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十年浩劫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动员和鼓舞科学家投入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热点。
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编辑部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想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人民文学》如能在此时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爱看,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潮。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这两个问题在编辑部展开了讨论。
突然间,我们想起了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提出要见中国的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科院数学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然而同时,也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人们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同志们商议之后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至于作者,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著名作家徐迟。他虽是一位诗人,但写过不少通讯特写,特别是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估计能写得很好。
几天后,徐迟风尘仆仆地从扬子江边带着滚滚的涛声赶来了。我告诉他,已经得到中科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还说他也得到一位老同志的支持。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中顾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
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倍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述说,李尚杰对陈景润也是倍加爱护和支持。这是很难得的。
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旧蓝制服的年轻人。他就是陈景润,一个十分朴素的数学家。
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陈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科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46号张光年同志家,他当时是《人民文学》主编。我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张光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后来他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问世。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经过艰苦的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位置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