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打开电视或上网看新闻，常看到：“航班延误游客围攻机场工作人员”“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社会时常显出浓重的戾气。我们不能只简单谴责这一戾气横生的现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此刻，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戾气的根源在哪里。
我觉得三个因素可以涵盖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
第一个，来自不信任。现在中国庞大的信任危机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飞机飞不了，如果说是空管原因或是天气原因，可能没有乘客会相信。他拿起电话一打，一听说北京天气好着呢，就急了，说北京天气好着呢，你怎么撒谎？我无意替中国的航空公司解释，的确，它的服务有时会让我非常难以忍受。但是我仍要替它申述一点，中国的空中空间给民航的比例只有17%，剩下的全被拿走了。民航也有它非常委屈的一面，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撒谎。撒谎，公众不信任，所以就会焦虑，如果要信任的话就会心平气和得多。
第二个，我觉得来自中国人的“怕吃亏”。人太多了，所以都怕吃亏。我买了票你不让我走，那我不冤死了。
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尤其是旅游。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从来不习惯那种直奔目的地的旅游。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98%～99%的游客，甚至100%的游客，一到鼓浪屿就会直奔日光岩，到了那儿，爬几步照完相转身就走。而我离开日光岩不到100米，走进鼓浪屿的巷子里，突然看到另一个鼓浪屿，最美的鼓浪屿在巷子里。其实很多风景都在意外当中，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他跟了一个中国的旅游团，八天十国旅游。八天十国旅游，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还有世界公园，一个公园里边有50多个国家的典型建筑，一天就能游完。我们太想直奔目的地了。
这就是过去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但是要忍受它是一个过程，慢慢地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这种节奏。机场上安静的人会多起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一听“延误”，心平气和地转身拿出一本书。有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还会“感谢”，幸亏今天飞机晚点了，我能把这本书认真地读完了。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是这种心态就会好得多。
别去信那些没用的
一个人要想成功有三个层面，一个要立言，一个要立功，一个要立德。冯友兰先生曾说，立言和立功都有成本，立言需要天才，立功也就是事业有成，需要机缘。他说只有立德是最高境界，但是成本最低，可是最难，需要你每天坚持。我觉得幸福也要回到这三个词上，我还是愿意强调精神的作用，因为这个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物质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情感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但是只有精神需要你自己很强大，有一个强大的心脏。
举龙永图先生的一个例子，我很少讲这个例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还是副部长，有一次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也正处在最艰难焦虑的时期。因为是我们内部会议，当时他脱口而出：“我要是为了当官，你见过有这么当官的吗？”这一句话透露了什么呢？他的精神支柱高于官位，或者说跟官位没有关系。就像他有一次在日内瓦即将上电梯时跟我讲的：“你知道为什么要复关吗？中国不能走回头路啊。”这是他超越于官位的巨大的精神支撑，让他那么多年来都葆有一种很亢奋的动力。
对我来说也如此。我不想去讲述我每天做新闻时所遭遇的很多东西，但是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还在做？我说起码因为我还在相信，相信新闻有助于这个时代变得更好。我愿意信，新闻是我的某种信仰，对未来的好奇是我的信仰。
新闻永远跟其他职业不太一样。论工资收入，全世界媒体行业的收入都中等偏下。因此，从养家糊口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好职业。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呢？因为除了工资收入，还会有一些情感和精神的收入，有一种改变的欲望和推进改变之后的小小的、卑微的成就感。当然，现在很多有关系的人都去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都去考国家公务员了。
我每年夏天都会回老家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几天不关注新闻。那儿的人也不太关注新闻，生活很好，幸福指数很高。你无力时，要知道有的人可能更无力，怎么去让那些更无力的人有力，哪怕多点希望。作为职业，这是使命。
因此，做新闻的人，不能人家失望你也失望。那么希望在哪儿？要一点点地推动改变，让人看到一种希望。我觉得，希望才能支撑人们幸福指数高一点，往前走。
如果有一天这些信仰不在了，崩盘了，我就不会再干了，但是支撑我的是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忍受日常的悲伤、挫折、打击。因此，每一个人，不管穷还是富，不管年轻还是已经衰老，都要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支柱，它是最廉价的，但也是最有用的。
内心的平静有时要靠精神去获得，这个不是阿Q精神，不是安眠药，你去美国、去德国都需要。德国还有很多具有信仰的流浪汉，他认为人就应该这么活着，我不浪费世界，但是我很幸福，这也是一种信仰。更何况当你有了精神支柱，有可能反过来物质的获得、情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象得要快一点，所以我还是愿意回到最廉价的更公平的能够获得的资源——精神。我们每个人最后恐怕都是靠精神活着的。
我跟大学生沟通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现在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富二代”、拼爹、托关系送礼去打造自己的前程、看相貌等。我就问他，拼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开个玩笑，我也曾经拥有一次当“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离苏联最近。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
我总跟大学生们说这句话：“去相信那些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别去信那些没用的。”说我自己的故事，是要让大家相信，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要变更强，你一定会成为强者。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现实中有另外的例子，可是你还得鼓励年轻人，去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
我也愿意相信社会是奔这个方向走，我还是愿意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所有的不满意不是过去糟糕的结论，而是未来更好的开始。因此我们今天对幸福的追问、对公平的追问、对民主的追问是新的好的开始，而不是过去糟糕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不信了，社会就会按照另一个逻辑走。因此，我们还是要乐观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相信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因为你的相信就是推动力。我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两次说过这样的话：“当你把对方当朋友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朋友。当你把他当敌人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敌人。”一个时代也如此。
无信仰，不幸福
每个人的幸福和焦虑与大环境有关，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了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了染色馒头的人，兴高采烈地出来去给孩子买奶粉，结果里头有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在害别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去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我想有三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公平、民主和信仰（或者叫希望）。
第一，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我可以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不公平就会有愤怒就会有焦虑，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来说，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富二代”。当所有的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时候，财富就没那么重要了。要知道真正敢抛弃财富的人一定是富裕的人。就像大画家董寿平，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大画家，是因为他们家太富了，他就喜欢画画，把财产全扔了，一心画画成了大家。如果他家庭不富裕他能扔掉财富吗？他会成为大画家吗？当中国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时候，生活会静下来，这需要公平，规则的公平，各方面的公平。
第二，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让全社会的信任建立起来，因为我参与其中了，就像陪审团。中国现在也慢慢开始让民众的意见参与进来，你参与其中了，最后你才会拥有更大的信任感。大家别把“民主”当成敏感词，十七大报告里头两个章节都在大谈民主。
最后一个，就是信仰（或者叫希望）。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
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焦虑痛苦，来自我们的确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只有1亿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剩下的都是临时抱佛脚。中国人进庙里或者到观里头目的非常明确。什么事？没孩子，那去找观音。什么事？病了，进药王殿。什么事？缺钱，拜财神爷。指向特别明确。另外，中国还发明了“许愿”和“还愿”这一说，全是临时的，千百年来就这样。
当然，必须强调，在中国，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我们内心要建立一种信仰，就是要有敬畏。改革开放30年，欲望面前，信仰的核心是敬畏。敬畏是两个词，尊敬什么，畏惧什么。因此，我一直把它比喻成一条大河两边的河堤，这边是敬，那边是畏，河的堤坝足够高，不管河流怎么波涛汹涌，都不会泛滥成灾。但问题是，这100多年信仰的崩塌，敬畏的河堤不在了，或者变低了，因此欲望的河流奔腾泛滥，带来无数灾祸。
人一定是活在希望之中，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不会那么焦虑。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命题。
中国改革头20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20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挑战来了，一个13亿的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几千年走过来，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种杂糅了的中国文化里，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节俭，还有敬畏天地。
但过去我们有的一些信仰，几千年来对中国人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被彻底毁掉了。中国传统信仰是八个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八个字是根基，可现在信的人也不多，如果还有人信，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也不至于那么严重。不信这八个字，是一个根源。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提出“信仰危机”，那时候提的“信仰危机”跟现在我说的寻找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信仰危机”指的是对内心的挑战，而现在我们真的要寻找属于中国人的信仰，它是什么？它不一定是宗教，但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
也有人质疑说，现实中有很多的问题与障碍，可一下子把未来与目标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心灵与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对现实难题的一种无能并无奈的溃败？我想并非如此，正是因为这些难题，我们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坚的武器，更何况，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打算往哪儿走。
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路。富裕之后，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你总该信一些什么，比如真诚，比如友情，比如适可而止，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自己安宁，也让周围的人被感染，没信仰恐怕就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