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现代民俗变迁是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现代社会转型是一致的。现代民俗的变迁涉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总结，大致可以看出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俗变迁: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会礼仪和礼俗，包括称谓和见面仪式，仍然主导着社会。人与人见面，要鞠躬，手拉手，跑着拜，互相请安。鞠躬是一种问候对方的手势，但在封建时代它成为一种尊重和服从的礼仪，以反映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跪拜主要是对长辈，最隆重的是三跪九叩，一般被同辈用作鞠躬和交接的方式。与此相对应的，还有“大人”、“爷爷”、“老婆”、“老太太”等一套称谓。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西方平等观念的影响，首先在新知识分子中，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方式，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等称呼代替以前的称呼。民国1912年建国后，明确规定祭祀孔子时，“除跑之礼，改三鞠躬，祭服为便服。”(注:《祭拜》，【上海】《申报》1965438+2002年3月5日。)很快就明确废除了社交活动中磕头、拜、拜、交等旧礼仪，改为鞠躬、鞠躬。同年8月17，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礼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礼仪的法律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期1965438+2002年9月。)。鞠躬鞠躬，用“先生”“君”的称呼，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向目标鞠躬、握手、鼓掌等新的风俗习惯，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礼”、“文明礼”，反映了社会风俗习惯的进步趋势。此外，交际舞、生日聚会、同事宴请在城市的流行，都反映了现代交往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新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化。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上流社会享受洋货成为一种时尚，但起初仅限于通商口岸、官僚富裕家庭等少数地区。到19年底，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多个，洋货在各行各业都有消费。即使在云南偏远交通地区的商店里，也可以看到许多外国商品，包括各种清真、哔叽、羽毛纱、法兰绒等。而且它的价格“贵得不出奇”(注:高尧主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京]中华书局，1962，第1106-1107页)。)很多“农亦争洋布”，中产阶级家庭甚至认为出门纺丝并不奢侈，“多数青年如霜”(注:宋延斋:《溥阴乡贤录》，转引自闫长红:《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艇、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小吃、西式饮品、业余戏剧俱乐部、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都影响着中国人消费模式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结构和内容。此外，以上海为例，情色消费和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和富人消费模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迁:中国的服饰习俗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有丰富多彩的服饰。清代中国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女性则穿旗袍。民间谚语说“孔雀翎，马蹄袖”。服装具有等级森严、崇尚服饰的特点，与现代人的平等要求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不相协调。为此，中国一些人开始接受西式服装。19的50年代，香港广州都有人模仿洋人的打扮，更多的华商穿礼服。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倡“易服”。20世纪初，穿西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胡任教的梧州中学1903，允许学生在大年初一“穿洋衣服颂孔孟”(注:胡自传，[京]近代史第2期+0981)。)，可见学生中穿洋装的不在少数。当时穿洋装的留学生比较多。清朝以后，出现了“洋装热”。在大同，人们“换了洋服洋帽，数目不详”(注:“潘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65438+2002年3月4日。)，在一个偏僻的小镇，“文武礼服，冠以毡，皮，短期使用，完全欧式”(注:中华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气的衬衫、毛衣、毛衣、裤子、纱袜、胶鞋、皮鞋也逐渐普及。总之，中国服装中的西方因素在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是近代中西服饰结合最典型的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衣和打扮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如纹身、化妆、发型、饰品、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来到中国，首先看到的是长辫子的男人和裹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可笑、最奇怪的人；他们剃光的头发、梳成辫子的头发、斜视的眼睛、奇怪的衣服和被毁容的女性脚，长期以来一直为制作滑稽事物的漫画家提供题材。(注: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传》，王维舟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长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中国清朝人的基本装束。但是，19的80后，这种服装的中国人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来华传教士中有一部分人最早主张天足。改革派带头反对缠足，提倡缠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缠足社，1896年，在广州成立缠足社，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缠足社，很快就传遍了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颁布了禁止缠足的诏书。1901年，慈禧太后颁布圣旨，禁止缠足。1912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劝说各省禁止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不缠足运动具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在清代是男性形象的象征，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它成了中国人的国家象征，而这个国家象征，在近代文明世界里，成了与短发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落后”和“不文明”的象征。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公开要求清政府为光绪皇帝“剪去头发，改衣为元折”，广大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子的声音。清政府甚至在1911允许官民自由理发。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纷纷被剪掉。当时甚至有很多理发店代替了很多“理发师”。连袁世凯都剪掉了辫子。民国的建立带来了短发的流行。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到了清代，逐渐形成了川菜、粤菜、鲁菜等地方菜系和小吃。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透，一些西方饮食逐渐传入中国，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饮食开始流行于一些沿海贸易城市。1876年，葛注意到上海虹口的西餐厅有“中国人也去吃”(注:葛等:《上海游杂记》，宋南梦录，上海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版，第30页。)。到了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厅陆续开业，名气越来越大。翻看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经常可以看到“品胜楼”“德意楼”等“饭堂”的广告，说是专做“英法美食”“请洋厨精调西餐”(注:2008年5月25日、8月23日《大公报》)。)。北京的西式餐厅档次较高，如“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都是西式盛宴”(注:胡普安，编。:下卷《中国民族风俗志》，上海书店，1986版，第2页。)，甚至还有各行各业的人进出其中。辛亥以后，吃西餐成了一些大城市的时尚。海昌太寒生在《宋彬竹枝词》中写道:“凡采求尝香，西味初尝，刀炫洁，我爱香槟。”(注:顾守全:《上海风俗古迹概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465438号).总之，在“洋气”的时尚中，带有西方风味的食品逐渐受到中国人的欢迎，比如啤酒、香槟、奶茶、汽水、冰棍、冰淇淋、面包、糕点、蛋糕。它表明，西式饮食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巨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生活习俗的变化:中西方生活习俗差异很大，既有城市化，也有习俗的不同。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但它与民居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和四合院、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式。通常中国的传统住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土地辽阔，建筑材料和技术落后有关。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开始在一些通商口岸建造西式或半西式房屋，出现了“huá n ① hu ②仿西式”的风尚。在《中国海关史》中，邓说，“晚清的园林、亭台楼阁也有参与西式建筑的，而京城几乎处处可见。”在天津，小洋楼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雄伟，又熟习法欧，故楼连云，天高气丽，绵延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九十七，风俗三，卧房。);在青岛，“城内房屋多为欧式建筑”(注:袁荣措:《胶澳人社志》，第72页。);汉口“寸土寸金，日薄西山，中西工厂繁盛，号角竞胜”(注:民国《峡口县志》序)。);上海除了建造大量的西式建筑外，还有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的中国民居——弄堂。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纷纷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修建里弄住宅。此外，随着西式建筑的引入，钢材、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使用。现代中国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6.旅游习俗的变化:旅游习俗与交通密切相关。在传统社会，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担(轿子)、木船、骑马、骑驴、骑骆驼。其* * *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导致社会落后。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的引入，中国传统的交通工具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一下子从“乡下人”变成了“人”。汽车兴起后，“男女不近”的旧观念被打破，“男女坐在一起也不过分”。)。传统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是独特的。总的来说，现代农历新年仍然遵循自古以来形成的民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都是以传统历法为基础，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充满了传统的民间信仰。因此，他们在适应现代工业社会方面的落后是非常明显的。清末有改历的呼吁。1910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改阳历》的论文，主张用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酒间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版，第1-2页。)。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于6月5438+0912，65438+10月2日断然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便与国际历法一致。改变历法后，必然会导致20岁的假期习惯的改变。首先，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新节日和纪念日。民国初年，除了中华民国成立日(1 1月)和国庆节(10 10月10 10月)之外，还有革命烈士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等。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有国际妇女节(3月8日)。尤其是受西方习俗的影响，圣诞节和情人节在城市也很受欢迎。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和季节习俗增添了光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一种标志和庆祝婚姻的民间形式。现代汉族的主要婚姻形式仍然是封建包办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和西方婚俗的影响，19年五六十年代，少部分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采用西方婚礼仪式。“前天是春福结婚的日子，办了结婚典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清代日记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不分门第结婚的现象，西式婚礼逐渐有了影响。19年末20世纪初，文明婚姻的形式在大城市和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文明婚姻盛行于光宣之交，发端于大都市商埠，逐渐在内地传播”(注:徐克:《清钞》第五册，[京]中华书局1984版，第6544页。)。文明婚姻，除了婚礼地点不在教堂，牧师不管婚外情，很多仪式一般都是从西方仪式移植过来的。虽然有中国传统婚礼的一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基本是西化的。总之，“文明婚姻”在近代通商口岸和沿海城镇的流行，毕竟反映了中国婚俗的变迁，代表了晚清婚俗变迁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