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先入者为主"。先接受的信息一定比后接受的信息对我们的影响更深，所以，一定要让"乐之"在先"，"知之"在后。
用今天的话说，好比家长辅导小孩学习，与其带他背书、做题，不妨先把课本扔开，在潜移默化当中培养他对学习的兴趣。有了浓厚的兴趣就好比上紧了发条，再也不需要别人督促了。
苏轼拿孔子举例，说孔子就属于先"乐之"，后"知之"的人。说起对儒家知识的掌握，孔子那些高徒都很厉害，未必就赶不上孔子，但是，在遭遇磨难的时候，有的人生气，有的人沮丧，有的人动摇，只有孔子依然故我。
这种差距从何而来呢?只在于这些高徒对儒家知识缺乏像孔子那样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孔子和高徒们的表现应该差不太多，但是，磨难是一块试金石，让所有人高下立判。
所以，很多人追随孔子，追随了一辈子，难道还有什么知识没有从孔子那里学到吗?当然不是，他们追随在孔子身边，只是为了能多受孔子的一点感染，让自己在理性上已经完全掌握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成为自己发自内心去热爱的东西。
苏轼的这些分析，如果翻译成阳明心学的术语，就是所谓"知行合一"、"真知必能行"，但苏轼讲得实在比王阳明清楚明白太多，也合情合理太多。蜀学的湮没无闻，确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宋哲宗元祐年间，困扰苏轼的除了洛蜀党争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的党争和人事纠葛。这就导致苏轼很难在中央继续立足，只能去做地方官了。苏轼颠沛流离的人生，又一次上路了。
从元祐四年春天，54岁的苏轼去杭州任职算起，苏轼人生最后的12年，基本上远离了北宋的政治中心，除了偶尔被调回京城，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而且，随着党争形势的恶化，苏轼越变越远，最远贬到了海南。
但是，苏轼的难能可贵在于，他既能写奔放超脱的诗词，也能脚踏实地做实事。他的地方官，做得相当不错。这一次，我们就来说说扬州市长任上的苏轼。
其实，比起做中央官来，做地方官是一件相当烦人的事，必须直接面对很多繁琐细碎的具体事物。似乎越是伟大的诗人，就越是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才干。
我们很难想象李白、杜甫能管理几千几万的劳工治水，或者做好人口统计，催收税款。这些俗物似乎只能消磨诗人的意志，和浪漫主义情怀水火不容。
但苏轼跟那些普通诗人很不一样。
苏轼在很多地方做过市长，行政风格和他的学术风格一样:近人情。所以，像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嫉恶如仇、明察秋毫这些通常被用来形容清官的词，通通和苏轼无关。
如果要在北宋找一位名臣，完全当得起上述褒义词，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一定是包青天。在中国的市井文化里，包拯可以说是太平时代里排名第一的文管典范。老百姓总会期待着，如果每一位官员都能像包拯那样，该有多好啊！
但一些有见识的儒家学者，偏偏有着另外的看法。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
首先我们应当知道，王夫之的学术水平和思想高度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他的道德操守也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把包拯和海瑞相提并论，说他们只会被愚昧的百姓追捧，其实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
王夫之对《易经》做过注释，他的《周易内传》就拿包拯举过例子。《易经》大过卦的九三爻是阳爻处在阳位，不是好事。
王夫之说:这表示领导急躁进取，却不体恤下面的人——包拯被重用的时候，有识之士所以担心他会危害国家，是因为包拯就属于这种急躁进取的人，根本不管手下的人能不能跟得上他。
为什么不近人情还能得到历朝历代无数百姓的仰慕呢?
因为老百姓是拿神的标准来想象包拯的。神不是人，当然不近人情。神无所不知，能力非凡，能对任何不当行为施加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能确保每个人都得到恰如其分的奖赏或惩罚。
但是，真实的包拯，毕竟只是人，不是神。人要想做到外科手术式的行政效果，既不可能，也会带来很严重的连带伤害。
苏轼做官的风格刚好跟包拯相反。苏轼近人情，包拯不近人情。苏轼会怎么做呢?以包青天的标准来看，他实在很让人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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