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女主角：慧
关键词："我的内分泌要失调了。"
第二章：女主角：阿敏
关键词：“我要减肥！”
第三章：女主角：悦
关键词：“我要减肥！”
在城市的深处，生活着这样一群女人。
关键词："我的内分泌要失调了。"
认识慧是因为我住院。2002年11月，因为在大公司做部门经理沉重的工作负担，加上感情生活的极端不顺利，急火攻心的我的扁桃体严重化脓，医生说，你最好住院一周。
我每天去附近那家医院孤独地打吊针，一个人躺在白白的床单上，看累了书，估计输液滴完的时间，把手机定好闹钟，开始睡觉。
慧是医院的护士，她脑门有点“大奔楼”，大嗓门，大大的眼睛，目光中有不着尘埃的野性和单纯。她扎针极准极快，在我还没有感觉的时候，针头已经刺进我的血管。
她看我总是一个人，睡觉或者看书，于是对我发生了好奇，没有其他病人的时候，她就和我聊天。她的普通话夹着很浓的广西口音，我听得挺吃力。
出院了，我和慧成了朋友。我请慧吃饭，没想到她坚决买单。因为医院规定不许吃患者请的饭，慧是如此有原则性，我只好随她。
我出院很久后，慧终于不再当我是患者。我请她来家中吃饭时，她不再推辞了。
她来我的家中，对所有的事物都惊讶。她大大咧咧地翻看我摆在案上的书和其它东西，我站在旁边，很难受，不知道如何阻止她。慧最喜欢的人是徐志摩，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因为他长得“真浪漫。”
29岁的慧还是一脑袋幻想，她想找个长得像徐志摩的男朋友。慧看到我的香熏炉，她第一次知道了香精油。她大呼小叫地研究了半天，回去后立刻去华强北的“女人世界”买了一套，之后马上打电话一惊一乍地告诉我现在她房间里正飘着熏衣草的味道。
其实，得到慧的崇拜，很容易，只要比她懂得多。她很以我为骄傲，她告诉她几乎所有的朋友认识了我。有一段时间慧的口头禅是：“你说的不对，我朱姐不是这么说的。”我哭笑不得，无可奈何。
慧极其孤独，19岁那年，她有过一场无疾而终的初恋，受伤很深，忽忽十年过去了，她再也没有恋爱过。在深圳这个庞大的城市中，她除了忙工作外，就只有少数三四个朋友。她希望经常来我这里玩，但我经常没有时间。我有很多事情，很多朋友，我常常忽视着她，一次次地伤害了慧敏感的骄傲，自己却并不知道。
慧突然开始转向网络。她在一个交友中心注册了，把自己21岁时极其清纯的照片放在上面，她于是收到了无数男人的情书。她为此兴奋不已。
慧晚上不再给我打长长的电话，而是去接那些男人的电话。慧对网络太不了解，她如飞蛾扑火般地开始见一个又一个认识没几天的男人，最高记录一个星期见了4个。后来她突然打电话给我：“我再也不见那些臭男人了！”因为有一个人第一次和她吃饭时就摸了她的脸，还有一个人见面第一句话就问她：“去你那儿，还是我那儿？”像水一样清纯慧的怀着天真可爱的心去交友，没想到碰到的都是这样的人，她一团骇然。
没有了交友中心，慧又开始孤独。她偶尔给我打电话时更加神叨叨的，她冲我撒娇，嗲里嗲气地说话。有时会横空出世地给我发短信，经常没头没脑，比如：“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慧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摇摆中，她迷茫，找不到自己，找不到支点。别人很容易影响她。对男人失望后，她开始忙碌自己。她每段时间忙碌的事情不同，突然去健身，又突然去美容，或者突然连着看电影，又突然天天去泡吧：做这些事情往往是那段日子突然受了某一个她崇拜的人的影响。
她这样忙得四脚朝天，过了一些日子，又来我这里。她的脸色并没有因为美容好起来，她的眼睛里不再有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扑闪闪小野鹿一样快乐的光。她的眼神是飘的，她心不在焉，若有所失。
慧沉默了很久，说：“总是这样一个人生活，我要内分泌失调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其实她要的很少，她对物质没什么概念，已经不再期望男朋友长得象徐志摩，只要不太难看，喜欢她就行。没想到，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却找不到。
关键词：“我要减肥！”
阿敏是我大学毕业后在海南"热作两院"工作时就认识的朋友，云南姑娘，长得有些少数民族风格，但她确实是汉族人。阿敏的眼睛非常大，深眼窝，睫毛很长，她很得意，有意无意觉得自己是美女。可能因为她性格太大大咧咧，像个假小子，所以男人们经常不把她当美女。
阿敏大学一毕业就嫁给了比她大十来岁的老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之后，是她很快的怀孕。没想到，几年之后，她离婚的消息就传来了。我们这群海南就认识她的朋友并不奇怪，她当初的恋爱就让人已经看出了荒唐。
阿敏带着很受伤的心来到深圳，找我们这群海南时就认识的朋友。大家都从海南那个水深火热的单位出来，在深圳再次团圆。几年的时光中，有人结了，有人离了，不免唏嘘不已。
阿敏表面上还是老样子，朋友聚会的时候，她一定是主角。她有极好的表演天份，她给我们讲数不尽的笑话，用云南土话说单口相声，跳自编的孔雀舞。虽然她已经不再苗条，但她的舞跳得柔美性感。她总是让我们笑得肚痛或者惊讶得张圆了眼睛；
可阿敏又不是老样子了，她从前光洁的皮肤上长满了暗疮，她变得脾气暴躁，只要她说话，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地听，有一个人跑神，她就会发火。似乎离婚让她受了太大的打击，她有些找不到自己，她太需要被关注。
阿敏的孩子归了前夫，她过了几年单身的生活，很孤独，她又一次渴望嫁出去。她对一个男孩子很好，他们在同一家公司。永比阿敏大几岁，没结过婚。他生过一场大病，在广州做手术，阿敏一到周末就奔到广州，端着煲好的汤，就像妻子一样照顾他。三个月后，永出院了，他们开始拍拖了。
阿敏一腔热情都扑在永身上，为了有一个安乐窝，她拿出全部积蓄，付了房的首期，和永搬到一起住。阿敏工作很忙，但每天下了班就飞奔回去给永煲汤。这个男人那些日子还在家中静养，他心安理得地等着阿敏回来给她做饭。阿敏对于他来说，了胜于无，不过是多一个女人照顾她。
过了几个月，阿敏来找我时，脸上的暗疮更加严重。她吞吞吐吐地问我是不是男人生了一场大病后就再也不愿意做那种事了。原来，永一直拒绝和她上床，借口是他身体没有复原。仅有过几次还是阿敏非常主动，他才敷衍了事。阿敏说：“我受不了了！有我们这样同居的吗？”她悄悄问我：“有没有那种片子看？”我愣了，说“没有。”
阿敏的痛苦与日俱增，我们所有的朋友都骂她不争气，这种臭男人离开她好了。她也不断地宣布已经分手了，但过些日子她又来讨教怎么让永回到她身边。
2003年闹“非典”，他们终于分手。那时风波刚起，人人像受惊的兔子，个个戴着口罩，天天回家关起门熏醋。阿敏恰巧那些日子重感冒，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永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阿敏说：“给我端杯水好吗？”永站在门口，不进来。冷冷地说：“我怎么知道你没有被传染？”
永终于从阿敏的词汇中消失了，她开始向所有人宣布：“我要减肥！”我们一起吃饭时，她只吃很少一点点。饭后，太饿了她又狂吃零食。阿敏越减越肥，只好花了四千块钱去一家有名的减肥中心做残酷的针灸并结合着严格的食谱。阿敏经常向我们汇报她最新体重，果然直线下降。可我们私下说，如果让我天天吃青菜，不瘦才怪！
再次见到阿敏，她果然曼妙了很多，除了脸色腊黄外。她终于可以穿进去那件想了很久的衣服。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生活中心就是一件衣服，为了能穿进去，她在努力地减肥。穿进去一件后，她会寻找一件更紧的，再次为了它而减肥。
阿敏瘦了几个月后，体重突然反弹，她认为足够瘦了，应当犒劳一下自己，她开始吃食谱中禁止的食物。而且，长夜漫漫，一个人看电视的阿敏窝在沙发中抱着零食嘴巴不停。再一次见到阿敏时我们都觉得她的四千块钱还不如捐给希望工程。阿敏再次红着长满暗疮的脸向我们宣布：“从今天开始，我要减肥了！”
关键词：“不行，我还得再考个证。”
所谓的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一个很含糊的机构，处理一些含糊的事情，往往在特定时期为应付特定事件而临时抓一些人拼凑而成。这个时期或者这个事件过去后，这样的办公室就会消失。比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室，某某重大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
认识悦，就是在这样一个领导小组办公室。
1998年10月，我离开核电站，回到深圳市区找工作。酷爱写作的我在《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发表过文章的厚厚复印件让我鹤立鸡群，被一家刚刚成立的有些神秘的“领导小组办公室”招聘为秘书，但他们又不放心我为这个重大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做会议纪要，大部分时间，我只需要把科长写的会议纪要打出来。
在那个机构工作的时候，我完全用不到法语，基本上就是一个高级打字员。领导们开始头痛我事情太少，又让我兼职做出纳。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学会张着兰花手指优美地三张三张地数钱。而悦，是这个机构招聘来的会计。
我不太明白怎么从一百来个人中就招聘到悦，我看不出她业务上有什么特别，或许因为她特别听话。每天我看着主任和不同的副主任将大大小小的票据送到悦这里，让她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做帐。他们一家吃喝拉撒的费用全从这里报，发票上开的一律是办公用品。
主任和副主任们把这里当作提款机，不同的时，塞进去的不是卡，而是花花绿绿的票据。有一个主任是从北京调来的，他几年前在北京的费用竟然也明名张胆拿来报销。而悦，总能化险为夷地将帐做得滴水不漏。
我的任务很简单，悦把票据给我，我优雅地张着兰花指数好钱，再签上我的名字，悦就一路小跑地给领导送钱去。
在那里的每天都这样，我看着主任和副主任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铿锵有力地大谈特谈“反腐倡廉”，会议刚结束，他们就来我们办公室提款。时间久了，我已经由起初的气愤变成了麻木。
就像所有的政府机关一样，这个机构非常清闲，除了打字除了数钱，我没什么事情，上班时间，我和悦经常聊天。
我们两个占据一个大大的四十多平米的房子，配有豪华的洗浴间，我们坐在大班台前的黑色大皮椅上消磨着长长的日子，每天，我最大的消遣就是看露台上偶尔飞过的小鸟在灿烂阳光下蹦蹦跳跳地啄食。
悦很瘦，有些驼背。一张黄黄的小脸，大大板板的四环素牙齿，总有几缕头发乱乱地垂在脸前，使她看上去总像刚睡醒。她大专毕业，在竞争激烈的深圳谋一份满意的会计的职位不容易，她的长处是八面玲珑，见什么领导说什么话，将为领导顺利安全地提款为已任。于是，这些年，她都混得很不错。
但悦总是没有安全感，她疯狂地迷恋考证。什么珠算证，助理会计师证，会计师证，经济师证，以及她雄心勃勃想进攻的注册会计师证。
她经常站在大班台前，目光迷离地望着远方，蜡黄着小脸说：“不行，我还得再去考个证。”
只要流行和悦专业沾边的证，她一定去报名，复习，考试。她利用上班时间去报名或者咨询各种问题，她的理由总是：“我去银行打对帐单了。”打完对帐单，悦就抱回一堆的书籍。其后的日子，我就看着蓬着头发的她皱着眉头苦啃书本。我没有人聊天，只好去练我的五笔字型。
悦的生活极其充实，她仿佛一只警惕的小兽，灵敏地嗅着四外的空气，只要捕捉到新的考证信息，她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她走路时上身前倾，迈着急急的小碎步，天天忙着搜集信息、报名、买书、复习、上培训班、考试、领证、再去搜集新的信息。
我已经记不清悦到底拿了多少本证，总之她已经被五颜六色的证武装起来了。但这并没有让她更有安全感，每一天，她仍然忧心冲冲地说：“不行，我得再去考个证！”
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由于人浮于事，与其它机构重叠，且花费惊人，刚存活到第10个月，就被市政府高层宣布解散。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科长、司机等等人员都是从市政府各个机构临时抽调的，他们还回到原来的单位。只有我和悦，是从社会上招聘的。他们象征性地给了我们一笔遣散费，就让我们好自为之了。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动失去了工作。
心情沉重的我和悦坐在暮色灰灰的办公室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坐在宽大的真皮沙发上和豪华的大班台前了，听着高级浴室里漏水龙头的滴答声，我们都有些发傻。
悦沉默片刻，突然眼睛闪闪发光，她搂擞了精神，对我说：“没事，好在我有这么多证！找工作会容易些。赶明儿，我再去考个证！”
（待续）
（写于2005年7月）
（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