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连打败一个师的反驳立论
这篇文章编造的成分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本身，只能当作小说来看。在辨明事实之前，先必须纠正上文中的一个简单的错误，即上文中的“莱阳”是湖南“耒阳”之误，否则就根本说不到一起去了。这个简单的常识错误实际上也并非是这个网上作者的笔误，而是他转抄自某些报告文学时将他们的错误也一起抄过来了（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中即写作“莱阳”）。
所谓朱德、陈毅所部匆忙撤退，来不及通知林彪连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实际上是某些报告文学作者将1928年4月间的事和1928年2月间的事情搞混了。1928年4月，桂系军队大举进攻耒阳、永兴、宜章等县，朱德、陈毅等集结驻耒阳乡间的主力，匆忙撤退。由于时间急迫，来不及通知各地，某些地区的农军和部分主力（如永兴有一个主力排和一个独立团）受到较大损失。 [5]而1928年2月间李宜煊师的进攻，朱德等事先已经得到消息，暂时撤离是按照预定计划的行动，根本就不存在因“朱、陈匆忙收缩分散在四处的部队来不及做任何抵抗就率主力撤走”而“没来得及通知林彪带领的一个连队”的事。李宜煊师进攻的时间在1928年2月25、26日左右（查民国档案白崇禧3月1日致蒋介石电称，26日李宜煊部进占耒阳），朱、陈所部主力当时就在耒阳县城，而移驻耒阳乡间是在“二打耒阳”之后，即3月份之后，因为当时湘南特委贯彻“左”倾路线，将县城内房子烧掉，朱德所部不得不移驻他处[5]。当时，朱德、陈毅、王尔琢和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县苏维埃主席刘泰，以及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天柱等，在举行军事会议后，决定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因而主动撤离了耒阳。[6]关于这一点，尚有许多回忆文章和文献可以查证，如赵镕的回忆“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7]、肖克主编的《南昌起义》、耒阳县委整理的“敖河怒吼”[8]、李沥青等撰写的《湘南起义史稿》等。有史料证实，敖山庙战斗之前，林彪连也并不是在敖山庙，而是驻扎在高炉水口[9]。
进攻敖山庙的敌人是一个营而不是一个团
赵镕的回忆“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中说：“四百多个敌人……大部分被击毙”， 耒阳县委整理的“敖河怒吼”中提到该股敌人时说：“敌军东路五百余人今天上午沿耒水到达小江口”， 肖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中说：“歼敌四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李沥青等撰写的《湘南起义史稿》中认为“这一仗，共毙敌一百余人，缴获一百多支枪和军马一匹”，可见敌军一共只出动了一个营。即使在那本胡编乱造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与林彪》一书中，也指出该股敌人为一个营，而不是一个团。我的看法，实际上进攻耒阳的敌人是桂敌十九军李宜煊师一部，总共只有一个团，其中以两个营占领了耒阳县城（西路），而另一路的一个营则原打算“扫荡”敖山庙（东路）而遭到了伏击。因为从“二打耒阳”的过程来看，许多回忆录中[6][7][8][9][10]中都提到守城敌人是由于不知虚实而仓皇撤退。更具体的，如参加过湘南暴动的伍云甫在其回忆“年关起义在耒阳”[11]中，说：“守城敌军弄不清来了多少部队，略略抵抗一下，伤亡了五六十人以后，使仓皇溃逃。我们终于收复了耒阳县城。”钟永传、李长钦的文章“湘南暴动史略”[6]中也说：“敌人弄不清到底有多少攻城部队，在伤亡六十人后，便弃城而逃，我军又收复了耒阳城。”如果敌军出动了一个师，则守城的兵力当不致很少，也断然不会在“伤亡五六十人”后就动摇逃跑。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编写组撰写、经军事科学院编写组修改的“南昌起义”[12]一文中也称：“敌十九军胡宗铎部两个营乘虚占领了耒阳城”。可见，前述的林彪“神话”中什么先歼后卫营，再击溃一个团；什么将敌人一个师打得抱头鼠窜等等，全是出于想当然的编造。
二打耒阳”究竟谁在策划和指挥
在前述的林彪“神话”中，这一切完全是出自林彪的脑袋瓜，还将林彪怎么样分析敌情说得头头是道。而实际上我们可以查证，打击进攻敖山庙之敌，是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与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县苏维埃主席刘泰，以及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天柱等共同商定的，而担任此役总指挥的是当时耒阳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徐鹤，朱德还亲自找徐鹤面授机宜，根本轮不到林彪来策划指挥。敖山庙之战的当天下午，朱德就亲自出席了在敖山庙举行的庆功祝捷大会并讲了话[8]。根据上述这些史料我们也同样可以查证，“二打耒阳”的决定也是朱德等与耒阳县委共同决定的，林彪只不过是执行任务而已（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那本《毛泽东与林彪》一书中也明确二打耒阳是朱德、陈毅给林彪布置的任务。在“一个连打败一个师”的“神话”中却变成了林彪独立决定打耒阳，根本没有其他人的事了！）。唯一需要解释一下的是，为什么朱德没有以全部或大部主力参加敖山庙之战？这是因为“主力不能分散（因当时有打衡阳的计划）”，因而只能给地方一个主力连队作为配合。
二打耒阳”中究竟主要依靠农军还是林彪连
据上述各种资料显示，敖山庙之战，农军出动在三千人以上，主力部队因前述有打衡阳之计划，所以相对很少，主要的是依靠地方武装[13]。如肖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中写道：“朱司令把徐鹤同志叫到司令部面授机宜，并告诉他，主力不能分散（因当时有打衡阳的计划），只给你一个连配合你们，这一仗主要依靠地方武装。”；耒阳县委整理的“敖河怒吼”中写道：“吃了饭，朱司令便给徐鹤同志交代了任务，朱司令说：‘……我们主力部队很少，只给你们一个连，主要靠群众。’”；李沥青等著《湘南起义史稿》中也明确：“朱德……即与耒阳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天柱研究，选定大陂市附近的骜山庙作为伏击地点，同时把驻守獒山的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徐鹤找来，面授机宜，并明确由徐鹤担任这一战斗的总指挥。朱德当即命令驻在高炉水口的林彪，带二连战士就近配合作战，相机 歼灭敌人。”同样，“二打耒阳”主要也是靠地方武装，朱德所部仅起配合作用。如钟永传、李长钦的“湘南暴动史略”[6]中说：“敌军占领耒阳县城，对四乡人民威胁极大，县委请求朱德、陈毅部队协助耒阳农民军组织一次攻城战斗。”；肖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中说：“三千多名赤卫队员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又收复了耒阳。”；赵镕回忆说：“智歼小水铺之敌以后，朱德同志配合耒阳县工农革命军独立师，向耒阳城之敌李宜煊师发起了进攻”。
二打耒阳”的主力部队只有林彪一个连吗
李沥青等著《湘南起义史稿》中说：“三月一日（旧历二月初十日），工农革命军与耒阳农军再次配合，发起攻城战斗。这天下午五点左右，部队运动到耒阳城根：六、七连从西门攻城，八、九连从北门攻城，另一连则从城西北方向的马阜岭担任主攻。由于在包围圈尚未形成之前，六、七连过早地发起冲锋，致使西门久攻不下，被迫退至灶头(市)街。八、九连在北门与敌激战受挫，也不得不往南撤退。幸亏敌人不明我军虚实，不敢出城追击。”这里的“另一连”就是林彪担任连长的二连[14]。林彪连在这一战斗中的表现是好的，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由上述文献可以证实，进攻耒阳的主力至少有五个连（从番号上看，可能朱德所部三个营全部或大部都参加了），把功劳全部划在林彪头上也不是很合理吧？
“打败一个师”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朱德所率的工农红军打败敌人一个师的事情是有的，只不过不是在湖南耒阳，而是在广东坪石；时间不是1928年2、3月，而是同年的1月底；所对付的敌人不是李宜煊，而是许克祥。坪石一仗，朱德率工农红军第一师打垮许克祥一个整师（五个团），俘敌一千余人，缴获步枪近二千支，轻重机枪一百余挺，迫击炮、山炮三十余门，是个很辉煌的胜利。这是许多研究或描写红军战史书籍中都有的，连中共早期著名的叛徒龚楚在其回忆《我与红军》中对此也津津乐道（因当时龚楚是参谋长）。此役，朱德所部全部三个营加教导队都参加了，后方只留了地方武装一个营。
所谓林彪以“一个连打败一个师”的“神话”究竟从何而来，我无从查考。但很可能来自“文革”中的一些小报，后来经过一些报告文学（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与林彪》）的渲染，为网上的某些人所相信，又加入了一些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改编”，将这个“神话”传播开去。不过事实终究是事实，稍有历史知识和军事常识的人都很难去相信这样的“神话”的。
[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6]《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中册，钟永传、李长钦：“湘南暴动史略”，原载《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7]《近代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一期。
[8]《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张侠主编。
[9]《湘南起义史稿》，李沥青等著。
[10]《南昌起义》，肖克主编。
[11]《星火燎原》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12]《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
[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与林彪》中，将农军人数说成只有二百人，随意缩小了十几倍。
[14] 如据刘型在“谈龙源口战斗”（《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中回忆，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原是周子昆，一九二七年冬在广东坪石伤后提林彪任一营营长（林原是二连连长）。但这个回忆和其他一些经历者的回忆不太一致，也与一些研究者的结论不太一致（如王健英著《“朱毛红军”的历史追踪》中，明确至1928年1月占领宜章后朱德所部第一营营长仍是周子昆）。也许是刘型的记忆有误。暂且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