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侯马市,常年流传着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谚语, 虽然这句谚语,在如今看来极富戏剧性,可在八九十年代的山西,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侯马市的前身,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都城,那里幅员辽阔,有平原也有盆地,汾河与浍河常年滋润着那片广袤的土地,可你知道吗?
在这座拥有着上千年 历史 的小城里,却埋葬着战国时期, 长达13个时代的墓葬群,且不说有达官显贵和富家千金的墓葬,就连晋国历届君主的墓,都不在少数。
如此说来,侯马市常年流传的那句“盗墓致富”的谚语,也并非空穴来风, 那些一穷二白的农民,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夜暴富,似乎也有章可循,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摆脱贫困,进而引起警方高度怀疑的?
而后又在一系列的侦查案件中,牵扯出怎样匪夷所思的故事?如下分解。
侯林山便是这样一位,在 历史 的机遇之下, 通过盗掘和贩卖国家文物,从一个名不见经传地胶鞋厂工人, 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候百万”。
在暴富之后又做了哪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勾当,以至于让警方,不得不将其捉拿归案?
那是80年代初期, 侯林山高中辍学,便去当地的一所胶鞋厂上班,生性顽劣的他 ,从没有停止过惹是生非,在当工人的那几年间,他时常因为赌博和鸡鸣狗盗之事, 被移送警察局,而吃惯了“拘留”餐的侯林山,并没有因为自己屡犯法规,而停止“作妖”。
这不,好好的工作不做,非要跑去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买卖,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里, 侯林山时常接触一些外地人,他们大都以收铜钱为理由,长期盘踞在侯马市的旅馆里。
久而久之,侯林山也在那群人的影响下,开始学着他们“做买卖”,可越是了解得深刻,侯林山越发觉得他们的目的并没有收铜钱那么简单,因为在侯马市当地,老百姓的家里随处可见古代的铜钱,毫不夸张地说,就连家里的猫儿狗儿,吃饭用的盏子,都有可能是地里挖出的陶器,可那群人究竟打着收铜钱的幌子,干些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呢? 原来他们是一群走私文物的“盗墓贼”。
说起搞文物,对侯林山来说,当真有些歪打正着了,因为侯林山的母亲是古玩世家出身,侯林山自小也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只是还没有机会亲自操刀,眼下有一群人正堂而皇之地拉拢他下水,并承诺会有丰厚的报酬,这便让侯林山那颗不安分的心,渐渐开始躁动起来。
时至1983年,侯林山在贩卖文物界“小试牛刀”,便轻松赚到了上万元大钞 ,在饱尝暴利带来的快感之时,侯林山也开始运筹帷幄,着手准备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作战”团队。
那时一个胶鞋厂的工人,一夜之间当上了万元户,在村子里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再加上村子里以人传人的速度比较快,还没等候林山主动出面拉人下水 ,就有许多人信誓旦旦地找上门去,想要“拜师入行”。
郭秉霖便是侯林山诸多“弟子”当中,主动找上门的那一个。
可这种以利聚集在一起的人,当真能够相互扶持,携手共进吗?并不能,这不还没干满两年,郭秉霖便与侯林山因分赃不均,心生间隙,随即便带着一队人马,脱离了侯林山。
可一支独大的侯林山,并没有因为旁系的离开,就一蹶不起,相反, 为了阻止郭秉霖哄抢自己的“市场”,侯林山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开山辟地”。
从1989年到1994年,侯林山的团伙先后前往曲沃、夏县等地,盗掘了7处 历史 文化遗迹,并用火药炸毁了5处古墓,还贩卖了稀世文物31件。
就连受到国家明文条例保护的淄博战国古墓群,也惨遭侯林山的毒手,由此可见此人猖狂至极。
据悉,侯林山等人从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当中 ,一共挖掘了14件青铜器和2件珍贵文物,并从中获利70多万元,加上在侯马市倒卖的31件文物, 侯林山一次性就获利上百万元,并由此得到了“侯百万”的称号。
常言道:“富不住大屋,穷不行远路”,可侯百万似乎对这种隐藏锋芒的处世之道,并不认同。
他不仅利用日益增长的“江湖地位”招兵买马,还赤裸裸地将盗墓组织,发展成了地地道道的武装割据势力 ,与此同时,还伴有各种纸醉金迷地生活。那么侯百万具体有哪些奢靡的表现呢?
首先,在得到大量现金之后,侯百万为自己购置了一套装修精良的大别墅,然后又为自己添置了3辆,挂着官方牌照的桑塔纳轿车,除此之外还有四个实体经济产业,从 娱乐 一直横跨到教育,凡是能赚钱的项目,几乎都被侯百万涉足个遍。
据统计,从倒卖文物,到实体经济盈利,再到非法所得,侯百万的资产已累计到了183万元人民币。
要知道那可是90年代初的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最多也不过百十块钱,而侯百万就已经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商业帝国”里,当起了土皇帝。
用侯百万自己的话说 :“我只要在大街上随便冲一个漂亮女生招手,她就会主动送上门来”。
尽管这种话听着十分刺耳,可在那个年代的侯马市,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条深不见底的走私暗网, 能辅助许多走私文物的行家,将贩卖文物的魔爪,伸向香港乃至新加坡。
可话到此处,定会有人不解,为何那些见不得光的盗墓组织,却可以堂而皇之地集结成团,并形成武装力量,横行在山西的各个村头?原因有三。
其一,盗墓行为,繁琐且复杂,单独行动的人,难以在盗墓圈生存。
单凭勘察地形,到锁定目标,再到精准发掘,都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事,坦白点说,没有三五个人以上的组织,都不能称之为“盗墓”。
再加上没有精良的装备,和专业的防护知识,恐怕在挖土的过程中,不是就累趴了一片,就是过量摄入了有害气体,而中毒身亡。
其二,盗墓行为,需要八面玲珑的专业人士打通暗网经济。
在专业的盗墓组织当中,有精通行规的,有熟知风水的,有精通墓葬史的,还有有权有势的,他们要么能够精准地锁定墓葬位置,要么能为盗来的文物,打通海内外的买路,要么能为文物,在私自交易的过程中,扫除一切障碍。
他们之所以要有组织有纪律地聚集在一起, 完全是因为盗墓这种行当,脱离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随意发掘成功或产生利益。
其三,盗墓行为,挑战国家法律。
见不得光的勾当,自然要形成“自我保护”的意识,但光有团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武装起来的组织,就如同一颗易碎的鸡蛋,一旦遇到比自己更加强硬的组织,那么随时都可能面临被瓦解的风险。
因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将自己武装起来。可他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武器装备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靠走私得来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军工厂都属于国营企业,普通人是无法在国内得到军火供给的,因此他们便将目光, 锁定在暗网交易渠道上,那里黑暗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他们所走私的物品,也超出了一般人认知范围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那个治安环境相对落后,信息网络较为闭塞的年代。一些势力雄厚的地方组织,都能凭借自己强大的关系网,笼络到先进的盗墓装备和枪支。
毫不夸张地说,在90年代的侯马市,仅凭“候郭”两家的势力,就足以与当地警署正面火拼 。
正当侯百万,盛气凌人地横行在侯马市的大街小巷之时, 殊不知一场酝酿多时的抓捕行动,正悄然埋伏在他的周围。
那是1994年9月6日,临汾公安在提前摸清了侯百万的行程之后,便潜伏在其回城的必经路口,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可不知怎的,干警们一直蹲守到快中午,连侯百万的魂都没看见。
是作战计划暴露?还是侯百万为人谨慎,释放了虚假出行信号?后者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侯百万压根没有选择从大运路返回太原,而是绕道返回了侯马市,在得到此番消息之后, 侯马市的干警陈占山,火速出谋划策,用引蛇出洞这一招,将侯林山吸引至路西看守所。
可侯林山为人如此谨慎,又为何愿意冒险前往看守所呢?因为那里关押着他昔日的保镖孙亚林,那是他做梦都想解决掉的人,如今孙亚林已经被其想方设法丢进了监狱, 侯林山自然想亲自出面,争取为孙亚林谋个“死刑”。
自从侯林山踏进看守所的那一刻起,属于他的猖狂时代便就此落幕。而在此之前他从未想到,向来善于送他人入狱的狠角,如今却将自己亲手送进了警局。
有道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更何况都是同吃一碗饭的人,你掀了别人的桌子,最终自己也落到没得吃。
据侯林山交代,他 在侯马市本地盗掘了大大小小近14座古墓,其中还有晋国侯墓,虽然侯林山已经忘记了那些文物到底出自几号坑 ,也无法确定,贩卖的文物,是否是源自晋国时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盗掘过的古墓,大都被一些小规模的盗墓团体,接连扫荡过数遍。
尽管警方对于晋国候墓是否具备抢救的可能性保持怀疑,可当他们将这则消息传到考古学家那里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晋国候墓的存在,是每一位考古学家,都梦寐以求想要证实的宝藏。
当时在侯马市,进行抢救性行发掘的邹教授,在听闻此事之后,便第一时间按照警方的提示,寻找晋侯墓, 最后还是在他们标记的8号坑里,找到了晋国候第八代君主晋侯苏的墓坑,考古学家们惊喜至极,他们憧憬着有一天能够通过发掘晋国古墓, 能将晋国的 历史 重新溯源。
可当他们看见墓口散落在泥土里的木炭之时,心顿时凉了半截, 于此,只能痛心疾首地感叹道:“还是来晚了”。
没错是妥妥地来晚了,因为这座古墓,早在1992年8月,就被侯林山和郭秉霖那帮人扫荡一空,如今事发两年,还 有不少村民和小孩,拿着锄头对着墓坑刨个没完,且不说改写晋国 历史 ,怕是连墓室都不复存在。
就在考古学家,深恶痛绝地打扫着破败不堪的晋候苏墓时,却在一处不起眼的土堆里,打扫出了, 两个小型的青铜编钟,那两个编钟完整且精致, 表面上还有刻一些深浅不一的铭文,与以往出图的拓印铭文不同的是,这对我钟的上的铭文倒显得极为随意,好似随手雕刻上的那般。
可“编钟”之所以是编钟,是因为它大都是成套出现的,除了音色各不相同之外,连大小也不统一,如今只剩下这么两个不起眼的我钟,便不难猜测,那些成套的大编钟,或许早已落入他人之手,或者被炸成碎片,再或者已经流向海外。
可就在考古学家们为那些丢失的青铜编钟,而感到落寞之时, 香港考古学家张光裕教授,忽然向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传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香港坊间最近有一批青铜器要交易,其中有十四个青铜编钟”,马承源先生听罢,便开始着手搜寻资料,并试图在国内出土过的所有编钟当中,寻找相似的残余。
原本马承源老先生对这14件青铜编钟并不抱多少期望 ,因为市面上流通的完整编钟较少,且大多都是赝品,可当其看过香港方面传来的照片之时,又顿时陷入了沉思, 因为这组青铜编钟,与以往在湖北的出土的16件编钟,都不相同。
它没有刻板的浇筑工艺,也没有统一的铸造材质,就连外表上那粗犷的铭文,都好像是用刀子雕刻上去的,因此这套编钟在流落到香港坊间之时, 一直没有买家敢下手,甚至连一些古玩专家都直言:“再也没有比这套编钟更假的赝品了”。
可马承源老先生却不以为然,他为了摸清楚这套编钟的实际情况,便悄然无声地前往香港,并找到了存有那套编钟的坊间卖家。
当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编钟上的铜锈之时,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起来, 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认定,这就是一套货真价实的晋国编钟,就目前的工艺和铭文上来看,他甚至要比晋国存在的时间还要靠前。
出于对文物的保护,马承源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向店家透露有关编钟的任何实情, 只是简单地探寻过价格之后,便与香港中文大学考古系教授张光裕先生,商量着悄悄买下这批编钟,并带回上海博物院做仔细地研究。
同行得知马承源老先生如此疯狂地行为,都认为他精神失常了。 毕竟用单价6万块的价格,购买十四个仿制的赝品,着实有伤马老“青铜泰斗”的称号, 于是众人在匪夷所思的同时,也悄悄搬起了“小板凳”,并坐等着看马老先生的笑话。
待这批编钟运到上海博物院之后, 马承源老先生和一众考古学家,仔细剥离了编钟上的铜锈,并清晰地拓印出了编钟上所刻下的铭文, 可不看则以,一看便欲罢不能,没想到这幅笔迹拙劣的铭文,竟然描写着晋候苏得此编钟的来龙去脉。
可当考古学家们拓印到最后一片铭文之时,却发现这铭文不偏不倚,正好缺少一句结尾。莫不是这套编钟还有何遗漏之处?
为此,马承源老先生随即便联系了山西博物馆,并调出了关于晋侯苏的一切文物,可 这一查不要紧,直接证实了这十四个编钟,刚好与8号墓出土的两个我钟,同处一系。
原来这批编钟足足有16件,且每一件都有手工雕刻的铭文,这些编钟虽然看起来材质褒贬不一,可是排列在一起的音色,却近乎完美。
如今马承源老先生买回来的青铜编钟,已经成了上海博物院的镇店之宝, 而那两件编钟“小弟”,也成了山西博物院的镇店之宝。
论地位,这批青铜编钟,已经被列为重点保护文物,论价值,也早已超出了常人可估量的范围。
而那些嘲讽过马承源先生,并且坐等着看笑话的人,非但没能如愿,还学会了自我反省。
随着 科技 的不断发展,盗墓团伙虽然没了往日,招摇过市的土匪形象,但他们的作案手段和效率,却大大提升了不少。首先体现在盗墓“智能化”,他们不仅配备了红外线夜视仪、金属探测器、高能望远镜,和三维立体成像,还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员。
其次是盗墓 “集团化”,他们大都牵涉到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 从资金链的供给,到高级设备的采购,再到雇佣盗墓贼,再到最后的销售与分赃,都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产业“一条龙”服务。
难以置信吧?但这确实是现代盗墓集团的整体作案水平,然而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与日俱增的 科技 水平,只能为日益隐蔽的盗墓集团, 提供更加便捷的盗墓技术,却不能为出土文物的保护,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尽管这种对比显得极为残酷,可却是无法争辩的事实。
就好比定陵出土的600多件袍服,他们出土时质地柔软,色彩丰富,可因为没有更好地保护技术,使得这些衣服在出土之后,接连氧化,甚至出现一块块地黑斑 ,而为了清理这些黑斑,专业人员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使用既定的材料,从而导致文物直接出现不可逆转的皲裂,以至于到了消失殆尽的程度。
该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产生呢?不挖掘就不会有破坏,可考古人员不挖掘,也会有盗墓集团私下作案,除了商业开发和必要的城市建设,会被动地触及一些古墓之外,我国大部分的古墓,都是在盗墓贼的破坏下,抢救性发掘的。
近20年来,我国至少有20万座古墓惨遭黑手,而那些承载着我国 历史 文化的宝藏,却在那些盗墓贼的手中,成了“弯道超车”的致富手段。
所谓文物,乃是人类 社会 发展的见证,是国家和民族 历史 文化的缔造者,它们没有生命,也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归宿,可它们却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华夏儿女,又怎能为了一夜暴富,效仿“八国联军”,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肆意破坏和暗度陈仓?又怎能为了一时贪欲,不惜盗掘先人古墓 ?
有道是:“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做人不能忘记先人教训,也不能在先人奋斗过的土地上,为非作歹,否则那些将黑手伸进他人坟墓的人,终有一天也会“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