报答与“报应”。

为的要每一个好的和更好的我啊都能够生活得从从容容的，都有机会更发展特长与个性的，都不再像永远不挂老是被卷起着的画幅似的，我就将把一切旧内容的我全从所有的新形式新制服新刀鞘中拉出，“鞭尸九百”“弃于市”，“杀一儆百”。

我的家世有光荣传统的过去，现在又正处在空前艰苦的斗争中，它的未来又是无限的辉煌。

——是真有无限的辉煌的。

被这光荣所抚育，被这辉煌所照耀，我要日甚一日与这斗争事业，而将为暴露自己、鞭挞自己，进而重新认清自己、重新安排自己，正也将是这斗争的艰苦中重要的一个，必要的一条火线。

个别的至多部分的我一与走得最快的相比较速度几乎是倒退。可是树大，叶子掉下来多，队伍大人也掉下来多些：我们扫叶子心里只有惋惜没有仇恨，等候掉队的追上来也心里没有仇恨只有惋惜的，——虽说人对树并非专为扫落叶，而参加队伍的初愿更绝不是要被落后的所生杀予夺指挥作战而尊之为将军的。

路是长的呀；瘦马的鞭子打在好马身上，一样可以催它飞奔得更迅速，更辽远了。

《人民日报》（1957年9月5日第二版）刊载罔顾事实的题为《效忠丁陈集团鼓励右派进攻宣扬托派理论（肩题）李又然是反党丑类的帮凶（主题）》一文，曾假借李又然之名“引用”文字，表明凭借白纸黑字真凭实据而作，所以由此——上报中央、下发全国。

但是，复核真版原件决然不见被加引号原文字句，所谓“引用”实为栽赃。该文郭小川经手，他在引号中用语，不是李又然原话——李又然没写过“马列主义只是一套新衣服”，李又然原句是“我不允许马列主义只是一套新制服：我要它一定化为我的全身的新皮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