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衣着华丽的仆人把我接了进去，领到一个豪华房间，里头坐着两位上了岁数的绅士。他们打发走仆人，让我坐下。他们刚刚吃了早餐，看着那些残羹剩饭，我简直透不过气来。有这些吃的东西在场，我无论如何也集中不了精力，可是人家没请我品尝，我也只好尽力忍着。这里刚刚发生过的事，我是过了好多天以后才明白的，不过现在我就马上说给你听。这对老兄弟为一件事已经有两天争得不可开交了，最后他们同意打个赌来分出高低——无论什么事英国人靠打赌都能一了百了。你也许记得，英格兰银行曾经发行过两张一百万英镑的大钞，用于和某国公对公交易之类的特殊目的。不知怎么搞的，这两张大钞只有一张用过后注销了；另一张则一直躺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里睡大觉。且说这两兄弟聊着聊着，忽发奇想：假如一位有头脑、特诚实的外地人落难伦敦，他举目无亲，除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以外一无所有，而且他还没法证明这张大钞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人会有怎样的命运呢？大哥说这人会饿死；弟弟说饿不死。大哥说，别说去银行了，无论去哪儿这人也花不掉那张大钞，因为他会当场被抓住。兄弟两个就这样争执不下，后来弟弟说他愿出两万镑打赌，这人靠百万英镑大钞无论如何也能活三十天，而且进不了监狱。大哥同意打赌，弟弟就到英格兰银行把大钞买了回来。你看，英国男子汉就是这样，魄力十足。然后，他口述一信，叫一个文书用漂亮的楷体字誊清；然后，两兄弟在窗前坐了整整一天，巴望来一个能消受大钞的合适人选。他们检阅着一张张经过窗前的脸。有的虽然老实，却不够聪明；有的够聪明，却不够老实；还有不少又聪明又老实的，可人穷得不彻底；等到个赤贫的。又不是外地人——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就在这时，我来了；他们俩认定我具备所有条件，于是一致选定了我；可我呢，正等着知道叫我进来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开始问一些有关我个人的问题，很快就弄清楚了我的来龙去脉。最后，他们告诉我，我正合他们的心意。我说，我打心眼里高兴，可不知道这心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时，俩人当中的一位交给我一个信封，说打开一看便知。我正要打开，可他又不让；要我带到住处去仔仔细细地看，不要草率从事，也不用慌慌张张。我满腹狐疑，想把话头再往外引一引，可是他们不干。我只好揣着一肚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往外走，他们明摆着是自己逗乐，拿我耍着玩；不过，我还是得顺着他们，这时的处境容不得我对这些阔佬大亨耍脾气。本来，我能把那个梨拣起来，明目张胆地吃进肚子去了，可现在那个梨已经无影无踪；就因为那倒霉的差事，把我的梨弄丢了。想到这里，我对那两个人就气不打一处来。走到看不见那所房子的地方，我打开信封一看，里边装的是钱哪！说真的，这时我对他们可是另眼相看喽！我急不可待地把信和钱往马甲兜里一塞，撒腿就朝最近的小吃店跑。好，这一顿猛吃呀！最后，肚子实在塞不下东西去了，我掏出那张钞票来展开，只扫了一眼，我就差点昏倒。五百万美元！乖乖，我懵了。我盯着那张大钞头晕眼花，想必足足过了一分钟才清醒过来。这时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小吃店老板。他的目光粘在大钞上，像五雷轰顶一般。他正在全心全意地祷告上帝，看来手脚都不能动弹了。我一下子计上心来，做了这时按人之常情应该做的事。我把那张大钞递到他眼前，小心翼翼地说：“请找钱吧。”
恢复了常态，连连道歉说他找不开这张大票，不论我怎么说他也不接。他心里想看，一个劲地打量那张大票；好像怎么看也饱不了眼福，可就是战战兢兢地不敢碰它，就好像凡夫俗子一接那票子上的仙气就会折了寿。我说：“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可这事还得办哪。请您找钱吧，我没带别的票子。”他却说没关系，这点小钱儿何足挂齿，日后再说吧。我说，我一时半会儿不会再到这儿来了；可他说那也不要紧，他可以等着，而且，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点什么就点什么，这账呢，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他说，我只不过因为好逗个乐于，愿意打扮成这样来跟老百姓开个玩笑，他总不至于因此就信不过像我这么有钱的先生吧。这时候又进来了一位顾客，小吃店老板示意我收起那张巨无霸，然后作揖打恭地一直把我送了出来。我径直奔那所宅子去找两兄弟，让他们在警察把我抓起来之前纠正这个错误。尽管这不是我的错，可我还是提心吊胆——说实在的，简直是胆战心惊。我见人见得多了，我明白，要是他们发现把一百万镑的大钞错当一镑给了一个流浪汉，他们决不会怪自己眼神不好，非把那个流浪汉骂个狗血喷头。快走到那宅子的时候，我看到一切如常，断定还没有人发觉这错票的事，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我摁了门铃。原先那个仆人又出来了。我求见那两位先生。“他们走了。”他用这类人那种不可一世的冷冰冰的口气说。“走了？去哪儿了？”
“出远门了。”
“可——上哪儿啦？”
“我想是去欧洲大陆了吧。”“欧洲大陆？”
“没错，先生。”
“怎么走的——走的是哪条路呀？”“我说不上，先生。”
“什么时候回来呢？”
“他们说，得一个月吧。”
“一个月！唉，这可糟了！帮忙想想办法，看怎么能给他们传个话。这事要紧着哪。”一实在办不到。他们上哪儿了我一无所知，先生。”“那，我一定要见这家的其他人。”“其他人也走了；出国好几个月了——我想，是去埃及和印度了吧。”“伙计，出了件大错特错的事。他们不到天黑就会转回来。请你告诉他们我来过，不把这事全办妥，我还会接着来，他们用不着担心。”“只要他们回来我就转告，不过，我想他们不会回来。他们说过，不出一个钟头你就会来打听，我呢，一定要告诉你什么事都没出；等时候一到，他们自然会在这儿候着你。”我只好打住，走开了。搞的什么鬼！我真是摸不着头脑。“等时候一到”他们会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哦，没准那封信上说了。我把刚才忘了的那封信抽出来一看，信上是这样说的：看面相可知，你是个又聪明、又诚实的人。我们猜，你很穷，是个外地人。你会在信封里找到一笔钱。这笔钱借你用三十天，不计利息。期满时来此宅通报。我们在你身上打了一个赌。假如我赢了，你可以在我的职权范围内随意择一职位——也就是说，你能证明自己熟悉和胜任的任何职位均可。没落款，没地址，也没有日期。好嘛，这真是一团乱麻！现在你当然明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谜洞对我来说深不可测、漆黑一团。这出把戏我全然不晓，也不知道对我是福还是祸。我来到一个公园坐下来，想理清头绪，看看我怎么办才好。我经过一个小时的推理，得出了如下结论。那两个人也许对我是好意，也许是歹意；无从推断——这且不去管它。他们是玩把戏，搞阴谋，做实验，还是搞其他勾当，无从推断——且不去管它。他们拿我打了一个赌；赌什么无从推断——也不去管它。这些确定不了的部分清理完毕，其他的事就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可以归为确定无疑之类了。假如我要求英格兰银行把这钞票存入那人名下，银行会照办的，因为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银行却会知道；不过银行会盘问钞票怎么会到了我手里。说真话，他们自然会送我去收容所；说假话，他们就会送我去拘留所。假如我拿这钞票随便到哪儿换钱，或者是靠它去借钱，后果也是一样。无论愿不愿意，我只能背着这个大包袱走来走去，直到那两个人回来。虽然这东西对我毫无用处，形同粪土，可是我却要一边乞讨度日，一边照管它，看护它。就算我想把它给人，也出不了手，因为不管是老实的良民还是剪径的大盗，无论如何都不会收，连碰都不会碰一下。那两兄弟可以高枕无忧了。就算我把他们的钞票丢了，烧了，他们依然平安无事，因为他们能挂失，银行照样让他们分文不缺；与此同时，我倒要受一个月的罪，没薪水，也不分红——除非我能帮着赢了那个赌，谋到那个许给我的职位。我当然愿得到这职位，这种人赏下来的无论什么职位都值得一干。我对那份美差浮想联翩，期望值也开始上升。不用说，薪水决不是个小数目。过一个月就要开始上班，从此我就会万事如意了。转眼间，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这时，我又在大街上逛了起来。看到一家服装店，一股热望涌上我的心头：甩掉这身破衣裳，给自己换一身体面的行头。我能买得起吗？不行；除了那一百万英镑，我在这世上一无所有。于是，我克制住自己，从服装店前走了过去。可是，不一会儿我又转了回来。那诱惑把我折磨得好苦。我在服装店前面来来回回走了足有六趟，以男子汉的气概奋勇抗争着。终于，我投降了；我只有投降。我问他们手头有没有顾客试过的不合身的衣服。我问的伙计没搭理我，只是朝另一个点点头。
我向他点头示意的伙计走过去，那一个也不说话，又朝第三个人点点头，我朝第三个走过去，他说：“这就来。”
我等着。他忙完了手头的事，把我带到后面的一个房间，在一摞退货当中翻了一通，给我挑出一套最寒酸的来。我换上了这套衣服。这衣服不合身，毫无魅力可言，可它总是新的，而我正急着要衣服穿呢；没什么可挑剔的，我迟迟疑疑地说：“要是你们能等两天再结账。就帮了我的忙了。现在我一点零钱都没带。”那店员端出一副刻薄至极的嘴脸说：“哦，您没带零钱？说真的，我想您也没带。我以为像您这样的先生光会带大票子呢。”我火了，说：
“朋友，对外地来的，你们不能总拿衣帽取人哪。这套衣服我买得起，就是不愿让你们找不开一张大票，添麻烦。”他稍稍收敛了一点，可那种口气还是暴露无遗。他说：“我可没成心出口伤人，不过，您要是出难题的话，我告诉您，您一张口就咬定我们找不开您带的什么票子，这可是多管闲事。正相反，我们找得开。”我把那张钞票递给他，说：
“哦，那好；对不起了。”
他笑着接了过去，这是那种无处不在的笑容，笑里有皱，笑里带褶，一圈儿一圈儿的，就像往水池子里面扔了一块砖头；可是，只瞟了一眼钞票，他的笑容就凝固了，脸色大变，就像你在维苏威火山山麓那些平坎上看到的起起伏伏、像虫子爬似的凝固熔岩。我从来没见过谁的笑脸定格成如此这般的永恒状态。这家伙站在那儿捏着钞票，用这副架势定定地瞅。老板过来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神采奕奕地发问：“哎，怎么啦？有什么问题？想要点什么？”我说：“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正等着找钱哪。”“快点，快点；找给他钱，托德；找给他钱。”托德反唇相讥：“找给他钱！说得轻巧，先生，自个儿看看吧，您哪。”那老板看了一眼，低低地吹了一声动听的口哨，一头扎进那摞退货的衣服里乱翻起来。一边翻，一边不停唠叨，好像是自言自语：“把一套拿不出手的衣服卖给一位非同寻常的百万富翁！托德这个傻瓜！——生就的傻瓜。老是这个样子。把一个个百万富翁都气走了，就因为他分不清谁是百万富翁，谁是流浪汉，从来就没分清过。啊，我找的就是这件。先生，请把这些东西脱了，都扔到火里头去。您赏我一个脸，穿上这件衬衫和这身套装；合适，太合适了——简洁、考究、庄重，完全是王公贵族的气派；这是给一位外国亲王定做的——先生可能认识，就是尊敬的哈利法克斯·赫斯庞达尔殿下；他把这套衣眼放在这儿，又做了一套丧眼，因为他母亲快不行了——可后来又没有死。不过这没关系；事情哪能老按咱们——这个，老按他们——嘿！裤子正好，正合您的身，先生；再试试马甲；啊哈，也合适！再穿上外衣——上帝！看看，喏！绝了——真是绝了！我干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哪！”我表示满意。
“您圣明，先生，圣明；我敢说，这套衣裳还能先顶一阵儿。不过，您等着，瞧我们按您自个儿的尺码给您做衣裳。快，托德，拿本子和笔；我说你记。裤长三十二英寸——”如此等等。还没等我插一句嘴，他已经量完了，正在吩咐做晚礼服、晨礼服、衬衫以及各色各样的衣服。我插了一个空子说：“亲爱的先生，我不能定做这些衣服，除非您能不定结账的日子，要不然就得给我换开这张钞票。”“不定日子！这不像话，先生，不像话。是永远——这才像话呢，先生。托德，赶紧把这些衣眼做出来，一刻也别耽搁，送到这位先生的府上去。让那些个不要紧的顾客等着。把这位先生的地址记下来，再——”“我就要搬家了。我什么时候来再留新地址。”“您圣明，先生，您圣明。稍等——我送送您，先生。好——您走好，先生，您走好。”喏，往后的事你心里明白了吧？我顺其自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买完了，吆喝一声“找钱！”不出一个星期，我把所需的各色安享尊荣的行头统统置办齐备，在汉诺威广场一家价格不菲的旅馆安顿下来。我在那儿用晚餐，可早晨还是到哈里斯家的小吃店去吃个便饭，我就是在那儿靠一百万英镑的钞票吃的头一顿饭。是我成全了哈里斯。消息传开了，说马甲口袋里揣着百万大钞的古怪老外是这儿的财神爷。这就够了。这原本是一家穷得叮当响、苦巴苦结勉强糊口的小吃店，现在名声大振、顾客盈门了。哈里斯感激不尽，非要借钱给我，还不许我推辞；于是，我虽然一贫如洗，囊中却并不羞涩，日子过得又阔气，又排场。我心里也在打鼓，想着说不定哪天就会露馅，可是，事已至此也只有一往无前了。你看，这本来纯粹是件胡闹的事，可有了这种危机感，竟显出几分严肃、几分伤感和几分悲哀来。夜幕降临后，这悲哀总是在黑暗中走上前来警告我，威胁我；让我唉声叹气，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然而，一到喜气洋洋的白天，这些悲剧因素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我飘飘然，乐得晕头转向，像喝醉了酒一样。说来也不足为奇；我已经成了这个世界大都会的显赫人物，我的思想何止是一星半点，简直是彻头彻尾地改造了。不管你翻开哪份报纸，无论是英格兰的，苏格兰的，还是爱尔兰的，你总会看到一两条有关“身藏百万英镑者”及其最新言行的消息。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有关我的消息放在杂谈栏的尾巴上；接着我的位置就超过了各位爵士，后来盖过了二等男爵，再往后又凌驾于男爵之上了，如此这般，我的位置越升越高，名气也越来越响，直到无法再高的地方才停了下来。
这时候，我已经居于皇室之下和众公爵之上；虽然比不上全英大主教，但足可俯瞰除他以外的一切神职人员。切记，直到这时，我还算不上有声望；只能说是有了名气。就在这时，高潮突起——就像封侯拜将一般——刹那间，我那过眼烟云似的名气化作了天长地久的金子般的声望：《笨拙》画刊登了我的漫画！是啊，如今我已经功成名就，站稳脚跟了。也许还有人调侃，可都透着尊重，既没出格，也不粗鲁；也许还有人发笑，却没有人嘲笑了。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笨拙》把我画得衣服都开了线，正跟一个伦敦塔的卫兵讨价还价。喏，你可以想见一个向来默默无闻的小伙子，突然间，他的每一句只言片语都会到处传扬；随便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相互转告：“那个走路的，就是他！”吃早饭一直有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在包厢一露面，成百上千的望远镜都齐刷刷地瞄了过去。嘿，我一天到晚出尽了风头——也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吧。你看，我还留着那套破衣服呢，时不时地穿出去，为的是品味一下从前那种乐趣：先买点儿小东西，接着受一肚子气，最后用那张百万大钞把势力眼毙掉。可是，我的这种乐趣维持不下去了。画刊上把我的那套行头弄得尽人皆知，只要我穿着它一上街，就有一大群人跟在屁股后面；我刚想买东西，还没来得及拽出那张百万大钞，老板就已经要把整个铺子都赊给我了。出了名以后的大约十天左右，我去拜会美国公使，想为祖国效一点儿犬马之劳。他用对我这种身份的人恰如其分的热情接待了我，批评我为祖国效力栅栅来迟。公使说当天晚上他正要宴客，刚好有一位嘉宾因病缺席，我只有补这位嘉宾的缺，才能获得公使的原谅。我应允之后，就和公使聊天。一说起来，原来他和我爸爸从小同学，后来又在耶鲁大学同窗就读；一直到我爸爸去世，他俩都是贴心朋友。因此，他吩咐我只要得闲，就来他府上走动走动；我当然愿意啦。说真的，岂止愿意，我简直就是高兴。因为假如将来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也许能救我，让我免受灭顶之灾；他究竟怎么救我我不知道，不过他也许能想出办法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不能冒险把自己的底细向他和盘托出；要是在这段伦敦奇遇一开场时就碰上他，我会马上说清楚。不行，现在我不敢说；我陷得太深了，深到不敢对刚结识的朋友说真话；不过，依我自己看来，也还没有深到完全没顶的地步。你知道，这是因为我小心不让全部外债超过我的支付能力——也就是说，不超过我的那份薪水。我当然不知道那份薪水到底有多少，不过有一点我有把握、也可以想见：假如我帮忙把这个赌打赢了，我就能在那位大亨的职权范围里任意选择一个职位，只要我干得了就行——我当然干得了啦；这一点我根本不怀疑。说到他们打的那个赌，我才不操心呢；我想必运气不错。至于薪水，我想年薪总会有六百到一千英镑；即使第一年只拿六百英镑，以后每过一年就要加薪，到我的能力得到证实的时候，薪水总能加到一千英镑了吧。尽管谁都想借给我钱，我却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婉言谢绝了一大部分；这样我欠的债只有借来的三百英镑现款，再加上拖欠的三百英镑生活费和赊的东西。我相信，只要我依旧小心节俭，靠我下一年度的薪水就能补上这一个这剩余日子的亏空，何况我真是格外小心，从不大手大脚。只等这个月到头，我的老板回来，就万事大吉了；那时，我就可以马上用头两年的薪水分头向各位债主还账，也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了。当天的宴会妙不可言，席上一***有十四个人。绍勒迪希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安妮—格蕾丝—爱莲诺—赛来斯特—还有一串什么什么—德—波鸿女士，纽格特伯爵和伯爵夫人，契普赛德子爵，布拉瑟斯凯特爵士和夫人，几对没有头衔的夫妇，公使以及他的夫人和女儿，还有公使女儿的朋友、二十二岁的英国姑娘波蒂娅·朗姆。没出两分钟，我就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我——这一点我不戴眼镜也看得出来。另外还有一位美国客人——我这故事讲得有点儿超前了。这些人正在客厅里等着，一边吊胃口，一边冷眼旁观后到的客人。这时仆人来报：“劳埃德·赫斯廷斯先生到。”老一套的寒暄过后，赫斯廷斯瞧见了我，诚心诚意地伸出手，径直朝我走了过来；手还没握上，他忽然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先生，我还以为咱们认识呢。”“怎么，您当然认识我啦，老朋友。”“不。难道您就是——是——”“腰缠万贯的怪物吗？对，就是我。你别害怕喊我的外号，我听惯了。”“嗨嗨嗨，这可真没想到。有几次我看到你的名字和这个外号放在一块，我从来没想过他们说的那个亨利·亚当斯会是你。怎么？刚刚半年以前，你还在旧金山给布莱克·霍普金斯打工，为了挣点加班费经常开夜车，帮我整理核查古尔德和加利矿业公司的招股文件和统计数字呢。真没想到你会到了伦敦，成了百万富翁、当了名人了！好嘛，这可真是把天方夜谭重演了一遍。伙计，我一下还转不过弯子来，没弄明白；容我点时间来理理脑袋里头这一团乱麻。”“可是明摆着，你比我混得也不赖呀。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好家伙，这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是吧？哎，咱俩上矿工饭馆才不过是三个月以前的事呢——”“不对，是上快活林。”
“没错，是快活林；是过半夜两点钟去的，咱们赶那些增资文件用了六个钟头，然后到那儿去啃了块肉骨头，喝了杯咖啡，那时我想劝你跟我一起来伦敦，还主动要替你去请长假，外带为你出全部路费，只要那笔生意做成了，再给你好处；可是你不听我的，说我成不了，说你的工作断不得，一断，再回去的时候就接不上茬了。可是如今你却到这儿来了。稀奇稀奇！你是怎么来的，你这种不可思议的地位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啊，纯系偶然。说来可就话长了——怎么说来着？简直是一篇传奇。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不过现在不行。”“什么时候？”
“这个月底。”
“那还得半个月呢。对一个好奇的人来说，这胃口吊得可太过分了。就一个星期吧。”“不行。慢慢你就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了。接着说，你的生意怎么样了？”他的精神头马上烟消云散，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可真准，亨利，说得真准。我要不来才好呢。我不想提这件事。”“你不讲可不行。今天咱们走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走，到我那儿去呆一夜，把事情都讲给我听。”“啊，让我说？你这话当真？”“不错，我要从头到尾地听，一个字也别落下。”“太谢谢你啦！我在这儿混到这个地步，不成想又碰到有人用言辞、用眼神关心我、关心我的事了——上帝！就为这个，你该受我一拜！”他用力握住我的手，精神振作起来，此后就心境坦然。高高兴兴地准备参加那场还没开始的宴会了。不成，又出老毛病了——在荒唐、可恨的英国体制下，这种问题总要发生——座次问题解决不了，饭就开不成。英国人出外赴宴的时候，总是先吃了饭再去，因为他们知道风险何在；可是并没有人告诫外来的客人，这些外来客就只有自讨苦吃了。当然，这一次没人吃苦，因为大家都赴过宴，除了赫斯廷斯以外都是老手，而赫斯廷斯自己在接到邀请时也听公使说过：为了尊重英国人的习惯，他根本就没有备正餐。每个人都挽着一位女士，鱼贯进入餐厅，因为通常都是这么干的；然而，争议就此开始了。绍勒迪希公爵想出人头地，要坐首席，他说他的地位高过公使，因为公使只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王朝的代表；可是我坚持自己的权利，不肯让步。在杂谈栏里，我的位置高过皇室成员以外的所有公爵，据此我要求坐那个位子。我们各显神通争执了一番，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他不明智地想炫耀自己的出身和先人，我算清他的王牌是征服者威廉，就拿亚当来对付他，说我是亚当的直系后代，有姓为证；而他只不过是旁支，不光有姓为证，还能从他并非悠久的诺曼人血统看得出来；于是我们大家又鱼贯回到客厅，在那儿站着吃——端着沙丁鱼碟子和草莓，自己凑对，就这样站着吃。在这里座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两位地位最高的客人掷硬币猜先，赢的先吃草莓，输的得那枚硬币。地位次之的两个接着猜，然后又是以下两位，依此类推。用完小吃以后，搬过桌子来打牌，我们打克利比，一把六便士的彩。英国人从来不为玩而玩。假如不赢点什么、输点什么——至于输赢什么倒无所谓——他们决不玩。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当然说的是我们——朗姆小姐和我。我让她闹得魂不守舍，只要手里的牌超过两顺，我就数不清楚了，自己的分已经到了顶也看不出来，又接着从旁边的一排插起，这样打下去本来是把把必输，幸好那姑娘彼此彼此，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你明白吗？于是我们两个人的得分总是到不了顶，分不出个输赢来，俩人都不在乎、也不想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觉得彼此都很快活，其余的我们统统不闻不问，也不愿意让人搅了兴头。于是我告诉她——我真那样做了——告诉她我爱她；她呢——嘿，她臊得连头发根都红了，不过她喜欢着呢；她是说了，她喜欢。啊，我何曾经历过如此美妙的夜晚！每打完一把，我算分的时候，总要添油加醋，要是她算分，也心照不宣地和我一样数牌。喏，就算我说“跟两张牌”这句话，也得加上一句“哇，你真好看！”她呢，一边说“十五得两分，十五得四分，十五得六分，还有一对得八分，八分就算十六分，”一边问：“你算算对不对？”——她的眼睛在睫毛后头瞟着我，你是不知道：那么温柔，那么可爱。哎呀，真是太妙了！不过，我对她可是襟怀坦白，光明正大。我告诉她，我连一个小钱都没有，就有一张她听说过的、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百万大钞，而且，那张大钞还不是我的，这让她非常好奇；我就悄悄地把前因后果统统给她说了一遍，把她笑了个半死。我搞不清楚她到底笑的是什么，反正她就是一个劲儿地咯咯咯直笑；隔半分钟，就有什么新的情节让她觉得可乐，于是我只好住嘴，给她平静下来的机会。嘿，她都快把自己笑傻了——她真是这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笑的。我是说从来没见过一个痛苦的故事——一个人的烦恼、焦急和担心——竟然制造出这样的效果。看到她在没什么高兴事的时候居然还能这么高兴，我对她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