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至少在当下的中国具有广泛的市场。那些简单地把道德排斥在国际关系之外的人，那些动不动就轻视或否认人权外交的人，那些把国家当成完全理性的从而把媒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排除在外的人，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信条。
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朋友是变化的，利益是永恒的。然而有相当多的人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利益和道德对立起来，有人甚至明确地说，国际间只有利益之争，没什么道德可言，这样对立的背后实际上是把利益解释为物质利益了，国际间的关系，无非是争夺土地、资源、人力技术等等。而那些打着人权或制止侵略，制止暴政的旗号的新干涉主义地被想当然地解释成的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为了夺取某种资源，如石油等等。
在这种观念和逻辑的支配下，1989年美国抓捕诺列加的行动被想象成为是为了继续控制巴拿马运河，1991年的海湾战争被想象成为美国是为了控制海湾石油，1999年的科索跃战争被想象成为美国为了控制巴尔干，每年一度的人权会议甚至被想象成为帝国主义的阴谋。
这种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与人，乃至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把利益仅仅看物质利益的理论，并不能解释以上国际行为的全部动机。
依据阴谋论的推测，美国抓诺列加是个幌子，其实目的是为了赖在巴拿马运河不走。然而事实上却是，美军并没有占领巴拿马，军事行动结束后即撤回国内，1999年巴拿马运河租期届满的时候，美军没有任何赖帐的表示就从运河撤回。凭美国的军事实力，占领巴拿马不是小菜一碟吗？国际遣责又有什么用？甚至吞并军事弱小的加拿大有什么不可能呢？可为什么那些军事弱小的国家能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相安无事，甚至巴拿马后来民选的总统也常常对美国不满？美国为什么要遵守与小国巴拿马的条约，美国主动从运河区撤离能得到什么物质利益吗？如果不能这一行动又该怎样解释？
当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之后，美国的谴责为何如此慷慨激昂？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为什么不选择与海湾强国伊拉克合作呢？退一步来讲，即使美国有一个阴谋，是为了打击强者以便控制海湾，那么，对伊的军事行动为什么能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难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判断力，或者违心地支持美国的阴谋 ？我们必须问的是，海湾战争单纯是为了石油或者物质利益吗？如果不是，那么还有什么？
科索沃战争对于阴谋论者来说，更象一个阴谋，因为巴尔干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是首次人道主义干涉，还因为，中国在这次外交行动中遭到了最为彻底的失败。然而仔细想一想，肢解南联盟对于参与肢解的国家有多物质利益呢？更何况，这种肢解也是一些人想出来的——科索踩从法律上仍然属于南联盟。把米洛舍维奇赶下台南联盟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是不是接下来就如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一样，开始新一轮的土地财产刮分？可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没有石油，没有金矿，没有土地，没有技术，那么多个国家跑到科索维持秩序到底图个什么？
一年一度的人权会议因为每次都少不了针对中国的提案，所以被一些民族主义者视为阴谋，因为人权问题与中国吵来吵去，对那些国家来说，有什么好处吗？有人说，他们就是想搞乱中国。那么，一个动乱的中国，一个经济崩溃的中国，一个流民遍布世界的中国，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明知道改革开放，民主法治有利于中国进步，有利于中国强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干吗要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民主与法治——如果他们用心足够险恶的话？何况，有了人权，中国就一定会乱吗？美国的大企业明明想来中国赚钱，而人权争端显然有害于中美关系，有害于美国资本家赚钱，美国为什么还要年复一年地大谈人权？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
二． 什么是利益？
我当然并不是要说，有些国家就多么道德高尚，多么大公无私。我想说明的是，我们需要反思，利益的内涵都有什么？把利益与道德正义对立起来是否合适？
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好处，个人判断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人，作为万物之灵，不仅追求吃饱，还，还追求快乐幸福。因此，好处不仅是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而且，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是有可能交换的。资助失学儿童的人，内心通常都能从中获得幸福和自豪，助人为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人是规范生存的社会性动物，道德规范可能有助于人们为了长远利益或精神利益而牺牲眼前的物质利益。
现实生活中，人所追求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在很多时候，追求的并非短期的物质利益，而是长期的或者精神上的利益。亿万富翁佩罗，明知道当总统挣的钱比经商少，但他还是想当总统。古代的村中长老义务调停争端而不领取任何报酬也是可能的，因为他已经从中得到报酬——他的快乐和他的威望。
国家也是如此，结交盟友获得土地和石油是利益，多边贸易是利益，当世界警察从中获得自豪感又何偿不是利益呢？从追求道德正义感中获得快乐本身就是利益的一种，怎么能借口利益来否定道德诉求呢？因此，如果认为利益只是物质利益，否认追求道德是获得利益的一种途径，或者否认道德自豪感是利益的一种，那就无法回答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那些问题，那么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就是经不起推敲的；相反，如果承认利益涵盖一切的好处，物质的和精神的，说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不就成了一句废话了吗？
三． 国际秩序的演变与道德利益的出现
显然，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并不涵盖道德利益，因为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在这里，利益与道德是相对立的概念，还因为这句名言说出的时代，道德在国际关系中还称不上是一种利益。
一个人获得道德上的好评的前提是有一种道德观念的存在，同时，只有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普遍的道德规范时，才会有激励让人们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以追求道德利益，原始社会，一个部落杀掉另一个部落的人不会受到谴责，殖民时代，一个国家武力开疆拓土也被视作理所当然。直到近代以来，人们才逐渐视侵略为不道德的，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因素，一直未能有效地规范国际秩序，因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的力量一直是分裂的。
苏联解体加上中国意识形态在改革中褪色，人类社会正在形成基于道德规范的国际秩序。这些道德规范包括，不得侵略别国，政府必须尊重人权等等。
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扩张的方式发生着改变，除了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外，道德力量的作用越来越大。既然人类社会有了一种比较普遍的道德，那么带头维护道德的国家就具有一种扩张影响力的正当性。
科索沃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道德之战。首先，战争的发起是基于国际社会普通的道德情感，其次，这场战争的目的超越了传统的物质利益之战，第三，这场战争的手段也最大限度地遵循道德规范。这场战争的发起者获得了道德情感上的巨大收益，获得了声望。俄罗斯起先还想抱住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不放，最后也不得加入新秩序中并从中分得一些利益。中国由于拒不接受国际道德观念而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应当指出，科索沃危机中中国外交的失败是惨重的，它可能是中国二十世纪自辛丑条约以来的最惨重的失败。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不仅挨了打，重要的，是被世界抛弃，中国经过二战所取得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这场危机变得一文不值。这是一个可怕的预兆。
四． 中国的外交战略调整
事实上，中国的外效政策自从科索沃危机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这次处理中美撞机事件表明这种调整是卓有成效的。中国在撞机事件中充分利用国际传媒，以人的生命为中心，展开了道德外交，比小布什政府还略胜一畴。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战略调整仍是不稳固的。首先中国外交战略还没有系统化，这种战略调整还是即时性的，处理双边关系尚可，处理多边国际关系未必可行。其次，中国没有一套成熟的外交理论，面对近十年来国际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以批判为主，外交观念和理论多是停留在均势，依存，多极化等字眼上。第三，对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民众多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政府外交战略以务实的角度转变了，但由于民众国际关系理念相当落后，仍然对外交的转型施加倒退的压力。
因此，中国的外交战略调整还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近十年来国际秩序发生的深刻变化。尽管我们仍然可以说，国与国的关系只有利益关系，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里的利益除了传统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之外，又增添了道德利益——国际行动有可能不是出于什么理论的关于物质利益的思考，而是出于民众道德情感的偏好。对于现代政治家来说，深刻理性地做出决定未必比直接迎合民众道德情感收益更大。因此，传媒影响下的民众对国际政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随着国际道德观念的普及，第三世界国家也发生着重大分化改组，中国原先认为的忠实的盟友可能改变，俄罗斯对中国的关系无疑也受此影响。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侵略战争已经远去，当物质利益只能通过合作才能达成时，道德利益的诉求也可能是一国影响力迅速成长的捷径。未来的几十年里，领导世界的可能并不是最富的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而是道德力量最强大的国家。
我们不仅要使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认识这种变化，而且要通过传媒逐渐使民众意识到这种变化。
其次，我们要树立大国心态。屈辱的历史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前进的动力，也可以成为一国外交的精神负担。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说起来好听，但当独立自主到四面出击，不与别人来往时（如六十年代），那就叫孤僻了或者更进一步，是精神不正常了；自尊心强也不是什么坏事，但自尊到别人不小心碰你一下你就觉得是故意侮辱，进而要跟人家拼命时，就不是正常心态了。一个自信的大国绝不会整天神经质地应付别人的一个又一个指责，绝不会整天琢磨哪儿又冒出一个敌人来，或者哪个人的爷爷欺负过我们家。
树立大国心态应当理性地看待过去，自信地展望未来，应当主动地承担起国际义务，当然，还应当改革内政。
第三，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国际舆论，一年一度的人权会议及其新闻炒作不是简简单的一个阴谋论就能解释了的。而我们的传媒还停留在过去的理念中甚至时不时地闹一些笑话。政府必须重视公***关系，要学会利用现代传媒，学会用真诚来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外交咨询部门里应当有公***关系专家，而那些大使或发言人不必一味地板着脸孔。
第四，中国要不失时机地抓住道德机遇，参与并整合区域组织，整合联合国。比如，在塔利班毁佛事件上，美国由于与伊斯兰国家的僵硬关系，不利于出面。中国就可以抓住机遇，推动联合国的作用，当下联合国作用的增强就意味着北约的衰落。
再比如朝鲜问题。中国在朝鲜统一的问题完全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如果统一是在中国的促成下达成的，那么统一的朝鲜就会成为中国最友好的领邦。即使暂时无法统一，中国促动北朝鲜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对全世界友好的表示，对于中国利益更大。
总之，在提倡以德治国的今天，我们也需要考虑道德立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