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光，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四哥。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标准的“理工男”，用现在的说法，有点学霸的意思。他为人严谨，不苟言笑，为此还闹过笑话。
1948年，党中央迁到西柏坡，王光美和刘少奇相识并结为夫妻。这时，王光美得知四哥王士光也在西柏坡附近，立即赶去探望。自从1938年王士光离家加入地下党，兄妹二人已经10年没有见面了。
兄妹重逢，互述离别之情，双方总感觉有说不完的话，王光美喜滋滋地告诉哥哥，自己刚刚结婚。王士光关切地问道： “是吗？太好了！我的这位妹夫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是刘少奇。”
王光美笑着轻轻地答道。一向做事稳重、心态平和的王士光却认为这是妹妹在捉弄自己，他有点生气：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别胡思乱想了！”“真的！就是刘少奇。”“你懂什么！那是党的领袖！以后不许瞎说。”
王光美哭笑不得，她知道哥哥是做技术工作的，有时候单纯的就像个孩子。
后来，王光美跟儿子刘源提起此事时，仍觉得很有趣： “多半你舅舅认为那完全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根本不信，不听”。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1915年生于天津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王治昌，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做过北洋政府农商部的总长；母亲董洁如，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夫妻二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
王士光从小就聪明好学，特别喜欢研究无线电。很多小孩把父母给的零花钱，都用来购买糖果和零食，王士光却把零钱积攒起来，用来购买无线电器材和零件。有一次，他还以看电影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他还自己设计图纸，把家里的收音机改装成电台。后来，王士光干脆从“北大”物理系，转考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对于王士光的学习兴趣和爱好，父母从不干预，反而持支持和鼓励态度，这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一定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王家的几个孩子均是如此：长女，王光美，辅仁大学毕业，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女硕士；次子，王光琦，清华大学毕业，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硕士，民国政府经济顾问；
三子，王光超，协和医科大学毕业，著名皮肤科专家；六子，王光英，辅仁大学毕业，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他的几个子女，在各行各业也均有建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王士光在校期间和俞启威（又名黄敬，建国初期任天津市市长，俞正声之父）成了好朋友，俞启威也是出身豪门，堂叔俞大维是是国民党兵工署署长（后任交通部长、国防部长，蒋经国的亲家）。
俞启威是早期天津天津地下党重要骨干，在俞启威的引领下，王士光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士光痛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久，在俞启威的介绍下，毅然加入了中国***产党。
一天，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姚依林找到王士光，通知他，组织上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他。在交代任务前，姚依林先问了他三个问题： 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 王士光笑着回道： “我是‘三无’分子，什么时候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我才结婚！”
姚依林听后很高兴，他进一步交代工作：组织上要在敌占区设立一步秘密电台，考虑到王士光在无线电方面的特长，决定由他负责此事。但是，现在日为特务活动猖獗，他一个人工作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组织上给他配了个女助手，对外假称是他的妻子，二人以夫妻的名义掩护真实的身份。王士光愉快地答应了： “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姚依林领来了一位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年轻的姑娘。王士光一见，吓了一跳，脱口而出： “这么小！你几岁了？” 小姑娘倒是落落大方地伸出了右手： “我叫王新，今年17岁了！”
姚依林向王士光介绍了王新的一些情况：王新，原名王兰芬，父亲是东北军陆军中将王瑞华，曾经担任东北讲武堂教育长。王新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别看她年纪小，党龄比王士光还早。原计划王新即将奔赴延安，去“抗大”学习，此时，接到潜伏任务，她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
王新笑着对王士光说： “我今天特意穿了件有点‘土气’的蓝布旗袍，想把自己打扮得‘老气’一点，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
姚依林提醒他们，敌人非常狡猾，稍有疏忽就可能被发现。今后，你们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居家生活，各个细节都要注意。
王士光和王新按着组织的要求，分头做了准备：王士光留起了背头，还打了发蜡，身穿一套姚依林为他准备的裁剪得体的西装；王新一狠心，剪掉了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烫了一头时髦的“波浪”发。
组织上在英租界给他们租了一套公寓，这里离英国兵营很近，英国人频繁的电台信号可以为他们的电台作掩护。姚依林从根据地找来一位姓潘的烈士家属扮作王士光的母亲，潘大娘还带来了一个男孩，装扮成王士光的弟弟。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口之家组成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祥市场一家电料行做技师；妻子叫黄慧，和婆母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小叔子。
为了不引起房东的怀疑，“小两口”借口丈夫得了肺结核，目前只能分床而居，在婚房里摆了两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一张八仙桌和四把椅子，王新称它们是“黄河”，以此作为两人的分界线。王士光把电台巧妙地伪装成收音机，刚开始，使用的是美国产的发报机，但是它的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后来，王士光把家里自己组装的电台拿来，才解决了问题。
每当深夜来临，王士光家里就像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剧情一样，用厚厚的窗帘把窗户遮挡得严严实实，再把电台用毛毯包裹起来，然后向党中央、根据地发报。王新在一边负责抄稿、记录。
他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是邓宋支队司令部的电台。这支部队由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对方很快就发来 “QSA一5”,表示信号很好，王光杰也用“RO K ”回复，以说明接收完毕。
地下潜伏工作是很危险的，王士光和王新设计了一套安全信号：每当王士光下班回家时，只要看见“妻子”在阳台上跳绳，就会明白家里是安全的。有时候，他回到家，也会陪“妻子”玩一会
跳绳，这个时候，是王新最开心的时光。
一次，王士光突然发起了高烧。王新就像真正的妻子那样，烧水煎药，精心照顾，还出色地代替他完成收发报工作，这让王士光非常感动： “没想到你年纪这么小，还是娇小姐出身，真是太能干了！” 王新听后，脸上泛起了红晕。这件事悄然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
两个人的感情得到升华，还是在一次遇险中。
一天晚上，王新发现有几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不时地对着她家的窗户指指点点。长期的潜伏经验告诉她，可能有“情况”。她和王士光立即带着电台，从后门离开。二人来到一家旅馆，商量下一步对策。此时，王士光考虑的是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电台和王新的安全；而王新考虑的是王士光是电台负责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证王士光的安全。
当两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彼此是那么的在意对方，此时，两个人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终于有一天，快人快语的王新问王士光： “老姚他们都问过你了，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 王光杰大胆地说： “因为有了你。”
“那你还等什么？还是怕羞不肯说。” 王新步步紧逼。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 ” 王士光红着脸说。
1938 年12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这对假夫妻结为真正的革命伴侣，从这时起，他们携手***同度过了65个春夏秋冬。
一年后，日伪势力渗入英租界，形势日益严峻，上级党组织决定停止电台工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士光和王新潜伏的这部电台，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姚依林的女儿回忆： 在当时著名的“冀东暴动”中，这部电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王士光王新夫妇被调往平西抗日根据地接受新的任务。并正式更 名为王士光和王新，被同事们称作“大王”和“小王”。大王担任晋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小王在各地开展妇女工作。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就此失去了联系。王士光与妻子失去联系后，一度情绪失落。他把对爱人的思念化做工作的动力，不久，王士光调到八路军前总通信科材料股任股长。
王士光是电讯方面的“奇才”，早在学生时代，他就能自己组装电台。为了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无线电台，王士光带领全股30多名同志，研制出了电子交连式线路组装电台发信机。在装机过程中，他们不断改进工艺，提高技术质量，1945年上半年小批量生产后定型，成为当年八路军自制的高性能无线电台。它的体积只有枕头包大小，重量只有7公斤，功率达到15瓦，比当时的日式、美式电台还实用。解放战争中，从上党战役到平汉战役，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到决战淮海，从解放南京到进军大西南，这种电子交连式电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子交连式电台小批量生产成功后，王士光组织大家扩大生产，相继生产近百部，为解放战争初期的防御作战提供了良好的通信装备，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赞扬。
1947年，华北局机关报以《人民的电机工程师——模范电讯技术员王士光》为题，作了特别报道。 文中称王士光为“电讯大王”。从此，“电讯大王”的名声越来越大，远在延安的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曾经为通信兵的题词：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这不仅仅是对通信兵的肯定，更是对像王士光这样的电讯英雄的赞誉。
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王士光 “特等功臣”奖旗和 “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一转眼，王士光和王新分别已经8年了，这期间，王士光曾经托人到东北局去打听，得知有5个名叫王新的***产党员。不久，甚至传来了王新牺牲的消息。
战争年代，这种事也是司空见惯的。当时，王士光三十几岁，个子高大、长相英俊，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又有“电讯大王”的美名，追求他的大有人在。一位模样漂亮的女老师向他表白，得到的回复却是 “目前暂不考虑” 。
也许是上天眷顾他和王新的这份感情，终于有一天，他和王新见面了。
原来，王士光的模范事迹登上了解放区的报纸，王新得知了丈夫的消息后，从东北的牡丹江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太行山。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竟然出奇的平静，只是相互端详着对方，足足有好几分钟。过了一会，王士光说： “我可以抽烟吗？” 从来不抽烟的王新回答道： “我也想抽一支烟！”
建国后，王士光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主要负责为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中国国防重点工程提供了测控设备，为舰艇、坦克、火炮等常规武器提供了配套电子设备，军事通信、电子对抗等装备的科研开发，取得了从基础元器件到新的成套设备的大量成果，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士光受到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被打入监狱。
王士光的外甥，刘源上将曾经说过： “舅舅是因为与我父母的
亲戚关系，让他倒了大霉：批判斗争、审查检讨，没完没了。”
在刘源印象里，舅舅王士光从未借助父亲刘少奇的关系谋利。甚至，到中南海探望自己的母亲董洁如时，他也从来不找刘少奇夫妇。王光美甚至觉得哥哥总是躲着自己。
不过，在监狱里，王士光也没闲着。从1973年3月开始，他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开始在监狱里撰写书稿，内容包括雷达、电子对抗和集成电路等等。1975年4月7日出狱，这些书稿***计70万字，订了39本。
上个世纪80年代，江泽民任电子部部长，在他的提议下，年过七旬的王士光，作为特例，仍被留任为电子部总工程师。
王士光不负众望，组织开发研制了一批新型雷达、导航、通信和计算机等装备，组织了自动化防空系统、通信卫星电子系统、“三七工程”等大型系统工程的实施。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他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离休后不久，王新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像孩子一样寸步不让王士光离开。有时候，她的病情发作起来，经常摔东西、骂人，可是王士光总是默默地包容一切。
由于王新酷爱鲜花，王士光更是在庭院里种上10多棵月季。起初，女儿王更买来的品种只有淡粉色和艳红色，王士光专门要求加上黄色和白色等多种色彩。
隔上几天，他就会挑选最艳丽的花朵剪下来，送到王新面前。这时，王新就会像孩子般兴奋地拍起手来。此时的王士光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手不知道被花刺扎过多少次，但他依然欣慰地笑着。
即便在病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为了替王新填写单位发的一张履历表，身体已经相当虚弱的王士光依然艰难地坐在沙发上，用颤抖无力的手，坚持写了1个多小时。
2003年，王士光走完了他那光辉和传奇的一生，享年88岁。
失去了亲密爱人的王新，时常坐在轮椅上发呆，她已基本上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不过，当有人趴在耳边，大声说出 “永不消逝的电波” 几个字时，一直面无表情的王新，脸上会透出一丝微笑来。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谨以此文，向那些为祖国解放事业默默奉献的英雄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