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他《写在人生边上》，68年后，她的《走到人生边上》出版。这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吧？！——题记
钱钟书杨绛夫妇
十几年前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记叙采访杨绛的一个细节。他在杨先生面前说了句“大话”，大意是自己身体健康从来不感冒不生病之类，杨先生听了，默默站起身，拉着他的手走到墙边，然后把他的手按在墙上，轻轻敲了三下——表示刚才那句话说错了、无效。还说是自己无锡老家的习俗，小孩子若说了过头的话，请（神明）原谅之意。
我当时在工厂生产一线工作。当年自动化程度不高，没有高大上的加工中心和数控机床，加工机械零部件的车刀往往需要到砂轮房磨制，常常一打滑、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高速旋转的砂轮磨破了手，或者被飞溅的切屑划破了皮。那时我就有个发现，只要谁讲大话说或洋洋自得地笑话别人“我的手好长时间没‘破’过了”，那个讲大话的人，保准会出点状况，包括我自己。
读到那篇专访后，但凡我意识到自己讲了大话、狂话的时候，就总是很自觉地去拍拍墙壁或拍拍桌子，以示“刚才的话不作数”。这种暗示，是迷信吗？我以为是对不为人知的神秘所在、或者是对无常的一种敬畏。就算是“迷信”，对自己及家人、周围朋友是引导到更好的方向，符合“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三好原则，不是件好事吗？
《走到人生边上》一书的前言中，杨绛先生记录了一些人的经历，有的是“笃实诚朴的农民所讲述”，有的是她亲身经历，也有古代的“鬼故事”。她说“他们的经历，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缘经历，不能一概断为迷信。”她写一个男同学家是常熟的大地主，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乔迁新居，杨绛和一个女同学也应邀到同学家吃了饭。回学校不久，那个男同学告诉她他们家闹鬼，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体育场，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问“怎么闹鬼？”说是“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书中还写她爷爷奶奶“见鬼”的事。她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两人同时看见了太公，两人同时失声说：“爹爹喂”，但转眼就不见了。随后两人都大病，爷爷辞官还乡，未及到家就咽了气。
所以我觉得，杨绛先生是有“信仰”的。信，并非迷；不信，并非不迷。
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迷不信”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境界。
《走到人生边上》始作于2005年，杨绛先生大病一场，出院后回到三里河寓所，思索人生的终极问题，两年后，在她96岁之时此书出版。她在前方中说：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
《走到人生边上》，是对钱钟书先生写作于1939年的《写在人生边上》的回应吧？！钱钟书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是娶了杨绛，说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遇到她之前从未想结婚，结婚之后从未后悔。”
在女儿钱媛、丈夫钱钟书相继谢世后，她独自生活，“自言自语”，在书中坦陈自己对命运、人生、生死、灵与肉、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
象我们这些尚且“走在人生路上”之人，面对一位尚且健在的世纪老人写人生的价值、灵魂的去向的文字，只有仰视、顶礼膜拜的份儿罢了！除了佩服她96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才思缜密，我生出的竟然也有隐隐的痛惜——在“胡思乱想”中，她写自己“一辈子的过错也攒了一大堆。小小的过失会造成不小的罪孽”。坦陈“父母生我、育我、培养我，而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跑到国个去了，还顶快活，只是苦苦想家。”对唯一的女儿钱媛，“未尽到妈妈的责任。“让女儿误诊得了绝症，到绝症末期还不知她的病情，直到她去世之后，才从她朋友的记述中得知她病中的痛楚，我怎么补偿我的亏欠呀？”痛失唯一的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于杨绛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不论是《干校六记》还是《我们仨》，文字所涉，都写得极冷静、隐忍，却更令人唏嘘和动容。
我孤独一人已近十年，梦里经常和亲人在一起。但是在梦中，我从未见过他们的面容和他们的衣服，只知道是他们，感觉到是他们。我呢，甩掉了肉体，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而且是熟识的、永远不变的，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
时至2016年，杨绛先生已105岁高龄。我们走在人生路上，幸运的是仍有这样“走在人生边缘边缘上”（杨绛语）的前辈可供仰望，如同仰望星尘，如同面对海洋。
目光炯炯聊职场，内心温暖谈人生 丁是丁ID:dsd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