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书刊时，经常会碰到一些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例子，在此不妨例举一二。
古籍中，常常会用星象来表示时间。《诗经·风·定之方中》中的“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一句，就是用定星（又叫营室星）走到天当中表示夏历十月。说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在楚丘这个地方盖房子了。这说的是春秋时卫国的故事，如果望文生义，就会误认为定位在方圆之中，盖楚国的宫殿，这岂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读书不及其义。读书，是严肃的事，总是要将文字中的意思搞清楚，弄懂才是，尤其是读了又要引用、写文章，更应慎之又慎。因为文章总是要影响人的，一定要把准确的知识提供给社会。否则，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然而，翻开目前一些印刷品，不乏这类情况。
前不久，偶然读到内地某省一个县介绍辣椒的小册子。里边谈到“据《××县志》记载，秦朝时（辣椒——笔者补）就有种植，时称‘秦椒’”。而且“相传秦代因瘟疫流行，曾有许多人丧生，而常食辣椒者却免受其灾”，“在1400年前的隋朝，××辣椒就驰名燕赵大地”。这一表述不仅缺乏起码的常识，而且将辣椒在我国的种植历史全弄错了。不错，秦椒的确原生我国；现今的辣椒，也曾有过“秦椒”的叫法。但是，这个“秦椒”绝非小册子说的秦椒。
我国确有原生秦椒，而且可以入药。明代的大药物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果部》记载说：秦椒又名“大椒、椒”，味“辛、温、有毒”，可治“饮少尿多”、“手足心肿”、“旧患口疮”、“牙齿风痛”（《本草纲目·卷三十二》）。这里的秦椒，并非小册子所说的辣椒，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统称花椒中的一种，属芸香料，是落叶灌木。
至于草木辣椒中的秦椒，这须从辣椒在我国种植的历史谈起。辣椒的先祖野生在智利的丛林，后被墨西哥人引种栽培成为菜蔬。哥伦布踏上美洲后，于公元1493年传至欧洲。此后，几经海路辗转，于明朝末年，作为观赏花卉，引入我国。因此，辣椒的记载，在我国最早是以花卉出现的，见于明代戏曲作家高濂在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问世的《遵生八笺》中。他在这本书《燕闲清赏笺·四时花纪》中说：“番椒，丛生，白花，子笔头（果实像毛笔头——笔者注），味辣，色红，甚可观。”称辣椒为番椒，是指辣椒为南海引进的舶来品。正如至今我们仍将明末引进的西红柿，在学名上还叫“番茄”一样。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冥判》中可能因为格律的需要，以味称“番椒”为“（末）辣椒花，（净）把阴热窄”，也是以花卉相待的。
至于以后渐成果蔬，各地就广有种植。人们也就约定成俗把甘、陕一带产的辣椒叫“秦椒”，将川蜀所产叫“蜀椒”等等。一种从明代才引进的“秦椒”，怎么会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有种植”，于“1400年前的隋朝”就“驰名燕赵大地”呢？由此可知，做为辣椒别称的秦椒，不是小册子上的“秦椒”，即使史册确有记载，也应该是花椒中的一种。
读书不及其义，在文字表述上出错，在历史事实上搞错，是个人笑话倒还罢了。如果将错误的东西作为文章写出，就会以讹传讹，危害不浅。当前，在对待我国古代文化中有这种现象；就是对国外某些文化知识的介绍，也存在这一现象。一些电视片中讲，不少人们口头上也讲的所谓“亚当在伊甸园偷吃禁果”的故事，就是完全歪曲原意，以讹传讹的例子。
这个故事本出在《圣经·创世纪》里。在《创世纪·第二章》说耶和华“立伊甸园”，“为男人找配偶”，“二人成为一体”之后，才在《创世纪·第三章》中讲女人偷吃“禁果”，并给她的丈夫吃的故事，也明明白白地说他们偷吃“禁果”后，并不是去做苟且之事，而是“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用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看来故事的原意与讹传大相径庭。如果最初传播者，不是道听途说，而能查查原文，一些“偷吃禁果”的玩笑、对伊甸园的误解，就不会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
读书需及其义，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并不重要。这大概与对东晋时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一句谦辞的浮浅理解有关。这的确是谦辞，但是它谦而有度。因为“甚”是建立在“解”的基础之上的。有解方能求甚，连解都解不开，还能再去求甚吗？因而，读书应求解。至于不仅读，还要著文推向社会，就更应求甚解。否则，就要出现文化笑话，甚至文化垃圾。那是害人不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