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和西安在唐朝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各自的影响力，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然是洛阳的作用更大些。
唐朝初期定都长安，因为长安拥地理位置优势，长安是军事关塞：“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但长安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粮。唐朝政府只好从江南一带征调粮食，尽管有运河，但因为运输的路途遥远，时间久不说，而且风险也很大，一旦遇上狂风暴雨天，弄不好就在运河里翻船了。
而洛阳拥有两大优势。一是水利优势。众所周知，隋炀帝时期，为了方便出巡和游玩，他在江南开建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并且北水南调——开挖了一条大运河。虽然荒淫无耻的隋炀帝随后成了亡国奴，但大运河的开通，却使得洛阳和长安的来往更密切了，通过加强了贸易的流通，洛阳的经济发展岂此突飞猛进四个字可以形容。二是粮草优势。当时洛阳因为有洛口仓，粮食堆积如山。
也正是因为这样，到了唐高宗时，为了解决粮食危险，常常带着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去“白食”。后来唐高宗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
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位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武则天垮台后，唐中宗又把政权迁回了长安，但洛阳依然是很重要的陪都，到了唐玄宗时，他执政里有居然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后来有个叫裴耀卿的大臣改良了漕运的工序，大大提高了从江南运粮的速度，长安的粮荒才得已解决。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但洛阳繁华依旧，成了真正的江南一枝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