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白胡子 花白胡子也是茶馆中的常客，年岁已高却不作老态，喜欢说笑，混得挺熟。
他喜欢见人说好话，喜欢奉承人、讨好别人。看到老栓眼睛围着一圈黑线，他猜想可能生病了，可是当老栓予以否认时，他随即了自己的说法。这一点与驼背五少爷感慨人生已逝的生活态度是不同的。
花白胡子喜欢说吉祥话儿、讨人喜欢，愿意打听新鲜事儿，其猎奇的心理使他不惜降低自己的尊严。他问康大叔的神态是“低声下气”的，而且居然叫他“康大叔”！自己已经胡子花白了，却叫人家“大叔”。正是这种委委琐琐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他这种不求富贵显达、但求苟且偷安以社会逸闻填补残剩余生的人。这是一种闲极无聊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驼背五少爷、乃至其他茶客是一致的。花白胡子等茶客身上的***同之处就是一个“闲”字。“闲”正是鲁迅重点揭示的国民病态生存状态的一种。“闲”才有时间看热闹，看交通肇事，看人们骂架，看杀人，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看什么。鲁迅先生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在大街上吐一口唾沫，然后蹲下看，一会就会有一人围了看，他们却不知道在看什么。“闲”而“安”，“安”而不思变，中国则始终如一潭死水。
花白胡子不是遗老，但恐怕也有些辉煌历史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大可能留得出一把“花白”的漂亮胡子的。至少也是一个子孙满堂的爷爷、祖爷爷。其骨子里封建意识的浓厚是无疑了。也许正因为不是遗老，康大叔就不大看得起他。当花白胡子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时，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回敬了他一句话：“你没有听清我的话”。这实在是冤枉了花白胡子。在这一段对话中，读者都会感到，不是花白胡子没听清，而是康大叔说得不清楚，由此，康大叔之“霸气”和花白胡子之“低气”可见了。
花白胡子自以为见多识广、比别人聪明。在众茶客都不明白夏瑜为什么说阿义可怜时，他首先断定是夏瑜疯了。他自以为比别人聪明，而一个“恍然大悟”明明在告诉读者，其实他比别人更愚昧和麻木。在茶馆的众茶客中，最可悲的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最可笑的就是这个花白胡子了。
更为可悲的是，他的愚昧之举，得到了众茶客的一致认可，使得他们一起堕入麻木愚昧的深渊。推而广之，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不正是利用这种手段，愚弄百姓，使他们成为供统治者享用的人肉盛筵上的一道道大餐吗？。
驼背五少爷
在《药》的茶客中，驼背五少爷最先出场。他既叫五少爷，又能够不为生计操劳，“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足见他是一个大清国的遗老。“少爷”而“蹩”，年龄恐怕不小了吧。既是皇室后裔，脑子里装的当然是皇室的思想，而大清国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他的言行举止都有着日暮穷途、混日子的味道。
他坐在壁角，是不想引起旁人的注意，自己一个人寂然地坐着。但闲着实在无聊，便选择了临街，可以看来往的行人和事故。这更足见他已经是一个把打发时光作为唯一生活内容的都闲人了。
他无所事事，有一点儿活命钱，但不多。恐怕连“炒米粥”也是几日难得一吃的佳肴。没有钱，就没有地位和身份。你看，华老栓夫妇也不很待见他。进茶馆时，他问了两次，都没有人答应他，虽然此时的老栓夫妇忙着烧“药”。他跟行尸走肉差不多了。
“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细细品味这个句子所传达的意味，似乎老栓都不太喜欢他的到来了，然而既然来了，老主顾，不好撵他走，只好应付应付他。
驼背五少爷总是透着遗老的委靡味儿。同样是看到老栓眼眶的黑线，花白胡子的语言是活泼风趣外加讨好的，而他的话（“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却是沉闷压抑，弥漫着哀愁。在茶馆中，他只顾闷头喝茶，或看街景，一般不与人说笑。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居然“忽然高兴起来”，那是在他听了康大叔说夏瑜被红眼睛阿义打了两个嘴巴之后，为什么？因为夏瑜说了一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明显是在骂大清帝国，驼背五少爷当然不愿意听，等于骂他自己。自己的仇人被打了，他当然由衷地高兴。这个描写也可见他的遗老气味的浓重和骨子里抹不去的皇权意识。
茶客的谈论以驼背五少爷的一句“疯了”结束，这个处理有意味。按理，二十多岁的人说完后，接上这个情节，似乎更合常理，即：“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而作者偏偏在此时了一个康大叔。表面上形成了两句人物语言不相关联的情况。
为什么这样处理？一、这是事件发展的自然顺序，确实是康大叔说完后驼背五少爷说的，这样显得更真实。生活场面有时候不讲究逻辑。二、这样处理形象地刻画出了驼背五少爷老气横秋的精神状态。这个“疯了”明显是他的自言自语，是他孤坐在茶馆一角的自言自语。总而言之，驼背五少爷是万事与我无关的一类人的代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使之染上了委靡颓废的风气。
驼背五少爷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扼杀着其他人的清醒。
二十多岁的人
第三章里还两次写到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第一次，康大叔说到夏瑜劝牢头，第一个反应的就是他：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当众人听明白夏瑜骂阿义可怜时，他又跟着花白胡子省悟：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地说。
夏瑜宣传革命，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是社会麻木的悲哀。而同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应该脱去了少年的幼稚，也没有染上老年的顽固，对世界自然有一份较为清醒的认识，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与科学的思想。可是他也不能理解，快速反映过来，不为别的，只是很气愤。反映越快，就越显示他愚昧。在茶馆这场“聊”中，他最后附和，“也恍然大悟”，说夏瑜是发了疯了，这种终结更是“青年”的悲哀了。
四、丁字街青年喊得昧
这个社会真的“病”得不轻，不只这一个青年如此；华老栓去丁字街头给儿子人血馒头时，不是被清一色的青年人笑话吗？
“哼，老头子。”
“倒高兴……”
“几个从他面前过去了”的人看到华老栓时这么说。“一个还回头看他……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冷清的秋天，大黑早里，到街上来赶闹热的看客，忽然发现杂了一个“老头子”。便觉得稀奇古怪，似乎这“老头子”穷开心，也来凑闹热，似乎这纯粹是“我们”年青人的专利。
这样的青年是如此之多，“一眨眼，已经拥过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三三两两”本不孤零，“合作一堆”更见量大。“一眨眼”可见时间之短暂，“拥过”“潮一般”更见阵势之汹涌。青年的青春热情，如此而已，看看杀人寻热闹。
这些无聊的麻木的看客，曾经强烈地震撼过鲁迅先生的敏感的心灵，先生也不止一次在作品中提到，如“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他们集体愚昧，以至于偶尔有些清醒些的革命先驱者（如夏瑜）的呼唤，仍然不能为他们所理解，所接受。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真的病得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