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提到梵高，几乎都会认为：“他就是个精神病人”。老王先生一定要说了，如果你一直带着这副“有色眼镜”来读他的故事，那你可能永远也读不懂他，更别提他的艺术了。首先，很多“疯子”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疯”，早年他们可能都是正常人；其次是所有的“发疯”都是有原因的，它与周遭的生存环境以及自己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其实我更倾向认为，早年的文森特就是一个正常人，只不过带着一些诸如孤僻、固执、狂热等特点的性格缺陷，也许你还会发现，某些时刻，你像极了他。现在，让我们放下一些成见，出发吧。 1851年5月，一个晴朗的午后，在荷兰海牙的教堂， 安娜·卡本特斯 与牧师 提奥·多洛斯·梵高 举行了婚礼。海牙是荷兰皇室所在地，每逢5月，繁花漫无边际地开在路边、公园和池塘，空气清香而温暖，俨然一座伊甸园。尽管窗外如诗如画，室内高贵典雅，但是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新娘的脸上似乎带着一丝愁绪。因为她深知，好景不会长久的。 卡本特斯家族命途多舛，历经了战争、洪水、大火、瘟疫等灾难。早年的安娜，像她的父辈们那样，也体验到了命运赠与她的诸多苦难：哥哥一辈子没走寻常路，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姐姐患有癫痫，备受冷落，一生未嫁；甚至是事业有成的父亲，因为感染上瘟疫，53岁就此病殁。亲历如此不幸，安娜很早就产生了晦暗的人生观，她总感觉幸福岌岌可危，对未来充满恐惧，对人生充满宿命感。 仪式过后，离开繁华、精致的海牙，新婚夫妇动身回到荒凉的津德尔特，这里是牧师多洛斯的家乡。多洛斯的家被称作牧师公馆，坐落于在津德尔特最繁华的街道。两年后，文森特·梵高出生。随后，安娜又连续生了六个孩子。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安娜把精力一心一意铺在家庭上，并且，将自己狭隘、保守的价值观烙在了孩子们的身上。她认为家庭快乐是所有快乐的根本，不遗余力地述说血浓于水，离别之苦。梵高家族成员之间信件来往相当频繁，很大程度是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影响。 尽管我们说津德尔特荒凉，但是在这里，梵高家族还是继承了来自海牙的“高贵”：每天，一家人会绕小镇漫步一小时，沿途有花园、田野、也有尘土飞扬的街景。安娜打理着一个花园，每到春天，家庭的活动中心就转到了花园，安娜在遮阳蓬下读书、孩子们在庄稼丛中嬉戏。晚餐后，大家会围坐在火炉旁，父亲多洛斯会给他们教授家国历史，一起追忆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夜晚，朗读便会开始，或者是父母给孩子们读，或者孩子们给父母读，受推崇的除了《圣经》，还有欧洲浪漫主义作品、伤感小说、安徒生童话等。圣诞节，是家族最为重要的节日，一家人团聚，圣诞老人会上门分发糖果、礼物，牧师公馆会萦绕着圣诞颂歌，安娜会与孩子们一起点缀圣诞树，大家欢声笑语，好不温馨。 牧师夫妇在津德尔特小小的精英圈子中声望颇高，为了维系好名声，安娜让孩子们衣着得体，禁止他们与“下层阶级”往来。 如果你路过津德尔特的牧师公馆，也许你会发现阁楼的窗口有一颗脑袋探出来，眼睛在望向市集，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这个小家伙就是我们的文森特。他披着一头红发，雀斑密密麻麻地布在脸上，一双小眼睛泛着蓝色。如果你造访牧师公馆，小家伙会逃离开客厅，回到阁楼上，孤单地做着自己的事。你会像别人一样，感叹道：“哦，那是个怪男孩”。 文森特性格暴躁、叛逆、不善交际。他不时大发脾气，搅得家里不得安宁，有一次，祖母忍无可忍，给了他一耳光，要撵他出门；他常常与别人作对，母亲一次称赞了他捏的泥像，转过身来，他就将它砸个粉碎，因为他觉得母亲的夸赞过了头。“他老是故意添乱，真让我们伤透脑筋”，父亲抱怨道。渐渐地，文森特与家人产生了距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开始想着逃离。 自然在召唤着他，他开始四处游荡，穿过谷仓、越过山谷、跨过溪流，走到遥远的荒野的尽头。他时常驻足于石楠丛中、布满金雀花的沼泽边、长满灯心草的湿地。就是在这些行至旷野的远足中，文森特发现了荷兰独特的天空与光线：那海洋水汽与变幻云朵的奇异组合令很多艺术家沉醉不已。文森特细心地凝视着荒野上的生命：一朵花的盛开，一只虫的生产，一只鸟儿的筑巢。麻雀从教堂顶部飞过，落脚在黑麦掩映的巢穴里，他一路紧跟着，穿过高高的麦田，不折断一根麦秆。为了弥补巨大的空虚，文森特喜欢上了收藏。他会搜集生长在溪边和草地上的野花，他会用一些针对候鸟的知识来搜集鸟蛋，他甚至会把从野外带回来的甲虫装到瓶子里带回家，吓唬弟弟妹妹。这些早年与自然作伴的经历锻炼出他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并会在之后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艺术。 文森特的童年是孤独的，陪伴他的，是津德尔特的荒野。 七岁的时候，父母将文森特送往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小学，他们有理由认为文森特会成为一名好学生，因为文森特不仅聪明，而且准备得还算充分。但是文森特的顽皮冲撞了校长，结果常常被揍得不轻。于是，他开始逃学。父母花尽心思挽救文森特岌岌可危的学业，但均以失败告终。两年后，文森特被勒令退学。父母将责任归咎于学校，他们认为是那些乡下孩子带坏了他。 接下来的三年里，父母尝试在家教育文森特，他们高价聘请了一名家庭教师。课程由父亲多洛斯亲自设计，每天，文森特都会被教学一些宗教诗歌，那是父亲的最爱。但是文森特对此毫无兴趣，尽管多洛斯十分耐心，还是对付不了这个难以管教的孩子，之后，文森特被送往寄宿学校。 这是一家贵族学校，学生都是省内有名高官、乡绅、富商的子女，师资力量相当优渥。作为一名神职人员，父亲显然是享受了特殊待遇，否则文森特的学费对这个并不富裕的大家庭来说显然是沉重的负担。但是文森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的内心填满了孤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文森特的孤独越发强烈。作为那个新来的、带着乡村口音、脾气暴躁、行为诡异的红发佬，小文森特受到了其它同学的孤立。沉闷、敏感的性格，让他在青春期的忧伤里越陷越深。许多年之后，文森特呆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里写到：“我感到格格不入，就好像回到了12岁那年在寄宿学校的日子”。 之后，父母将文森特转到另一所寄宿学校，但对于文森特而言，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还是在延续他的流放。1868年3月，学期结束的两个月前，文森特离开了学校，他是经历了漫长的行走之后回去的，并没有搭乘火车。 这是一次自我惩罚式的出走，但不管如何，他回家了。 文森特的出走，成为梵高家的一个笑话。父母们十分头疼这个孩子的安置。不过，机会还是来了。就在几个月前，文森特的伯伯，父亲多洛斯的哥哥，森特拿到了国家最高荣誉奖——橡树桂冠骑士。森特伯伯早年下海经商，从事艺术品交易行业，赚得盆满钵满，并成为当时欧洲非常有名的国际画廊——古庇尔公司的合伙人。森特伯伯的事业有成让父母对文森特有所期待，再加上森特膝下无子，他们觉得文森特如果能抓住机会，可能会成为森特事业的继承人。于是，文森特被送往海牙，成为古庇尔公司的一名职员。 在海牙，文森特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似乎想要为自己的过去赎罪，表现得十分努力。他换上了年轻绅士的行头，不再是一个人出没于荒野，与花草飞鸟作伴，而是学着当时时髦的年轻人，在席凡宁根的海滩度过周末。文森特的直接上级叫泰斯提格，他年轻有为，24岁就晋升为古庇尔公司海牙总部的经理。泰斯提格对文森特也关爱有加，多次请他到自己家做客。文森特以泰斯提格为榜样，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扑到了工作上。他在大量的库存中找到客户需要的艺术品，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叠起来，打包邮寄出去，偶尔他还会去码头，帮忙将这些艺术品装箱上船。 也就是在这里，文森特开始对艺术产生了狂热的兴趣。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荷兰及各地的艺术书籍；他常常去参观莫里斯皇家美术馆，在满墙的黄金时代的画作中，有维梅尔的《台夫特风景》和伦勃朗的《解剖课》，他满怀朝圣的心情，去阿姆斯特丹瞻仰哈尔斯的《快乐的酒徒》和伦勃朗的《夜巡》，去布鲁塞尔一睹佛兰芒“原始人”的珍品，去安特卫普看鲁本斯。由于受到巴比松画派的影响，一群荷兰的青年艺术家，在海牙掀起了一场艺术革命，他们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荷兰的风俗和风景，这就是“海牙画派”，他们将荷兰艺术从黄金时代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文森特早早就见到了这些名噪一时的青年画家。1871年，一位名叫莫奈的法国画家出现在了荷兰，不过，他们未曾谋面。 似乎光景如此美好，但是在十多年后，文森特将自己在海牙的那段岁月视为“痛苦的日子”。因为他与森特伯伯的那层关系、以及文森特带刺、孤僻的性格，后来，文森特被其它员工排挤。1870年，森特重病，海牙的画廊大权落在了泰斯提格身上。这个文森特的直接上司，曾经的朋友，对文森特的态度180度大转变，这让文森特痛苦不堪。 不久之后，文森特开始经常出没于妓院。对于那些“落入风尘”的女子，文森特始终有一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感觉，他迫切地渴望与她们交流。不幸的是，这种事被传遍到整个梵高家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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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自史蒂文·奈非、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梵高传》，更多详情请支持原书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