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葛剑雄在内的专家俱认为宜创新体裁。何况国内的研究专著，已不再泥於纪传体，改而重专题分析。
《仓修良探方志》中，现代人修地方志，虽有古志之特点，但体裁之创新层出不穷，非可以古体相拘也。
国内的论文专著俱为专题研究，兄必也知之，毋庸多言；
可引几则材料：
葛剑雄《“正史”可修，非创新不可》：
纪传体当然可以沿用，但也应吸收其他体裁的优点。如一些重大事件就很难在本纪和列传中得到完整系统的叙述，未尝不可用纪事本末的形式。又如对少数民族的记述，以往的正史中从未予以平等待遇，新修清史就应创造出一种恰当的体裁和方式。再如，以往正史基本都不交代资料的根据和文献出处，按今天的标准，就不能适应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新修时应列出主要的参考文献和注释。外国和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应附注原文或旧译名。引述到的外国文献，都应根据原文重新翻译，而不能沿用原来那些免不了有很大错漏的译文。如果考虑到有不少外文或少数民族文字插入，全书应该采用横排。
清朝后期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技术、新手段，在新修清史中应该得到如实的反映，并充分加以利用。一些人物、器物、事件已留下了照片，在相关的纪、传中就应列入。康熙年间就已在全国进行了地图测绘，晚清时各地纷纷测绘、印制各种地图，与邻国勘定边界时也绘有详细的地图，《地理志》（如果采用的话）和相关的志、传中就应附上必需的地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业交通、邮政电讯、金融等等，都应该得到记载。
但创新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例如这部“正史”究竟应该用文言还是白话，就是一种两难选择。在被引用的原始文献和史料几乎都是以文言写成的情况下，中间夹着一些白话叙述实在有些不伦不类，看起来也很别扭。而且如果完全采用白话，总字数会更加庞大。不过，如果真要用文言文撰写，现有的清史研究者中，恐怕绝大多数人都适应不了。另外，涉及到一些由外国传入、中国原来没有相应文言词汇的事物时，一律要使用文言，又会显得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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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笙
《抛弃“正史”，创新体裁 》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卓越的历史学家，总是努力探索新的历史编纂体裁，以期能更好地反映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因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历史编纂体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纪传体，在叙述史实方面具有很多优点，并有不少伟大作品传世。又由于它是以帝王为中心，因而成为“正史”的典范体裁。但是，纪传体最明显的缺点是，把同一事件分散于纪、传、书（志）等篇之中，有利于叙述个人事迹，不便分析群体和社会。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新史学浪潮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历史编纂体裁，人们称之为章节体。这种新体裁，便于叙述社会变迁的趋势，政治因革的由来，经济发展的脉络，学术文化的演进。这种体裁风行了一个世纪，它的最明显的缺点是没有人物传记。
今天怎样修清史，最重要的是创新。首先是要创新体裁，还要有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在当前学术风气不良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有效措施，防止个人专断，防止学术腐败，防止把好端端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搞成“豆腐渣工程”。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如果产出的却是几千万字的文字垃圾，那么，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苦涩的笑话。
恕我只能用正体字。然其关键之处，实在引文，而非自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