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牟书会
我是在抗美援朝的隆隆炮火声中来到这个世界的。
听老母亲讲，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月亮刚刚升起，在三间土房的东间，生下了一个非常瘦小的婴儿，那便是我。
孩提时代是很难有自主意识的，更不用说襟褓中的记忆了。
印象中的土坯房是西房，北房由爷爷奶奶住着。西屋很小，南北不足9米，进深不足3米，土炕是靠南山垒成的，由于多年烟熏火燎，墙壁上都熏成了黑色，灶台上方的苇箔上经常有烟油子落下来，特别是熟饭后掀锅盖的时侯，说不定一块油泥灰便掉进了锅里。
尽管家里穷，孩提时代还是很欢乐的。三爷爷门前有一块场园，每到春天人们为了换炕、泥房、修房，拉来了很多土，堆的像小山一样。我们几个小朋友们就在这土堆上玩“中国美国”的 游戏 ，谁占领了山头（土堆高顶）谁就胜利了。小朋友们时常拿一根竹竿或秫秸当枪，做冲锋的样子，回想起来可能是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影响吧。
记的有一年冬天，我和小伙伴们在门前的老湾的冰上抽丢丢，不小心掉在了冰水里。很快就下沉了，书杰哥、金秀大叔弄来一块木板踩着，把我拽了上来。我的棉裤棉袄都湿透了，要不是有大人看见，恐怕小命都难保。他俩把我抱回家，母亲生上火，给我烤衣服，我光着屁股围在炕上。因没有第二套棉衣，只好等到烤干后再穿这一身，这是我第一次有生命危险的经历。
约五六岁时，一天下午，弟弟拿了一块饼子，大约有鸡蛋大小，一不小心饼子掉在了门前的水缸里，门前的水缸周围用麦秸和秫秸围着（怕冬天把缸冻坏）。我一看便用勺子给弟弟捞掉进缸里的饼子。由于水深，水缸周围又用秫秸和柴草围着，加之年龄小，够不着落在缸底的饼子，我刚用力往深处捞，整个身子便倒栽了下去。这时母亲正在北屋织布，可能是母亲的本能或灵感的应验吧。听到响声，她立即离开织布机，一看是我掉到了水缸里，便抓着我的双腿提了上来，我能有今天真可谓伟大母爱的造化。
说到童年，不得不说一下记忆中的家。
小时侯的老房子是西屋，门前南侧角门两旁各有一棵槐树，长的很高。靠近西屋南间窗台前国槐树下，父母把收获的花生放在那里，用箔围着。饿的时侯我经常用小手抠几粒花生吃，一旦把苇箔抠出小洞，被父亲发现，他就搬一下秫秸箔子，唯恐再掰开偷吃。
由于日子穷，至今也无法回忆起有什么象样的家具，唯一的是一件大立柜，至今还用着。它究竟是母亲的嫁妆，还是老伙里分的，我也说不清楚。记忆中用的勺子也不是铁的铜的，而是木头的，叫马勺——头像马头，把像马尾。还有一把竹子皮做的暖瓶，其它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夏天蚊子多，屋里热，经常在北屋房上睡，没有蚊帐，咬的实在受不了，就用蒿子点火驱蚊；冬天没有柴火烧炕，就打火簸箕，用很少的软柴禾在炕前点着，用簸箕把热气扇进被窝内，借着热气迅速钻进被窝，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穷创造吧。
过年对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欢乐的。每到腊月二十、二十五“花花街”年集，我就和哥哥一起去支案子，为卖年货的提供服务。特别是给卖花椒、大料、鞭炮的商户提供服务，有的时侯人家不用就白支了；如果用了就给我们一挂炮仗或一、二角钱。
点炮仗是小时侯的一大乐趣。因为穷，买不起炮仗，就把编织的整挂炮仗裁开，一个一个的燃放，从来舍不得整挂燃放。
大年三十下午，太阳西下之前开始请爷爷奶奶，我们点着香到坟茔的路上烧纸点炮仗，然后领“爷爷奶奶”回家过年，到家后挂上家谱，烧纸、燃香、嗑头，摆上供品就各自回家了。
晚饭吃过后，人们在各自门前点火照庭，用干谷草伫立在门前，点着后全家围着烤火。大人讲烤手手不冻，烤脚脚不裂，还说谷草向哪个方向倒，那个方向的年景收成好。
说到年夜饭简直不可思议。母亲用地瓜面和好面团，再用白面包上皮；包饺子，白菜馅很少吃到，更多的是胡萝卜馅，三十早上仍是粗粮，喝胡萝卜黏粥。
穷也是欢乐的。每到大年的晚上，我经常拿一盏小提灯，到处玩耍（平常为了省油从不让点提灯）。有时在天井里埋上一根杆子，杆子头上绑一铁环，再弄把松柏枝绑在杆顶，把小提灯用绳子拉上去照庭，可谓高灯下亮吧。
每次打开记忆的闸门，孩提时的往事就象演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儿时的朋友远去的很多，有的真的永别了，但经历的那些事却永远铭记在心头。我有一个叔叔叫坏子，大名叫金亮，小时侯常常跟他玩，那时穷，坏子叔偷了好吃的就分给我点。有一次在杨柳寺集上，坏子叔还请我吃了一顿面条。
回忆挨饿时的面条，简直是皇帝的山珍海味。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小学毕业考上了中学。
农历八月十四 ，父母亲为我准备了学费、被褥和学习用品，我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上了学。
说到上中学的学费，至今难以忘怀。一九六四年，生活仍很困难，常常是粮食接不上吃，春天粮荒现象时常出现，干粮以三合面（玉米面、地瓜面和少量面粉）为主，一家人生活上仅能吃饱肚子，入学的学费成了家庭的一大难事。学校让交八块四毛钱，学费1.7元，书费3.4元，住宿杂费3. 3元，往哪里去弄钱呢？
父亲到处借也没有借着。记的那天晚上父亲很忧愁，在昏暗的灯光下抽烟，母亲在一旁为我缝衣服，为明天上学做准备。我在一旁观察父母亲的表情，父亲仍吧嗒吧嗒托着烟袋抽烟。忽然，母亲眉宇间舒展了，像是微微笑了一下，我问父亲学费够吗？父亲仍不语，遂之便出门而去。我又问母亲，母亲说：“咱有五块银元，留下一块，其它你拿去上学吧”。第二天，我便拿着父亲东拼西凑的几元钱和四块银元去了学校。学校总务处不收银元，让我去银行兑换，在辛店银行将银元换成现金，那时一块银元换一块线，和父亲借的钱交上了学费。
母亲早已离去，想起上中学交学费这件事，母亲作为嫁妆的四块银元，像巨大的磁石一样吸贴在我的心房。实在没有办法啊！但凡有一点办法，母亲也不会把随嫁的信物拿出来，这可算是撕心裂肺的代价了。
每当回忆起四块银元上中学之事，我心中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忘怀的感情。母亲啊，你永远看不见你那心爱的嫁妆了。儿子如今爱好古玩，也收藏有几块银元，但无论价值多高，也高不过情深似海的伟大母爱。
1969年，公社麦后组织劳力上大河，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青壮年劳力都有治河的任务。
那年我刚好满18岁，初中毕业下学不久在家务农，是一名名附其实的社员，队长安排我上河，我接受了任务。
麦后不久，全队十几个劳力来到赵王河工地，住在李太丰村。那时刚毕业不久，修大河从来未干过，工地上有三大项任务：推车、发锨、拉钩，哪一样也不轻。记的那年五、六队合作，五队有一个村民看到我是刚下学的学生干不了，就讽刺我是个大肚汉，能吃不能干。我当时很虚荣，不愿面对现实，一气之下回了家。哥哥得知后说：“你别去了，我替你去挖河”。
哥上了工地，我留在家里。兄长可是干活的好手，脱坯、打墙、推车样样都行。他来到工地便和那位村民展开了较量，推大车不用绊，发大锨一人供一辆车，上坡不用拉钩，小跑小踮，最后比的那个村民服了气。回想起来那个村民其实也真是闹着玩说笑话，自己没有挖河筑堤的强劳动锻练，刚下学不久，能吃不能干完全是真实写照。
那次修河夏季施工，期间下了大雨，施工停止，干了十一天就回来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修河，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修河， 20年后的上大河，我成了施工组织者，以不同的方式完成治河任务。
那位和我说笑话的村民早已离世，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他，他是一位忠诚老实能干的好社员。
1972年1月，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每月挣四元钱。因生活所迫，白天教书，放学后还得去地里拔草拾柴禾，教书以外的拔草拾柴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没柴禾做不成饭，吃烧都很困难。
民办教师那几年，结婚不久，刚分家过日子，生活苦，老伙里穷，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只分了一大筐地瓜干，二十斤麦子。好心的爷爷给了几十斤谷子。鉴于困苦的原因，我还拔草喂羊，卖点钱好打油盐酱醋。
我从1972年1月至1975年9月，先后任教不足四年，至于教书，更是艰难，因动乱，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到处充斥着要 社会 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宣扬读书无用。1974年，电影《决裂》全国放映，学生们学黄帅，学张铁生，考试交白卷。记的我任四年级语文，水务学校四年级正赶上学黄帅，无论怎样口干舌燥地教，学生就是不学，常常讲着讲着学生跑没了，只剩下老实巴交的几个女生。有的去野外偷瓜，有的捉迷藏、挖地道，就是不学习。现在看24名学生，基本上学无成就，没有考上大学的，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受害者与牺牲品。
学生受“交白卷也能上大学，读书无用论”的影响非常之深，只玩不学，胡打乱闹，为了拢住学生在课堂上上好课，我就给学生讲战斗故事。至今有的学生还念起，书会老师一上课就是话说李向阳（《平原游击队》主人公）。回忆起来不是哪个人造成的， 社会 原因吧。
牟书会，男，1951年6月出生，汉族，中***党员，山东省平原县王风楼镇水务村人。历任民办教师、公社文化站站长、乡政府副乡长、乡镇党委委员、副书记、乡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平原县信访局主任科员等职，多次被评为，市、县先进个人、优秀***产党员、人民好公仆。兼任平原县 历史 文化研究会研究员、平原县中小学生素质教育顾问、政协德州市委员会文史专员、中华牟氏文化研究会会员。先后在《农民日报》、《联合报》、《德州日报》、《长河晨刊》、《德州晚报》、《德州电视报》等多家报社及网站发表文章近百篇，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其文化成果，撰写的文章曾被多部著述、期刊选用刊登。
壹点号玉河微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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