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于1881年，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父亲周伯宜，爷爷周福清。爷爷曾在京当官。鲁迅十岁时周家没落，18岁时鲁迅去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后又去日本留学学医。最后，鲁迅弃医从文。鲁迅决计要用文字喊醒‘喝醉’了的中国人。醉因是孔孟和老庄的文字和思想。鲁迅一生都在中国人的思想上除旧和布新。
回国后，鲁迅在教育部工作。任‘检事’。鲁迅在读容斋随笔时发现，中国是个吃人的民族。1918年，鲁迅首次用笔名‘鲁迅’发表首篇小说狂人日记，被认为是拉开了中国新文化的序幕。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了。至1926年，***发表小说呐喊、彷徨两本20多篇，杂文数本。1927年，经广州、厦门至上海。1936年去世。
从鲁迅的文字上分析，鲁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有伟大的思想。可以使我们的思想走出痛苦的泥沼，知道我们的言、行、思，哪些对、哪些错。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