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说，商鞅论述的只能是“法律”的重要性，而不可能是“法治”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古代存在儒法之间的所调的“法治”与“人治”之争，但究其根源，其争论的质仅仅是“相对固定的执法模式（法家）”与“相对灵活的执法模式（儒家）”之争。
简单说：法治应当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三个重要环节。立法是基础。而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商鞅时代还是其后至今的其他皇权时代，在立法环节，都属“法自君出”，这是基本的人治。在中国，没有哪一部法律是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制定的。失去了这个最基本的基础，谈什么法治。
法治的基础，是宪政。宪政是什么呢？“伟人”早就说过：“宪政就是民主。”因此，民主也应当是法治的基础。假如没有真正的民主，哪来的法治？真是天大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