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妇孺皆知的笑话：从前，有个爱拍马屁的人，皇帝、百官都被他拍得团团转。阎王听说后，派小鬼把他捉拿到阎王殿，准备判他下油锅。这人两眼骨碌碌一转，马上“扑通”一声跪下，说：“阎王老爷，不是小人愿意低三下四，而是那些人喜欢让我吹捧、奉承。如果他们都能像您一样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么我再怎样拍马，也没有用处啊！”阎王听了这话句句入耳，就判他无罪，仍派小鬼送他回了人间。
瞧，从有罪到无罪，逃掉“下油锅”之刑，靠什么？拍马屁！“拍马屁”又叫“媚人”，它能使被拍者如饮醇酒、四体通泰，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施拍者的圈套，可见拍马屁之功效。“拍马屁”、“媚人”这名称，听起来多少有点不雅，所以文雅之士将它换了一个名号，称为“戴高帽”。明清笑话集《高帽子》中有一个有趣的笑话：“世俗谓媚人为顶高帽子。当有门生两人初放外任，同谒老师者。老师谓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顶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师之言不谬，今之世不喜高帽子如老师者，有几人哉？’老师大喜。即出，顾同谒者曰：‘高帽子已送去一顶矣。’”
“拍马屁”、“戴高帽”，这名号虽然直观，通俗易懂，但有不足之处，它没有揭示出其本身的危害性。所以，现在有人将“拍马屁”、“戴高帽”之类，叫做“精神贿赂”。这个叫法好，揭示出了“拍马屁”、“戴高帽”的本质，使人一下子想到行贿受贿，警醒其危害性丝毫不逊于物质贿赂。
笔者认为，“拍马屁”、“戴高帽”、“精神贿赂”的本质，就是采取非物质贿赂的不正当手段，以“精神”为“礼品”，去打动行贿对象，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有些人善于对领导干部搞精神贿赂，可谓用心良苦。原河南省卢氏县一县委书记的继父去世，手下的几名乡官不惜跑数百里，到他的老家去奔丧，他们披麻戴孝跪在灵堂前，痛哭流涕，比死了亲娘老子还要伤心，众人怎么劝也劝阻不住，后来还是该书记亲自出面，说声“行啦！行啦！知道啦！”，这才打住；后来这几位乡官分别被任命为县建委主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常务副县长。卢氏县的乡官把“孝子”的角色扮演得如此投入，用实际行动向该书记表“忠心”，是种献媚手段，即“精神贿赂”——哭灵哭出了该书记的信任，也哭来了一顶顶乌纱帽。如果说这些献媚还比较传统的话，那么当前树碑立传、文过饰非的媚技则是今人的独创。山西省浮山县官员为吹捧一位亲临基层植树的副省长，居然立了一块碑，碑上赫然刻着“省长植树碑”几个大字。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心想把自己包装成开拓进取、年轻有为的干部，于是，立刻就有人替他写文章，谈中青年干部人生观、荣辱观、城市战略新思考等。马向东本是个大贪官，搞“精神贿赂”的人却不管，使出吃奶的劲儿也要把马向东包装成“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当然，其背后的个人目的是可想而知的。
“千多万多，马屁不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从古至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剧延续了几千年，“精神贿赂”的危害性是巨大的。精神贿赂异于物质贿赂，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极不易让人察觉。从法律层面上看，“精神贿赂”构不上犯罪，但从本质上而言，它却是人们思想的大敌，行为的祸根。一些头脑不太清醒、意志不坚定的领导，很有可能在“拍马屁”、“戴高帽”、“精神贿赂”中，不知不觉地失守思想道德防线，一步步走向堕落，而搞“精神贿赂”之流往往中饱私囊，官运亨通。因此，我们务必提高警惕，慎防“精神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