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侯马市，常年流传着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谚语， 虽然这句谚语，在如今看来极富戏剧性，可在八九十年代的山西，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侯马市的前身，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都城，那里幅员辽阔，有平原也有盆地，汾河与浍河常年滋润着那片广袤的土地，可你知道吗？
在这座拥有着上千年 历史 的小城里，却埋葬着战国时期， 长达13个时代的墓葬群，且不说有达官显贵和富家千金的墓葬，就连晋国历届君主的墓，都不在少数。
如此说来，侯马市常年流传的那句“盗墓致富”的谚语，也并非空穴来风， 那些一穷二白的农民，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夜暴富，似乎也有章可循，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摆脱贫困，进而引起警方高度怀疑的？
而后又在一系列的侦查案件中，牵扯出怎样匪夷所思的故事？如下分解。
侯林山便是这样一位，在 历史 的机遇之下， 通过盗掘和贩卖国家文物，从一个名不见经传地胶鞋厂工人， 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候百万”。
在暴富之后又做了哪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勾当，以至于让警方，不得不将其捉拿归案？
那是80年代初期， 侯林山高中辍学，便去当地的一所胶鞋厂上班，生性顽劣的他 ，从没有停止过惹是生非，在当工人的那几年间，他时常因为赌博和鸡鸣狗盗之事， 被移送警察局，而吃惯了“拘留”餐的侯林山，并没有因为自己屡犯法规，而停止“作妖”。
这不，好好的工作不做，非要跑去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买卖，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里， 侯林山时常接触一些外地人，他们大都以收铜钱为理由，长期盘踞在侯马市的旅馆里。
久而久之，侯林山也在那群人的影响下，开始学着他们“做买卖”，可越是了解得深刻，侯林山越发觉得他们的目的并没有收铜钱那么简单，因为在侯马市当地，老百姓的家里随处可见古代的铜钱，毫不夸张地说，就连家里的猫儿狗儿，吃饭用的盏子，都有可能是地里挖出的陶器，可那群人究竟打着收铜钱的幌子，干些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呢？ 原来他们是一群走私文物的“盗墓贼”。
说起搞文物，对侯林山来说，当真有些歪打正着了，因为侯林山的母亲是古玩世家出身，侯林山自小也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只是还没有机会亲自操刀，眼下有一群人正堂而皇之地拉拢他下水，并承诺会有丰厚的报酬，这便让侯林山那颗不安分的心，渐渐开始躁动起来。
时至1983年，侯林山在贩卖文物界“小试牛刀”，便轻松赚到了上万元大钞 ，在饱尝暴利带来的快感之时，侯林山也开始运筹帷幄，着手准备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作战”团队。
那时一个胶鞋厂的工人，一夜之间当上了万元户，在村子里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再加上村子里以人传人的速度比较快，还没等候林山主动出面拉人下水 ，就有许多人信誓旦旦地找上门去，想要“拜师入行”。
郭秉霖便是侯林山诸多“弟子”当中，主动找上门的那一个。
可这种以利聚集在一起的人，当真能够相互扶持，携手共进吗？并不能，这不还没干满两年，郭秉霖便与侯林山因分赃不均，心生间隙，随即便带着一队人马，脱离了侯林山。
可一支独大的侯林山，并没有因为旁系的离开，就一蹶不起，相反， 为了阻止郭秉霖哄抢自己的“市场”，侯林山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开山辟地”。
从1989年到1994年，侯林山的团伙先后前往曲沃、夏县等地，盗掘了7处 历史 文化遗迹，并用火药炸毁了5处古墓，还贩卖了稀世文物31件。
就连受到国家明文条例保护的淄博战国古墓群，也惨遭侯林山的毒手，由此可见此人猖狂至极。
据悉，侯林山等人从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当中 ，一共挖掘了14件青铜器和2件珍贵文物，并从中获利70多万元，加上在侯马市倒卖的31件文物， 侯林山一次性就获利上百万元，并由此得到了“侯百万”的称号。
常言道：“富不住大屋，穷不行远路”，可侯百万似乎对这种隐藏锋芒的处世之道，并不认同。
他不仅利用日益增长的“江湖地位”招兵买马，还赤裸裸地将盗墓组织，发展成了地地道道的武装割据势力 ，与此同时，还伴有各种纸醉金迷地生活。那么侯百万具体有哪些奢靡的表现呢？
首先，在得到大量现金之后，侯百万为自己购置了一套装修精良的大别墅，然后又为自己添置了3辆，挂着官方牌照的桑塔纳轿车，除此之外还有四个实体经济产业，从 娱乐 一直横跨到教育，凡是能赚钱的项目，几乎都被侯百万涉足个遍。
据统计，从倒卖文物，到实体经济盈利，再到非法所得，侯百万的资产已累计到了183万元人民币。
要知道那可是90年代初的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最多也不过百十块钱，而侯百万就已经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商业帝国”里，当起了土皇帝。
用侯百万自己的话说 ：“我只要在大街上随便冲一个漂亮女生招手，她就会主动送上门来”。
尽管这种话听着十分刺耳，可在那个年代的侯马市，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条深不见底的走私暗网， 能辅助许多走私文物的行家，将贩卖文物的魔爪，伸向香港乃至新加坡。
可话到此处，定会有人不解，为何那些见不得光的盗墓组织，却可以堂而皇之地集结成团，并形成武装力量，横行在山西的各个村头？原因有三。
其一，盗墓行为，繁琐且复杂，单独行动的人，难以在盗墓圈生存。
单凭勘察地形，到锁定目标，再到精准发掘，都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事，坦白点说，没有三五个人以上的组织，都不能称之为“盗墓”。
再加上没有精良的装备，和专业的防护知识，恐怕在挖土的过程中，不是就累趴了一片，就是过量摄入了有害气体，而中毒身亡。
其二，盗墓行为，需要八面玲珑的专业人士打通暗网经济。
在专业的盗墓组织当中，有精通行规的，有熟知风水的，有精通墓葬史的，还有有权有势的，他们要么能够精准地锁定墓葬位置，要么能为盗来的文物，打通海内外的买路，要么能为文物，在私自交易的过程中，扫除一切障碍。
他们之所以要有组织有纪律地聚集在一起， 完全是因为盗墓这种行当，脱离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随意发掘成功或产生利益。
其三，盗墓行为，挑战国家法律。
见不得光的勾当，自然要形成“自我保护”的意识，但光有团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武装起来的组织，就如同一颗易碎的鸡蛋，一旦遇到比自己更加强硬的组织，那么随时都可能面临被瓦解的风险。
因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将自己武装起来。可他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武器装备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靠走私得来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军工厂都属于国营企业，普通人是无法在国内得到军火供给的，因此他们便将目光， 锁定在暗网交易渠道上，那里黑暗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他们所走私的物品，也超出了一般人认知范围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那个治安环境相对落后，信息网络较为闭塞的年代。一些势力雄厚的地方组织，都能凭借自己强大的关系网，笼络到先进的盗墓装备和枪支。
毫不夸张地说，在90年代的侯马市，仅凭“候郭”两家的势力，就足以与当地警署正面火拼 。
正当侯百万，盛气凌人地横行在侯马市的大街小巷之时， 殊不知一场酝酿多时的抓捕行动，正悄然埋伏在他的周围。
那是1994年9月6日，临汾公安在提前摸清了侯百万的行程之后，便潜伏在其回城的必经路口，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可不知怎的，干警们一直蹲守到快中午，连侯百万的魂都没看见。
是作战计划暴露？还是侯百万为人谨慎，释放了虚假出行信号？后者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侯百万压根没有选择从大运路返回太原，而是绕道返回了侯马市，在得到此番消息之后， 侯马市的干警陈占山，火速出谋划策，用引蛇出洞这一招，将侯林山吸引至路西看守所。
可侯林山为人如此谨慎，又为何愿意冒险前往看守所呢？因为那里关押着他昔日的保镖孙亚林，那是他做梦都想解决掉的人，如今孙亚林已经被其想方设法丢进了监狱， 侯林山自然想亲自出面，争取为孙亚林谋个“死刑”。
自从侯林山踏进看守所的那一刻起，属于他的猖狂时代便就此落幕。而在此之前他从未想到，向来善于送他人入狱的狠角，如今却将自己亲手送进了警局。
有道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更何况都是同吃一碗饭的人，你掀了别人的桌子，最终自己也落到没得吃。
据侯林山交代，他 在侯马市本地盗掘了大大小小近14座古墓，其中还有晋国侯墓，虽然侯林山已经忘记了那些文物到底出自几号坑 ，也无法确定，贩卖的文物，是否是源自晋国时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盗掘过的古墓，大都被一些小规模的盗墓团体，接连扫荡过数遍。
尽管警方对于晋国候墓是否具备抢救的可能性保持怀疑，可当他们将这则消息传到考古学家那里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晋国候墓的存在，是每一位考古学家，都梦寐以求想要证实的宝藏。
当时在侯马市，进行抢救性行发掘的邹教授，在听闻此事之后，便第一时间按照警方的提示，寻找晋侯墓， 最后还是在他们标记的8号坑里，找到了晋国候第八代君主晋侯苏的墓坑，考古学家们惊喜至极，他们憧憬着有一天能够通过发掘晋国古墓， 能将晋国的 历史 重新溯源。
可当他们看见墓口散落在泥土里的木炭之时，心顿时凉了半截， 于此，只能痛心疾首地感叹道：“还是来晚了”。
没错是妥妥地来晚了，因为这座古墓，早在1992年8月，就被侯林山和郭秉霖那帮人扫荡一空，如今事发两年，还 有不少村民和小孩，拿着锄头对着墓坑刨个没完，且不说改写晋国 历史 ，怕是连墓室都不复存在。
就在考古学家，深恶痛绝地打扫着破败不堪的晋候苏墓时，却在一处不起眼的土堆里，打扫出了， 两个小型的青铜编钟，那两个编钟完整且精致， 表面上还有刻一些深浅不一的铭文，与以往出图的拓印铭文不同的是，这对我钟的上的铭文倒显得极为随意，好似随手雕刻上的那般。
可“编钟”之所以是编钟，是因为它大都是成套出现的，除了音色各不相同之外，连大小也不统一，如今只剩下这么两个不起眼的我钟，便不难猜测，那些成套的大编钟，或许早已落入他人之手，或者被炸成碎片，再或者已经流向海外。
可就在考古学家们为那些丢失的青铜编钟，而感到落寞之时， 香港考古学家张光裕教授，忽然向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传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香港坊间最近有一批青铜器要交易，其中有十四个青铜编钟”，马承源先生听罢，便开始着手搜寻资料，并试图在国内出土过的所有编钟当中，寻找相似的残余。
原本马承源老先生对这14件青铜编钟并不抱多少期望 ，因为市面上流通的完整编钟较少，且大多都是赝品，可当其看过香港方面传来的照片之时，又顿时陷入了沉思， 因为这组青铜编钟，与以往在湖北的出土的16件编钟，都不相同。
它没有刻板的浇筑工艺，也没有统一的铸造材质，就连外表上那粗犷的铭文，都好像是用刀子雕刻上去的，因此这套编钟在流落到香港坊间之时， 一直没有买家敢下手，甚至连一些古玩专家都直言：“再也没有比这套编钟更假的赝品了”。
可马承源老先生却不以为然，他为了摸清楚这套编钟的实际情况，便悄然无声地前往香港，并找到了存有那套编钟的坊间卖家。
当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编钟上的铜锈之时，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起来， 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认定，这就是一套货真价实的晋国编钟，就目前的工艺和铭文上来看，他甚至要比晋国存在的时间还要靠前。
出于对文物的保护，马承源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向店家透露有关编钟的任何实情， 只是简单地探寻过价格之后，便与香港中文大学考古系教授张光裕先生，商量着悄悄买下这批编钟，并带回上海博物院做仔细地研究。
同行得知马承源老先生如此疯狂地行为，都认为他精神失常了。 毕竟用单价6万块的价格，购买十四个仿制的赝品，着实有伤马老“青铜泰斗”的称号， 于是众人在匪夷所思的同时，也悄悄搬起了“小板凳”，并坐等着看马老先生的笑话。
待这批编钟运到上海博物院之后， 马承源老先生和一众考古学家，仔细剥离了编钟上的铜锈，并清晰地拓印出了编钟上所刻下的铭文， 可不看则以，一看便欲罢不能，没想到这幅笔迹拙劣的铭文，竟然描写着晋候苏得此编钟的来龙去脉。
可当考古学家们拓印到最后一片铭文之时，却发现这铭文不偏不倚，正好缺少一句结尾。莫不是这套编钟还有何遗漏之处？
为此，马承源老先生随即便联系了山西博物馆，并调出了关于晋侯苏的一切文物，可 这一查不要紧，直接证实了这十四个编钟，刚好与8号墓出土的两个我钟，同处一系。
原来这批编钟足足有16件，且每一件都有手工雕刻的铭文，这些编钟虽然看起来材质褒贬不一，可是排列在一起的音色，却近乎完美。
如今马承源老先生买回来的青铜编钟，已经成了上海博物院的镇店之宝， 而那两件编钟“小弟”，也成了山西博物院的镇店之宝。
论地位，这批青铜编钟，已经被列为重点保护文物，论价值，也早已超出了常人可估量的范围。
而那些嘲讽过马承源先生，并且坐等着看笑话的人，非但没能如愿，还学会了自我反省。
随着 科技 的不断发展，盗墓团伙虽然没了往日，招摇过市的土匪形象，但他们的作案手段和效率，却大大提升了不少。首先体现在盗墓“智能化”，他们不仅配备了红外线夜视仪、金属探测器、高能望远镜，和三维立体成像，还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员。
其次是盗墓 “集团化”，他们大都牵涉到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 从资金链的供给，到高级设备的采购，再到雇佣盗墓贼，再到最后的销售与分赃，都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产业“一条龙”服务。
难以置信吧？但这确实是现代盗墓集团的整体作案水平，然而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与日俱增的 科技 水平，只能为日益隐蔽的盗墓集团， 提供更加便捷的盗墓技术，却不能为出土文物的保护，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尽管这种对比显得极为残酷，可却是无法争辩的事实。
就好比定陵出土的600多件袍服，他们出土时质地柔软，色彩丰富，可因为没有更好地保护技术，使得这些衣服在出土之后，接连氧化，甚至出现一块块地黑斑 ，而为了清理这些黑斑，专业人员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使用既定的材料，从而导致文物直接出现不可逆转的皲裂，以至于到了消失殆尽的程度。
该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产生呢？不挖掘就不会有破坏，可考古人员不挖掘，也会有盗墓集团私下作案，除了商业开发和必要的城市建设，会被动地触及一些古墓之外，我国大部分的古墓，都是在盗墓贼的破坏下，抢救性发掘的。
近20年来，我国至少有20万座古墓惨遭黑手，而那些承载着我国 历史 文化的宝藏，却在那些盗墓贼的手中，成了“弯道超车”的致富手段。
所谓文物，乃是人类 社会 发展的见证，是国家和民族 历史 文化的缔造者，它们没有生命，也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归宿，可它们却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华夏儿女，又怎能为了一夜暴富，效仿“八国联军”，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肆意破坏和暗度陈仓？又怎能为了一时贪欲，不惜盗掘先人古墓 ？
有道是：“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做人不能忘记先人教训，也不能在先人奋斗过的土地上，为非作歹，否则那些将黑手伸进他人坟墓的人，终有一天也会“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