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拜伦雪莱却遭家庭逼婚
1922年7月，洪灵菲以甲等第六名的优异成绩从金山中学毕业。父亲本来希望他找个小学教师的职位，而他坚持继续读书，当年8月，他踏上了到广州读书的道路，成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的一名学生。
新的环境，尤其是新的语言，在洪灵菲面前展现了一片新天地。入学不久，他就开始读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故事集》）这样的外文书籍了，接着又开始读莎士比亚的原著。除了莎士比亚，他还对拜伦和雪莱的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们的诗歌中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奔腾澎湃的激情，以及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都使洪灵菲的内心世界发生着变化。在他的书籍上，以及给朋友们的书信里，他把署名改为“拜伦·洪灵菲”或“拜伦·阿洪”。
1923年春，许美勋在汕头《大岭东日报》刊登启事，发起组织潮汕最早的新文学社团——火焰社。洪灵菲在广州见到启事，写信与许联系，参加了火焰社。火焰社的社刊《火焰》，作为《大岭东日报》的附刊出版，洪灵菲常常向《火焰》投稿，在上面发表了一些旧体诗。
那年寒假，洪灵菲尝试给报刊写稿，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为《一个小人物死前的哀鸣》，投给香港报纸，结果刊登出来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父母为洪灵菲定下了一门亲事。女孩叫黄婵英，是周边村庄的女孩，目不识丁。洪灵菲当时已心有所属，他几经抗争，但其家人终以断绝关系和经济来源相要挟，无奈之下他终于回家与黄成亲。之后他除了几次短暂的回家外，很少与黄婵英相见。
大革命失败后辗转漂泊
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激荡着革命的浪潮。作为一名渴望自由平等理想社会的青年，洪灵菲很难置之度外。渐渐的，他藏起因受挫的婚姻与爱情的失落带来的苦闷，投身革命。
1924年11月，他就读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与法专、农专等校合并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员许苏魂。许苏魂是潮安人，以老乡关系为纽带，洪灵菲与同学戴平万等人在广东大学的学生中组织起了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在广州的学生运动中有声有色。1926年，经许苏魂的介绍，洪灵菲加入了中国***，并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工作。
这一时期，洪灵菲还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革命伴侣——秦静。秦静从潮州故乡来到广州，考入了何香凝主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毕业后，秦静分到海外部担任文书，并由洪灵菲介绍加入中国***。1927年3月2日，两人在广州举行了婚礼。洪灵菲一直主张革命与爱情并重，婚后两人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作为爱情的见证。在照片的背后，洪灵菲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
然而，甜蜜日子没过多久，4月12日，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几天之后广州也陷入了腥风血雨，洪灵菲也在被通缉的名单中。在4个月的时间里，他从广州到香港，从香港回汕头，然后是新加坡、暹罗（今泰国）。这期间，他东躲西藏，在香港被拘捕，在新加坡栈房挨过饿，在湄南河上漂泊……饱尝辛酸苦楚。
寻找人生方向创作《流亡》
1927年秋，洪灵菲与戴平万回到上海，听到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听说起义军向汕头转移，他们便前去投奔。当他们赶到汕头时，起义部队已经散去。寻找起义部队而不得，洪灵菲又一次幸运地逃脱了险境，他在庆幸中又感到迷茫：革命的出路在哪里？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在返回上海的途中，他突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他以自己过去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开始了自传体小说《流亡》的写作。
在小说《流亡》中，洪灵菲从广州的“4·15”大屠杀写起，一直写到追随起义部队进入潮汕，却扑了空，不得不再次流亡。主人公沈之菲最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看清了社会的丑恶与黑
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要消除这种状况必须经过革命，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最后，沈之菲悄悄离开家庭，踏上了流亡的路途，“去为着人类寻找永远的光明。”
洪灵菲只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10万字的作品。1926年3月，郁达夫到广东大学任教，洪灵菲常去听他的课，据说洪灵菲得到郁达夫的赏识，两人很聊得来。就在《流亡》收笔之时，洪灵菲遇到了来上海的郁达夫，郁达夫不仅为《流亡》作序，还向上海现代书局老板卢芳推荐了这部书稿。
这本书经现代书局出版后，在国内各大城市和南洋一带销路甚佳。洪灵菲这个名字也不胫而走，在上海文坛有了一点名气，渐渐地有书店向他约稿了，他凭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在上海扎下脚跟。
“流亡三部曲”奠定文坛地位
当时，洪灵菲与戴平万等五六位来自潮汕的革命青年挤在上海法租界一间十多平米的小房间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洪灵菲要承担起这个“大家庭”的经济重担。《流亡》的写作，打开了洪灵菲创作激情的阀门，他以一种非凡的热情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每天早上4点起床，铺开纸笔开始写作，到8点钟别人起床时，他通常已经写出5000字了。
紧接着，洪灵菲开始了长篇小说《前线》的写作，时代背景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小说主人公霍之远，是一位在国民党党部工作的***员，他一边为革命奔忙，一边在情场上角逐，私生活颇为出格。但是，在反对派大屠杀的危急关头，他却挺身而出。在霍之远的身上，其实浓缩了大革命时期无数革命青年的共同特征，写出了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思想转变轨迹。
《前线》之后，洪灵菲又开始了第三部长篇小说《转变》的写作。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五四”落潮到北伐战争期间。主人公李初燕，是个从城里回乡复习功课备考的中学生，却与寡居在家的二嫂秦雪卿生出了感情，回城读书，又与同学之妹张丽云相恋，父亲却逼迫他与一个素不相识的村姑结婚。婚姻不能自主，爱情受挫，使他感受到家庭的冷漠、社会的残酷，经过一番苦闷、怨恨与抗争，最后在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中离家出走，走上革命道路。
这三部小说的风格非常近似，采取了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爱情”的模式。韩山师范学院的郑群辉认为，这种“革命+爱情”的模式，在内心和时代上造成的种种矛盾，都是时代的真实反映，今天不必过于苛求和指责；相反，“洪所描写的这些人物最终都从沉沦中挣扎出来，走向革命，革命终于战胜沉沦，这一洪灵菲特有的主题，倒是值得我们大为赞赏的。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小说对那个时代的有志于革命的青年起着一种多么大的支持鼓励。”这一看法也印证了洪灵菲本人的一句话：“革命尽管处在低潮，但我们手中有一支笔，能使革命在另外一个方面蓬勃活跃起来。”
至于《流亡》等作品的艺术价值，阿英当年就撰文指出：“洪灵菲有一种力量，就是只要你把他的书读下去一章两章，那你就要非一气读完不可。”他对洪灵菲的评价是：“在现代文坛上，是不可多得的。”
后来，人们把《流亡》连同《前线》、《转变》三部小说合称为“流亡三部曲”。这三部小说是洪灵菲的代表作，有人还称之为“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作”。这三部小说，都是以中国革命的重大事件为题材或背景，其中包括从“五四”落潮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以及“4·12”政变，反映大时代的历史洪流。1934年，这3部长篇小说被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查禁。
洪灵菲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1927年下半年至1929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写成的。除了“流亡三部曲”和部分短篇小说外，还有新诗和文艺论文，累计上百万字。当时，蒋光慈就称赞洪灵菲是“新兴文学中的特出者”。
当选“左联”七名常委之一
1928年1月，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发起成立太阳社。经郁达夫的介绍，洪灵菲认识了钱杏邨等人，与戴平万一道参加了太阳社，并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当年5月20日，洪灵菲与杜国庠、戴平万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另一个文学社团——我们社。已经参加了太阳社，为什么还另外成立一个我们社？学者段从学研究发现，不仅所有的成员都是潮汕人，而且都是***员，因此认为，“我们社应党组织为了平息太阳社与创造社之间的争论，建立革命文学的统一战线而建立的一个新型文学社团。”社刊《我们月刊》的“卷头语”提出要发出“我们的战鼓的声音”，并写道：“那声音虽然一些儿也不美妙，也不温柔；也许会破坏所谓平静，破坏所谓安宁；然而，那已经够伟大了！那声音给同情我们者以流血的启示，给背叛我们者以灭亡的象征！”
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等“既成作家”之间爆发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造成了左翼文艺队伍的涣散。在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共***的干预下，左翼文艺阵营的内部之争才告结束，并酝酿成立一个新的进步文艺组织，这便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简称“左联”）。1930年初，洪灵菲参与了“左联”的筹备工作。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市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出了由7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洪灵菲当选为常委之一，其他6人是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
“左联”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在报刊上开展深入的讨论，使文艺大众化逐步成为文学运动。洪灵菲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大众化’是普罗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普罗文学，假定没有获得大众的理解和爱护，这是一种很重大的损失。要使普罗文学为大众所理解和爱护，‘大众化’这个问题便非马上提起来不可了。”
洪灵菲被称为“彗星式的高产作家”。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洪灵菲还创作不辍，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在木筏上》、《在洪流中》、《归家》，以及中篇小说《大海》，这些都体现了洪灵菲本人的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在这些作品中，劳苦大众取代知识分子变成主角。
尤其是比蒋光慈的长篇小说还早一个月问世的《大海》，被学者杨义视为“洪灵菲创作道路的重大转机”，“洪灵菲开始跳出20年代后期革命浪漫蒂克的漩涡，而向30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进取了。”《大海》的主人公是南方农村的三个酒友，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激荡着“水浒气”，书写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破产，农民的烦愁愤怒情绪，以及自发反抗的失败结局；下部写数年后这个南方村庄经过大海一般的咆哮后，农民当家做主、改天换地的新气象。杨义说：“自《大海》以独特的人物性格来显示历史的壮阔进程的艺术手腕而言，洪灵菲已走进左翼文学开始成熟的门坎了。”
不幸被捕遭秘密杀害
“左联”成立后，洪灵菲的工作更忙了。他经常深入到工人、大学生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在这期间他在大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创办工人夜校，并亲自上课。
到1930年下半年，他几乎全部放弃了写作，把精力投入到党的工作中。他担任过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沪西区委的工作。1931年“9·18”事变后，上海成立中华反帝大同盟、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包括1932年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洪灵菲也分别担任这些组织的***之一。
洪灵菲频繁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上海《申报》登出了对洪灵菲的通缉令。这是自《中央日报》后刊出的对他的第二次通缉令。面对险恶的环境，中共党组织随即将其转入地下，后来考虑到他的身份暴露，已不宜留在上海。1933年2月，洪灵菲调到北平，担任中共中央驻北平全权代表秘书处任秘书，负责管理华北6省党的重要文件。
由于叛徒的告密，1933年7月26日洪灵菲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在狱中，他经受了敌人的威逼利诱，没有吐露党的任何秘密。他被捕后，一些进步人士向国民党发出抗议，要求释放洪灵菲。他的岳父、潮州知识界名人秦昌伟也筹集巨款，希望赎他出狱，得到的答复是：“此人死不悔悟，毫无回头之意，赎不得。”
最后，洪灵菲被秘密押解到南京，1934年初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