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整个战后社会的价值取向明显倾向于技术和理性的力量。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技术专家统治的时代。技术和理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生命被简单的理解为生存。虽然技术和理性在推动社会进步中不可忽视，但如果生命只是被解释为一个技术问题，被理性力量所控制，所有的“情感”——正如麦克纳马拉所说——都让位于理性，那么，与此同时，人类也就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存在意义，它不同于机器和事物。这就是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矛盾和差异所在，因为一个由技术专家统治的社会需要懂技术的工程师，有经验的管理者和银行家，有专业知识的系统分析师和计算机设计师。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受到社会的重视，而从事人文社科的人则被社会所忽视。在一味追求物质成就和技术崇拜的社会氛围中，人的需求被忽视。正如英国哲学家斯图亚特·汉普森指出的那样，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的反叛是反对以理性的名义忽视人的价值和需求。
战后美国发展到后工业社会，权力的内涵从“资本”转向“知识为本”，即强调主导经济活动的知识。由于经济领域分工细致，要求每个部门、每种工作都有自己的一套知识和规律，这就要求年轻人在真正步入社会之前，经过大学多年的培养，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有人说，这种教育“实际上是把年轻人培养成满足各种奇形怪状的官僚机构要求的工具:大公司、政府、军队……”换句话说，社会需要的不是哲学家、作家或社会学家，而是技术人员。不满的人文社科生后来成了嬉皮士的主流。
自20世纪60年代倡导“自由教育”以来，美国大学教育面临着一场危机。年轻人不知道贝多芬，康德的思想，也没有读过安娜·卡列宁或者红与黑。他们投入全部精力接受特殊培训，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几年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培养出一个全面的“文化人”。大学不区分教育和技能培训。教育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才能；而技能训练只能让人以同样的方式操作，以同样的模式思考，淹没了人的个性。强烈不满的嬉皮士愤怒地喊着他们的口号“走自己的路”。
嬉皮士对社会的不满还表现在对社会虚伪的厌恶。
对年轻人的教育就是要注重友谊、平等、自由和个人尊严。电影、小说、漫画甚至歌曲都表现了同一个主题:人生最美好的是“自由”；友谊和尊严应该比竞争和成功更重要。
但是，现实生活又是另一套。物质的占有和享受成为人生的第一目标。一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牌子的车，住在哪里，上哪所大学，做什么样的工作，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尺。
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与政府的精彩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年轻人看到的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种族矛盾日益突出；人际关系奸诈，世事冷漠，麻木不仁。政治气候低迷，麦卡锡主义横行；侵犯人权行为普遍存在；民权运动遭到暴力的蹂躏；经济上，大公司、大财团控制着国计民生。美国与其说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如说是一个由大公司和财团主导的社会。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渗透和政治控制得到遏制，对古巴的干预失败，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各方面新的对手不断涌现，核战争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美国人的心头。
尤其是越南战争对嬉皮士的影响很大。这时候嬉皮士们大喊:“约翰逊，你今天杀了多少美国青年！””的口号，在街上举行了反越战游行。1964年，芝加哥爆发大规模反越战骚乱。这也是嬉皮士远比50年代“垮掉的一代”激进的主要原因。
美国社会的主流不愿意正视这些问题。影视，正统漫画依旧歌舞升平，故事结局依旧。年轻人开始发现所谓“美国传统美德”中的污点和“美国梦”的虚伪。他们不得不怀疑自己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他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为美国社会和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嬉皮士运动成为继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之后美国社会新的反叛。
年轻人继承“前辈”的反抗风格，通过留长发、抽大麻、穿破衣烂衫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彷徨；倡导博爱、和平、利他、反对暴力等反主流理想主义。他们留着长发，穿着奇装异服，是为了嘲讽美国当时干净整洁的形象，排斥美国社会及其观点和立场，等于说:“我不想成为你和你所代表的观点的附庸。”嬉皮士不工作，男女群居，裸体生活，过着类似原始公社的生活。他们通过数十万人参加的大型摇滚集会和性集会来宣示自己的观点，攻击传统价值观。
年轻人的叛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因为它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政治原则。它关注的是自我意识的解放，即试图改变人们头脑中关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基本概念。
嬉皮士运动作为反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其独特的方式反对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权力机关。它与当时的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黑人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一起，对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理念、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持久而深远。
地下漫画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