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话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吧。周文王就是姬昌自己称王，与商王帝辛平起平坐的意思，他之前为西伯，结果称王，这就是摆明要造反。
作为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周方国东西长约70公里，周方国一定是把所有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于民，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随后按照历史记录，对商中央展开了疯狂进攻。想支撑庞大的战争机器，势必就要加强对民众的敛取和控制。如果不见这些敛取，而一味地行仁义——不征关税、不征市场税、少征农业税、免费开放天然动植物园，那他拿什么去打仗呢？收入在减少，天天还在花钱行仁义，最终国库所余将养不起军队了。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塑造出瑞士、瑞典那样的北欧文弱小国，不可能有迅速向外扩张的战斗力。
我觉得周文王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钱）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史书所写的敬老院，这才差不多有可以与商王朝匹敌的兵力。所以，《左传》上那句大肆搜捕逃亡者，恰恰说明了他是把这些税源抓回来服劳役、服兵役、纳粮完税。而且正是因为他的兵役劳役税敛太重，才会产生逃亡。而役税征敛太重，那就不是仁义了。周文王应该不是一个很仁义的人。
但是，到了孟子这些战国学者嘴里，还是硬把周文王的方国描述得一片晴朗，说在周文王的斯文仁义感化下，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犯人们比老百姓更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更搞笑了。这两国人为了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周文王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互相谦让，周国的农夫们都特别礼让，对于有争议的地界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窝靠！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类天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把它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乖顺，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造反，组织起来玩命地去进攻商中央吧。之所以美化周文王的仁爱形象，连死人的白骨都受到他泽被，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这些生活在大周朝的战国学者们要替大周朝说话，故要把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
当然，说战国学者给周政府溜须拍马，也有点冤枉，当时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是满有骨气的。战国学者们非要把周文王说成仁义，还有另外一个隐衷。是这样的，儒家的人喜欢推崇仁政，以孟子为代表。推崇仁政没有错，总比推崇暴政要强。但他们在推崇仁政的时候，为了向君主们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广告说：“行仁义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为了证明这个广告词是对的，他们就举例说：“周文王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这实在是书呆子式的天真，但客观上却对历史起了扭曲虚饰作用，误导了后人。周文王从此在中国史书上，成了一个纯的大善人形象。可是我们觉得，周文王如果真是纯以施仁义为专长，而不加强敛取，不搞点像商鞅那样的“战时法西斯”，譬如禁止人们迁移，搜捕逃亡，那只能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