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是如何决定成为一名作家的？
我妈妈想成为一名作家。当我很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她坐在打字机前敲键盘。虽然我小时候最喜欢画画，但估计当作家的想法早就进入我的脑海了。
问:多年来，你的名字一直与《纽约客》联系在一起。你对此有何感想？
甲:我很高兴。12岁的时候，姨妈给我订了一本《纽约客》作为圣诞礼物，我觉得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杂志。他们在1954发表了我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这是我文学生涯的重大转折。编辑的细心，对自己喜欢的作品的感恩，是其他杂志无法比拟的。我也喜欢他们的格式——文末签，大家的字号都一样。
问:有一次你在说《兔子，快跑》的时候，你说你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想描述一种战战兢兢，东躲西藏的生活。你为什么对这种生活如此感兴趣？
答:在1959的美国社会里，我身边有很多这样胆小的人。我心里也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和逃避。这样的人不靠谱，不会承诺，不会在社会上全力以赴。我想象哈里年轻时打篮球。那时候，每个人都想成为高中篮球明星。你有运动员的潜质，长高了，感觉到18岁会成为一个人物。结果，到那时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于是哈利积累了很多特质，甚至得到了“兔子”的绰号。兔子东躲西藏，兔子性活跃，兔子神经紧张，兔子喜欢草和蔬菜。他的形象如此明显，我对他的紧张反应和说话方式有很好的了解，可能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问:自从你50年前开始写“兔子系列”以来，你一直试图调和人类对终身伴侣的渴望和对性自由的意外需求之间的关系。你现在有结论了吗？
答:人类的大脑是很好奇的，所以人类很难用这样的大脑安于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是一种社会选择，因为它容易管理。但是，我这辈子(60年代前后)见过很多婚姻破裂，因为每个人(不仅是年轻人，也包括中年人)都觉得自己有权拓宽自己的性趣。富人更是如此。弗洛伊德将幸福与性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床上功夫好，你就是好的。但是这种性满足是很难达到的。即使你达到了一次，它也会很快溜走，所以持续的不快乐成了我们生活的特点。
问:你妻子对你的小说有什么反应？《时代》曾经引用你的话说，她永远不会完全确定你的小说？
玛丽是一个难得的热心读者。她几乎总是对的。如果说我在小说中保留了一种她不欣赏的写作方式，那也是因为我爱开玩笑、鲁莽的一面在起作用。一般我都是做完或者卡住了才给她看。我从不轻视她的意见。她非常擅长提高我的写作水平。
问:你的小说中没有暴力。一些评论家认为它影响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有很多暴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的生活中没有暴力。我没打过仗，甚至没打过架。我认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不应该在他的小说里假装暴力。纳博科夫写的血淋淋的东西对我来说更像文学而不是生活。我对我笔下的人物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不允许自己对他们有暴力倾向。如果有一天大屠杀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我肯定能提高自己表达暴力的能力；但如果不是，我们就不应该为了时髦的幻想而滥用我们在出版业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