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新闻好，你可以自己精简一些 2月21日凌晨，因为即将发生地震的谣传，山西中、南部大半个省上百万居民从热被窝里跑到街上“等地震”。地震当然没有来，可很多人等来了感冒，一些当地居民在网上大骂散布谣言者的无耻，同时也质疑地方政府反应不够迅速。 人类对灾难的恐慌既然会长久存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因谣言而出现像“等待戈多”那样“等待地震”的事情，就不可能绝迹。现代政府应该比古代官府更为明智和进步的是，不能消极地等待事件发生后，再去要求严查源头、惩戒相关人士。而是要在平时的作为中，一点一滴提高自己的公信力，让政府所说的话，最大限度地让更多的人相信。 地震、海啸等大自然的灾害发生时，大多数人猝不及防，因而伤亡极大。人类不断提高预测地震等灾害的科技水平，亦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然以天地之广阔，自然之玄奥，造物之神奇，直到今天，在地震这类自然灾害面前，人类还像是一个面对大力士的孩童。准确预测地震，固然很难；可即便科技上具备这样的能力，就能让所有的人远离地震的伤害么？地震的预测和灾害的预防，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技问题。在毫无防备中被地震伤害固然悲惨，但若人们知道了地震将要来到，在恐慌中等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又将是何等的残忍呀？ 一条谣言，竟然让这么多人采取如此相同的避险措施，其背后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流水般的日子里，一般民众听到的谣言还少么？但其中某些谣言之所以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一定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包括公众情绪、政府管理水平以及媒体传播形态等综合因素碰撞在一起，触发了海啸般的效应。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曾说过：“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这类急于采取的行动，往往是建立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上恐慌情绪，而逻辑推理、严密求证之类理性行为，在其面前不堪一击。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条“剪辫”的谣言发端于浙江，很快席卷了山东、直隶、湖南、湖北等地。这条谣言源于浙江德清县石匠吴东明、郭廷秀承揽建桥工程。工程进入了打木桩入河的程序后，由于水位高，打桩困难。就在此时，一条谣言开始传播：城桥下桩用人的头发缠桩可打下，用谁的头发，谁就可能倒霉。传说有数百人的辫子被剪。这谣言滚雪球般地传开，越来越邪乎。最后谣传有人要剪万人发辫，用来摄魂造桥。而用纸剪成人马，粘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还可以取人财物。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直至惊动了乾隆皇帝，下旨各地督抚严查源头。最后抓了些替罪羊，加上时间的流逝，这事件才渐渐平息。 今天的中国，其社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信息传播的迅捷，以及民众的科技素养、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水平，和乾隆时期当然不能简单地类比。但撇开这些差别，应该看到，对灾难的恐慌、对生命的珍爱，无论古今中外，人们是差不多的。由此，可见谣言传播往往有其历史的相似性，因为它建立在类似的公众心理上。尤其是，若政府遇到了公信力危机，谣言的传播效益会更加突出。 以这次山西地震谣言为例。汶川大地震带来的悲痛使普通民众更加关注地震，而山西又处于地震带上。而更为直接的原因是：1月24日山西运城发生了 4.8级地震。而此前的1月22日，太原媒体报道说：“我省地震专家并未做出山西境内近期将发生破坏性地震的预测意见。请广大市民不要轻信和传播传言，***同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地震预报必须由政府发布，个人无权发布地震预报。” 虽然事后当地有关部门强调4.8级地震并非破坏性地震，以此来回应公众的指责，但经此惊慌，当地有关部门在公众心目中的信誉度显然严重下降，无怪乎当地震的谣言传出，山西的群众“急于采取行动”。这个案例，和去年河南开封“杞人忧钴”事件的成因有相似性，都是地方政府的声音在公众面前失去权威性。人常说，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可问题是，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公开的信息，人们未必相信那就是真相，有时候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现在一些人善于反着来看官方信息，从而作出判断。 应当说，如何应对恐慌性谣言，不仅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即使对信息相对透明的西方政府，依然是个难题。西方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言版本很多，流传很久，时不时还会发酵一下子。灾难大片《2012》上映后，还真有不少人打听如何购买电影中的方舟船票。当然可以把这种事当成笑话看，但这笑话至少说明：一是人类的恐慌是永恒的，决不会因为科技的发达而消除；二是公众对社会管理者的质疑也是永恒的，无论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人们有理由怀疑管理者会对公众隐瞒些什么。 如《2012》中那样，当极少数高官得知2012年地球大灾难的准确信息之后，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他们必须将这一信息隐瞒起来，而偷偷地进行人类拯救计划。而在实施这一计划过程中，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就无法顾及了。尽管这个电影后来加了个主旋律的尾巴，让美国的黑人总统主动放弃登上方舟求生的机会，和绝大多数国民一起迎接毁灭。 人类对灾难的恐慌既然会长久存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因谣言而出现像“等待戈多”那样“等待地震”的事情，就不可能绝迹。现代政府应该比古代官府更为明智和进步的是，不能消极地等待事件发生后，再去要求严查源头、惩戒相关人士。而是要在平时的作为中，一点一滴提高自己的公信力，让政府所说的话，最大限度地让更多的人相信。如此，才能将公众的恐慌降到最低，也最大限度地缩短谣言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